论探索从严治党规律

邹谨++李敬煊

[摘要]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是总结从严治党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是适应从严治党新形势和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的需要，也是推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我们党对从严治党规律的基本认识主要体现为：自律是从严治党的基本前提，制度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监督是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法治是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改革是从严治党的重要动力，全面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严格是从严治党的精髓和灵魂，特色是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进一步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善于总结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积极吸取其他国家政党治理的经验教训，并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与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从严治党；从严治党规律；政党治理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3-0034-08

[收稿日期]2016-09-12

[基金项目]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研究”（15ZDA001）；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习近平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研究”（15JD710001）；2015年度湖北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中师范大学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项目“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建设理论与实践创新研究”（DJ1502）。

[作者简介]邹谨（1980-），男，四川宣汉人，讲师，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建研究；李敬煊（1965-），男，湖北武汉人，博士，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党的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恽代英研究中心主任，湖北师范学院“彩虹学者”，主要从事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是中国共产党提高从严治党水平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严治党有其自身规律，对我们这样一个老党大党来说，从严治党更有其自身规律。”[1]系统地研究从严治党规律问题，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探索从严治党规律的必要性

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具有必然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是总结我们党从严治党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从严治党，是我们党的一贯要求，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就坚持从严治党，长期保持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提供了重要保障。但后来在从严治党方面出现了严重曲折，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之所以出现严重曲折，根本原因就在于对从严治党规律尤其是执政党从严治党规律缺乏深刻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从严治党规律进行了探索，适应了革命党从严治党的需要。但对执政以后应该如何从严治党，我们党还缺乏经验，对执政党从严治党规律缺乏深刻认识。1960年6月，毛泽东在《十年总结》中指出：“我们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盲目性，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2]（P300）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是如此，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也是如此。当时，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条件下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还远远不够，导致在从严治党过程中出现了严重曲折。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逐步对从严治党规律有了进一步认识，从而使从严治党走上了正确轨道。中国共产党90多年来从严治党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探索和遵循从严治党规律，从严治党才能顺利进行，违背了从严治党规律，就会受到惩罚。

第二，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是适应从严治党新形势的需要。党的十八大强调：“新形势下，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3]这“四大考验”“四大危险”要求我们党进一步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求我们党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进一步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习近平指出，“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1]。要适应从严治党新形势的需要，就必须努力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只有努力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才能不断提高从严治党的水平，才能使党经受住“四大考验”，规避“四大危险”。

第三，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需要。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党建科学化的命题。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将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建设的主题。党的建设科学化具有全面性，涵盖了党的建设的各个领域、各个层级和各个环节，实现从严治党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要内容之一。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关键在于探索和遵循党的建设规律。只有按党的建设规律办事，才能谈得上党的建设科学化。从严治党规律是党的建设规律的一部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必将有利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

第四，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是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需要。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地位，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均以它为根本政治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党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确定的战略目标，这一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只有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改革本质上是利益格局的调整，全面深化改革，关键在于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全面从严治党。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员干部始终为广大人民谋利益，带头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更加坚定的决心带领人民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也必须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保障。习近平强调：“干部在推进依法治国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4]全面依法治国要得到有力推进，关键在于党员干部发挥带头作用，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要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而要发挥好全面从严治党对其他三个“全面”的政治保障作用，就必须全面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不断提高全面从严治党水平。

二、我们党对从严治党规律的基本认识

习近平指出：“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不断总结自己正反两方面经验，也积极借鉴国外执政党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认识到了一些从严治党规律，这些都要继续运用好。”[1]我们党在从严治党的长期实践中，对从严治党规律进行了积极探索，形成了对从严治党规律的基本认识。党对从严治党规律的基本认识，主要体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第一，自律是从严治党的基本前提。毛泽东指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5]（P302）。推进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内因与外因的有机统一。推进从严治党，首先必须注重党员干部的自律。江泽民指出：“对领导干部严格要求、严格管理，要同领导干部自觉地严格自律结合起来。内因是事物变化的决定性因素。建立在我们党的党性基础上的严格自律，对每位党员干部的进步和提高起着决定性作用。”[6]（P499-500）习近平强调：“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1]从严治党要取得好的效果，首先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做到严格自律，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增强党性修养。严格自律，就要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思想教育，引导他们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权力观，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第二，制度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邓小平明确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7]（P333）。江泽民强调，对党内已经确立的制度要严格执行，同时，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健全各项制度，形成一套从严治党的制度和机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要增强制度执行力，制度执行到人到事，做到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1]，“要坚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执行制度没有例外，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和权威性”[1]。良好的制度是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推进从严治党，关键在于建立健全从严治党制度体系，并严格按照制度办事。

