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用供给侧改革引导消费文化健康发展

[摘要]供给侧改革是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供给、需求的联动改革，其实质是一场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文化，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必然会引起消费文化的螺旋式上升。运用供给侧改革理论来研究消费文化是充分尊重和运用生产方式和消费文化辩证关系的体现。当前中国社会需要充分利用供给侧改革，通过鼓励创新、“去产能”、培育新兴产业和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等措施，消解当下消费文化中异化的部分，实现对消费文化的辩证扬弃。

[关键词]供给侧改革；消费文化；消费文化产品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6）10-0046-08

自2015年11月中央高层首次提出供给侧改革以来，“供给侧”这一颇具学术范儿的经济学名词迅速成为学界、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焦点。对于供给侧改革，有一些不够全面的理解，如有人简单、孤立地从供给方面来认识供给侧改革，或将其放在“需求侧”的对立面来看待，等等。实际上，供给侧改革并非只看供给而罔顾需求，也并非要走到需求侧管理的对立面，并非要降低投资、弱化出口、抑制消费，而是要通过供给侧结构调整来规范投资、优化出口和引导消费。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侧管理所积累问题的集中矫正，是新的条件下对需求侧的规范和引导。

一、供给侧改革影响消费文化

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文化，生产方式的变革推动消费文化的变迁；消费文化体现生产方式的性质与效率，消费文化的变迁反映并反作用于生产方式的转型。在这对辩证关系中，生产方式对消费文化的决定意义是主导。

我们可以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之间的历史变迁来说明这一关系。马克思指出：“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1]（P374）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通过生产要素数量的集中和协调运行，一方面体现劳动过程转化为社会过程的历史必然，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消费文化由封建农耕文明转向工业城市文明。由于资本家的所得大量增加，成就了其对传统贵族奢侈性消费的模仿，成为“有钱有闲阶级”，而工人的消费也日益被资本所控制或“塑造”。20世纪初，随着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和推广，一方面使得工人越来越丧失其在生产中的主导性，另一方面也促成了批量生产批量消费的大众消费时代的到来。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定制生产、弹性生产为标志的后福特主义迅速发展。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下，消费者主权似乎得到伸张，个性消费成为潮流，个性消费与主体构建相联系，以消费来构建主体、彰显主体从而导致消费主义蔓延；而消费主义等消费思潮的确立，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生产方式的进一步调整指明了方向。

习近平同志指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既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既着眼当前又立足长远。要从生产端入手，重点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2]很显然，供给侧改革所要变革的不仅仅是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其着眼点也不仅限于生产力这一端，而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调联动。可以说，供给侧改革实质上是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下的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这场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对以往生产方式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必将引起消费文化变迁与重塑。

二、当下中国消费文化变迁折射出生产方式转型的必须与必需

什么是消费文化？一言以蔽之，消费文化即消费风格。这种消费风格既可以是一个群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也可以是个人的，然而不管其主体是什么，消费风格都是消费者消费什么、怎么消费以及消费观念的统一。消费文化包含三个层面的内容：核心层是消费观念，包括消费思想、消费取向、消费目标等；外围层是消费品，即各种产品和服务所涵盖的物质文化；粘连层是消费方式，即人们在其消费观的引导下，以何种形式去消费各种消费品。由于消费观念是消费文化的核心，因此，若要对一个历史时期的消费文化进行考察，可以从消费观入手来迅速掌握消费文化之精要，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生产方式，无论是生产力一端还是生产关系一端，都开启了变革模式，中国的消费文化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消费文化变迁中最简单、最普通、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的现象，莫过于从大众消费向个性消费、从生活必需品消费向多元消费、从低端消费向高端消费的转变，这是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生产的不断进步、经济的不断发展紧密相连的。生产的发展为人们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消费品，人们的生活从短缺时代向大众消费时代过渡，而伴随着多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人们的消费不再满足于大众消费而逐渐走向个性消费，消费结构也呈现出由低端消费、生活必需品消费向高端消费和多元消费转变的态势。

消费文化变迁中大量出现且不断增长并具有普遍化趋势的事实是，从即时消费向即时消费与超前消费并存、从线下消费向线上消费与线下消费并存转变。改革开放过程中市场导向的生产方式变革活跃了经济、金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不再局限于即时消费所带来的需求满足，而是开始通过各种金融工具享受超前消费所带来的便利；而20世纪末信息化与生产方式的结合，则催生了线上消费的巨大发展，线上消费、线下体验已成为当前消费文化变迁的重要特点。

但是，消费文化的变迁也出现了一些病态的、“最不尽情理”和“最不可理喻”也是最值得警惕的情况，这就是消费的符号化、消费的自我构建化和消费主义等趋势的迅速扩散。消费者消费商品考虑更多的已经不再是其使用价值对消费者的满足，而是商品品牌等的象征意义和符号价值；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消费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区分，通过消费来获取或重塑自我的主体性；追求通过无度的消费、奢侈的消费、时尚的消费来获得高于他人的社会存在感，通过消费来彰显人生价值和意义，陷入消费主义的怪圈。

毫无疑问，我国当前消费文化的基本面是积极的、正面的、向好的，但是，一些消极的、负面的、畸形的消费思想也表明资本主义消费文化影响的加剧，已构成消费文化的异化的风险。消费文化异化，究其原因，生产方式的影响无法回避。

首先，从量的角度来看，需求侧主导的生产方式容易带来消费文化的异化。需求侧关注的是投资、消费和出口，特别重视投资方面量的增加。在改革开放30多年中，我们通过变革生产关系、调整所有制结构、优化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等，带来了生产的进步、经济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但是，由于过度倚重于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发展容易流于生产主义。生产主义源于资本主义社会，认为生产决定一切，扩大生产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生产主义一方面会带来投资的过剩，进而导致产能过剩，另一方面，过剩的投资需要大量的消费来消化产能。社会主义社会的消费原本是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在生产主义的逻辑下，却变成促进经济发展和消化过剩产能的途径和手段，从而导致消费文化的异化。这里需要澄清一点，并不是说只要注重消费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即是生产主义，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反作用于生产，这是马克思明确揭示了的生产和消费的辩证关系，这里所说的生产主义是将消费的目的和意义仅限于促进生产的发展，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消费主义是生产主义的一种延续，也是过于注重投资的粗放发展模式所决定的一种价值观。而生产主义其实质遵循的依然是资本的逻辑，是资本控制下的生产。资本的逻辑是逐利的逻辑，资本先是追逐利润高、产出快的行业，从而带来这些领域的产品出现量大、质同的问题，在批量生产、以量取胜的市场环境下，量大质同并不会为资本逐利带来太大的障碍，但是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升级，许多企业的应对之道不是从产业创新的角度来改进产品，而是通过渲染产品的符号意义，从而将消费推向符号化，在此过程中，生产的逻辑在形式上就让位于消费的逻辑。鲍德里亚对于商品符号意义的研究较为人熟知。按照鲍德里亚的理解，我们当下的社会其生产逻辑已经让位于消费逻辑，而在消费逻辑当中，意义和符号尤为重要。然而，“商品的意义来源于它们在符号的制作和再制作这一延续过程中的位置”[3]（P64），因此，我们的社会已从商品占主导转向符号占主导，商品的生产变为符号的生产、编辑与运作，对商品的占有也从使用价值转向了符号价值，而这一转变的实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由需求侧主导的生产主义思维方式所推动的。