第三，监督是从严治党的关键环节。推进从严治党，离不开监督。坚持从严治党，就必须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和普通党员参与从严治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其监督作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通过发扬民主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对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8]（P529）。邓小平指出，监督主要包括党、群众、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监督，“有了这几方面的监督，我们就会谨慎一些……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了也不好。一怕党，二怕群众，三怕民主党派，总是好一些。谨慎总是好一些”[9]（P271）。推进从严治党，既要加强党内监督，又要加强党外监督，尤其是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习近平指出，“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从严治党必须依靠人民”[1]，要“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1]。推进从严治党，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努力畅通建言献策渠道和批评监督渠道，从人民群众中汲取从严治党智慧，并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监督作用。

第四，法治是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建国初期，毛泽东在从严治党过程中就主张依法打击腐败分子。他指出：“一切贪污行为必须揭发，按其情节轻重，给以程度不等的处理，从警告、调职、撤职、开除党籍、判处各种徒刑，直至枪决。典型的贪污犯，必须动员群众进行公审，依法治罪。”[10]（P208）但由于受人治思维的影响，毛泽东最终未能将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导致将人治作为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使从严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误入歧途。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提出“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11]（P177），主张“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7]（P146），将法治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邓小平提出“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11]（P379），并强调反对腐败“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11]（P379）。党的十五大明确将依法治国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为从严治党走上法治化轨道提供了根本方向。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法治方式逐渐成为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将法治方式作为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就是要崇尚宪法法律以及党内法规的权威，坚决按照宪法法律以及党内法规来从严治党。尤其是在全面依法治国和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过程中，更要将法治方式作为从严治党的基本方式，并充分发挥全面依法治国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推动作用。

第五，改革是从严治党的重要动力。改革是从严治党的关键一招，是从严治党的重要动力。从严治党，必须有一个良好的体制。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深刻認识到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诸多弊端，认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7]（P327）。这些弊端，严重妨碍了从严治党的进行。要推进从严治党，就必须大力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还要进行经济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而为从严治党提供良好的体制环境。还应看到，随着我们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原有的从严治党的体制机制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需要，也必须对之加以改革。江泽民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方位已发生重大改变，已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12]（P536）和“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12]（P536-537）。党的历史方位的变化，要求我们积极推进从严治党体制机制创新，为从严治党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第六，全面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江泽民指出：“落实从严治党的方针，不是一时一事的要求，必须全面贯穿于党的思想、政治、组织、作风、纪律和制度建设的各方面工作，切实体现到对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等各个环节中去。”[6]（P498）习近平明确提出并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是从严治党的基本要求。推进从严治党，必须努力做到全面，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一是从严治党要涉及所有党员和党组织。在从严治党上，任何党员和党组织都没有例外。从严治党，首先必须抓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江泽民指出：“在从严治党中，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大量事实说明，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有说服力，才能把从严治党的各项工作做好。”[6]（P499）同时，从严治党不仅涉及领导干部，还涉及到广大基层党员。从严治党既要中央发挥带头作用，又需要地方各级党组织积极广泛的参与。二是从严治党要贯穿于党的建设总布局的各个方面。反腐败是从严治党的基础工程和首要内容，坚持从严治党，必须从严治理腐败。但治理腐败只是从严治党的一个方面，从严治党应体现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各个方面。三是从严治党要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讲，我们党90多年的历史，就是从严治党的历史。过去要从严治党，现在要从严治党，将来仍然要从严治党，而且要不断加强。

第七，严格是从严治党的精髓灵魂。坚持从严治党，关键在于严字当头。针对上世纪80年代少数党员干部参与经济犯罪的情况，邓小平坚决指出：“刹这个风，一定要从快从严从重”[11]（P403），“刹这股风，没有一点气势不行”[11]（P403），“要严，不能松松垮垮，不能处理太轻了”[11]（P403）。江泽民指出：“对同志要有必要的宽容，但不能放弃原则。严是爱，宽是害。” [12]（P28）习近平进一步强调：“从严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保障。我们共产党人最讲认真，讲认真就是要严字当头，做事不能应付，做人不能对付，而是要把讲认真贯彻到一切工作中去，作风建设如此，党的建设如此，党和国家一切工作都如此。”[1]“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1]推进从严治党，必须坚持严字当头，将严的要求认真贯彻到党的建设各个方面，尤其是要严肃党的纪律。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严格守纪律、讲规矩，对违反党的纪律的人，无论是谁都必须严肃处理。