其次，从结构上来看，供给的结构性问题是消费文化异化的重要诱因之一。在改革开放的一段时间里，产能对GDP的拉动作用成为衡量其有效无效、质优质劣的重要标准。对于生产总量提高的渴望本是基于长时期短缺经济桎梏下的一种释放，也正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生产扩大、产量提高的追求，才使得我国告别普遍的短缺，实现总体的小康。但是，由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尽管我们反复强调科学发展、绿色发展、循环发展等新的发展理念，然而生产上的结构性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进入新世纪之后，经济发展过程中各种无效供给、低端供给严重过剩而中高端供给却明显不足，这也形成了人们消费上的很多新的趋势，如海淘的兴起。海淘原本是通过购买海外产品来弥补本土产品在功能、特性上的一些不足，无可厚非且合情合理。越来越多的人热衷于网上的海淘、出境旅游时的狂购等，一方面是我国人民收入提高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我国产品存在品质、结构的问题所引发的。我国当前面临的产能过剩是结构性过剩，结构性过剩的另一面就是结构性短缺，我们一方面在重复着同质低端的产能，另一方面面对升级后的消费需求却无所适从。而竞相购买海外产品所带来的问题绝不仅仅是造成本国产品市场份额的流失，而是本国人民生活方式的重塑。西方发达国家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生产方式从福特主义发展到了后福特主义，定制生产、个性消费成为其社会经济的重要特征。因而，即使是主体功能完全相同的产品，不同国家的生产也能体现不同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消费文化本质而言就是一种物质文化，即附着于物质产品之上的文化。换言之，海外购物购买的不仅仅是别国的商品，还有附着于产品之上的生产国的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消费文化。加之，总体比较而言，海外商品价格相对更高，体现的奢靡、享受之风也更浓，所蕴含的品牌内涵和象征意义也更为倾向于社会等级的分化以及个人身份的区分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这种由于国内商品结构性供给过剩与结构性供给不足共同导致的海外购物兴起所引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消费文化的逐渐西化，是导致炫耀性消费、符号性消费、消费主义的重要诱因之一。

最后，从个人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来看，部分企业、行业的福特制生产方式盛行导致个人主体性构建途径的缺失，进而引发消费文化的异化。改革开放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依赖于人口红利，大量进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与开发。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中，福特制是最有效的生产管理模式，如富士康公司等。在这种生产方式下，每个人在生产中的位置固定，工序机械简单，即使是许多现代企业的白领，其在生产中也是没有主动性、主动权可言的。我们知道，每个人的生活时间可以分为工作时间和工余时间，生活空间可以分为工作场所和非工作场所。恩格斯曾指出：“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4]（P102）换言之，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仅在量上是其生活时间和生活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其决定性作用的关键部分，在这些关键时间和空间里，人们很难获得体现其主体性的途径。于是，人们将构建其主体性的途径放置于生产之外，将目光投向了消费，因为消费看上去是个人自主的选择、自主的行为。但是遗憾的是，在当前的生产方式下，消费仍然体现的是生产的逻辑，受资本的控制。标准化生产、批量生产带来的是大量的同质产品。城镇化过程中城市的拉力不断促使人们从农村走向城市，原本在农村或许还能体现些许个性差异的住宅，在城市也都是标准生产，精神消费的文化产品也是同质的文化产业批量生产所得。甚至在生态旅游产业的驱动下，所有自然风光都越来越体现了统一的标准化建设模式。人们在生产进步、收入增加、环境变迁之后所期望的心理上的归属感缺失，渴望拥有主体性而成为生活真正的主体的愿望难以实现。因此，人们只能跳出大众消费，通过自我购买力上的差异来实现个体身份的区分。于是，一些奢侈品、严重夸大的符号化的概念消费品成为人们自我构建的有效方式和途径。而在这一过程中，广告等现代传媒推波助澜，将商品与消费者的审美、气质、身份等联系起来，用美学的知识来代替技术的创新，用虚浮的概念来引导消费者自愿、主动地将消费符号化，让消费变成消费者自我构建、自我创建的重要途径和形式。

三、以供给侧改革引导消费文化回归健康发展之路

供给侧有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等要素，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实现经济在质和量上的增长。供给侧改革是生产要素组合方式的调整与变革，是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而生产方式的转型必然对消费文化变迁产生影响，更优的生产方式能消解消费文化的异化，实现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

首先，创新是供给侧改革的核心灵魂和根本动力，更是消解消费文化异化的法宝。供给侧改革旨在通过技术创新以及各项体制机制的创新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创新是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动力，也是可持续发展的保障。但是，创新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创新可以通过两个途径来消解消费文化的异化：一是，创新为人们提供实现自我、构建自我的有效途径。创新的内涵丰富，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制度创新、产品创新等等。以企业为例，在需求侧主导、资本逻辑控制下的生产方式中，创新很容易陷入熊彼特所说的“创造性毁灭”陷阱。熊彼特认为，企业技术创新和推广过程的花费是巨大的，每推出一种新技术、新产品都需要巨大的成本。然而，每推出一种新技术或技术上的创新，都会使原有技术变得陈旧、过时，从而降低原有技术的生命周期。当技术创新的周期不断加快时，新技术会使原有技术在还没有来得及收回创新的高额成本之前就已经成为陈旧的技术，在市场上变得无利可图。因此，市场上每一个创新者都会担心收不回高额的创新成本，从而没有人愿意在创新活动中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出现从社会角度来看创新活动不足的现象[5]。显然，这里存在一个创新的成本和收益博弈的问题。而企业缺乏创新，其员工在工作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就会受限，其产品就不可能满足消费者千差万别的个性化需求；企业为了体现差异化就不得不在产品之外的意义和品牌故事等方面下足功夫，其结果是，企业员工作为生产者时缺乏展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有效途径，作为消费者时也缺乏能够真正满足自己个性消费的定制化产品。而在供给侧改革的过程中，“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政府为大众创新进行了各种先期的体制机制创新，降低了创新的成本和门槛，“人人创新”不仅是口号，更成为可能。在创新的过程中构建自我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过程，英国学者伊恩·伯基特在谈论“社会性自我”时指出：“作为个体，我们本身也是多重的：当我们身处自己行动的不同情境，并不完全是同一个人。”[6]（P4）在一个“人人创新”的社会中，每个人在不同的情境中可以塑造不同的自我，在工作中、生活中都可以通过自己不同方面、不同层次的创新、创业来构建自我和重塑自我。不仅如此，当创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创客遍布社会各处，人们在社会交往中可以通过创新而形成一些新的关联，在“通过扩展与他人之间的关联，无论是实存的关联还是想象的关联，人们接触到越来越多的社会差异和个体差异，在塑造自我时，有更加广泛的样板可供借鉴”[6]（P15）。因此，人们不再需要通过消费来区分自我、实现自我、重塑自我，而是通过各种形式、各种层次、各个领域的创新活动、创新大赛、创业致富等来实现创意生活、不同人生。二是，在全社会普遍性的创新过程中，传统意义上的时尚逐渐消亡，人们失去了追逐时尚的动力与意义。在一个缺乏创新的社会环境中，时尚的制造既有必要又有可能。时尚一般不是由技术上的革新所带来，而是由美学上的新认识所导致。德国哲学家西美尔就认为，在社会中拥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制造、引领时尚，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社会优势地位；而大众为了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会刻意模仿上层社会的时尚，消费主义正是在这样一种制造与模仿的渠道中得到扩散和发展的。但是，在一个全社会普遍创新的环境下，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功能革新、产品设计创新所展现的新创意随处可见，人们在生活便利、舒适的同时很容易兼具美学意义上的感官体验。而且，在一个普遍创新的环境下，创新的成本在不断降低、创新的障碍在不断减少、创新的收益在不断明确、创新的形式在不断丰富，原先所谓的时尚变为虚假的时尚，随时可能被新的创新所打破和取代，时尚的转换周期越来越短，制造和模仿一个瞬间即逝的时尚，既无意义也无动力。在创新社会里，真正的时尚是创新，创新是新思维、新方式、新元素、新结构的综合体现，无所谓模仿与复制，只要是模仿便不再是创新。