第八，特色是从严治党的根本遵循。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国情出发，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彰显出中国特色。1982年邓小平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1]（P3）的伟大命题，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这一旗帜“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旗帜”[13]，它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根本指引作用，而且为我们党推进从严治党提供了根本遵循。由于我们党的特殊党情，从严治党必须从我们的党情出发，使我们党在从严治党方面形成自己的特色。推进从严治党，要把马克思主义与我们党从严治党的特殊实际相结合，走中国特色的从严治党道路。2007年中纪委在党的十七大上作的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坚定不移地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14]（P53）。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是中国特色从严治党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反腐倡廉道路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对走中国特色从严治党道路的初步认识。走中国特色从严治党道路，要将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与我们党的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从严治党思想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从严治党理论。中国特色从严治党理论由党的历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从严治党的正确思想观点构成，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则是中国特色从严治党理论的最新成果。走中国特色从严治党道路，要坚持和完善党的建设制度，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从严治党制度体系。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并逐步建立健全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构成了中国特色从严治党制度体系的基本内容。

三、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认识的基本途径

我们党对从严治党规律的已有认识成果，必须在今后从严治党的过程中加以充分运用。但对从严治党规律的探索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指出：“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认识过程中逐步地完成的。”[2]（P198）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也必然会经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同时，在从严治党过程中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正如习近平所指出：“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的不断变化，影响从严治党的因素更加复杂，提出了很多新课题。”[1]要解决从严治党面临的新课题，就必须不断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要不断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应当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努力。

第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毛泽东指出：“认识过程中两个阶段的特性，在低级阶段，认识表现为感性的，在高级阶段，认识表现为论理的，但任何阶段，都是统一的认识过程中的阶段。感性和理性二者的性质不同，但又不是互相分离的，它们在实践的基础上统一起来了。”[5]（P286）“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5]（P291）。在探索从严治党规律的过程中，我们要坚持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有机统一，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围绕从严治党积极开展调查研究，从实践中获得对從严治党的感性认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分析，透过从严治党的现象抓住其本质。毛泽东还指出：“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2]（P321）这就要求我们用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成果去指导从严治党的实践，使之在实践中加以检验，从而不断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

第二，要善于总结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实践经验。一方面，要善于总结我们党从严治党的历史经验。我们党一贯重视从严治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为我们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提供了宝贵资源。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开发和利用这一资源，从而不断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另一方面，要善于总结全面从严治党的新经验。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大力推进，使从严治党在深度和广度上得到新的发展。我们要在全面从严治党的过程中，不断总结其新经验，使我们对从严治党规律有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把握。

第三，要积极吸取其他国家政党从严治党的经验教训。要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我们主要应立足于总结我们党自身从严治党的经验，但光是总结自身经验还不够，还要善于吸取其他国家政党从严治党的经验教训。习近平强调，要“把总结自身经验和借鉴世界其他政党经验结合起来”[1]。一方面，要借鉴其他国家包括西方国家执政党从严治党的成功经验。西方国家从严治党的某些成功经验，我们要努力借鉴，以便为我们探索从严治党规律服务。但是，必须从我们党的实际出发，对西方国家政党从严治党的经验加以批判吸收，坚决反对照搬其从严治党理念和模式，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从严治党道路。另一方面，要吸取苏东国家共产党从严治党的教训。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巨变的发生，与这些国家共产党未能从严治党存在紧密联系，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教训。我们要深刻总结其教训，并在此基础上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把从严治党提高到新水平。

第四，要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与探索其他重要规律有机结合起来。从严治党规律与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存在有机联系。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必须与探索这些规律有机结合起来。一是要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与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结合起来。我们党是执政党，要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就必须弄清共产党执政规律，明确党应该如何执政。只有弄清共产党执政规律，才能更好地认识从严治党规律。二是要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与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结合起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目的是要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水平，制约着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水平。我们党以往在从严治党方面出现的曲折，与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不够直接相关。要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就必须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三是要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与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结合起来。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目的是弄清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认识一般规律与认识特殊规律相辅相成。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一般规律，从严治党规律是特殊规律。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有利于深化对从严治党规律的认识。四是要将探索从严治党规律与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结合起来。我们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从严治党有机统一。探索从严治党规律，就必须认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使从严治党服务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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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1）.

[4]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领导干部要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带动全党全国共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N].人民日报，2015-0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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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邓小平文选（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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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鄧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江泽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13]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1）.

[14]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朱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