其次，“去产能”“去库存”是供给侧改革的当务之急，培育新兴产业是供给侧改革的现实路径，二者是弱化消费主义的利器。消费主义在我国之所以能存在，既有外部原因，也有内部因素。从外部来讲，经济的全球化加速了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消费主义思潮向我国的输入，资本控制下的消费主义为全球资本主义服务，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个有效手段；从内部因素来看，较长一段时期以来的经济刺激、投资过热带来了许多领域的产能过剩，我们需要鼓励消费来消化产能、促进增长，但在鼓励消费的过程中，由于缺乏对健康消费的正确引导和宣传，以致于部分人对鼓励消费进行了简单的庸俗化理解，认为“消费就是好事”“消费就是有利”，这给消费主义留下了部分生存空间，且在一些传统价值观、核心价值观引导不够充分的地区和人群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供给侧改革强调“去产能”“去库存”，优化和调整产业结构，通过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会越来越符合需求的变化，会减少结构性过剩和结构性短缺出现的情况。在供给和需求有了更多适应性和灵活性的情况下，使消费回归到满足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本质当中，人们既无需为消化产能而被迫消费，也不会因结构性短缺、无效供给、低端供给而[HJ2.4mm]将就消费，消费主义自然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土壤。而在“去产能”“去库存”的同时，我们要培育新兴产业和业态。这种新兴产业的方向必然是生态的、可持续的，是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的。消费主义本质上是生产主义的延续，正如马克思所言：“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7]（P5）换言之，消费主义价值观和生产主义价值观在人和自然的关系上体现的是对抗性，是一种机械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观。如果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着手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谐，那么，也就从根本上动摇了消费主义价值观。供给侧改革过程中通过新兴产业（如新能源、新科技等）的培育和发展，必然引领消费文化走向消费生态化。需要指出的是，消费生态化不是要退回茹毛饮血、无可消费的原始社会，而是在保护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通过供给与需求的灵活适应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最后，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是供给侧改革的重要抓手，也是引领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有效方法。公共产品和服务类似于法国社会学家卡斯特尔斯所说的集体消费品。卡斯特尔斯认为，集体消费是对不能被分割的产品和服务如交通、医疗、休闲设施等集体消费品的消费[8]。随着经济的发展，逐步增加集体消费品的供给是世界各国较为普遍的做法。集体消费品供给的增加对于消费文化的影响，需要我们辩证地来看待：一方面，集体消费品中的一部分如公园、图书馆、广场等，几乎都是免费供人们使用，这类产品的消费是无任何门槛的，与其他一些会员制的高档娱乐场所相比，这些集体消费品不会助长奢侈消费、等级消费的风气，这些物质产品之上所附着的消费文化是平等的、和谐的、健康的；而且，集体消费的增加，可以使个人相应地减少私人消费的部分，减少在私人消费领域中的攀比消费、无度消费。另一方面，西方社会确实存在因为集体消费品的供给而对消费文化产生误导的情况。如就高速公路这一集体消费品而言，辩证地看，高速公路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物流基础设施的保障，为人们生活空间的扩展和生活时间的缩短提供了切实的帮助，但是，由于人们在拥有私家车之后能更自由更充分地享受高速公路给个人带来的便利，而汽车品质越好、档次越高，这种极速体验的感受就会越强，这其实是在变相地推动对汽车特别是对高档汽车的消费。因此，我们在供给侧改革中所讲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还不能完全等同于西方社会的集体消费品。我们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时需要注意以下两点：一是尽可能少地给公共产品的消费设置各类门槛。如因医疗资源相对不足而对享受医保的人群进行地域、职业、职务上的划分；再如，对义务教育的享受人群进行户籍上的区分等等，这些门槛容易使得在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消费上产生消费等级的差异。未来供给侧改革过程中所提供的公共产品，目标应该是实现最大限度的普惠性。当前，正是由于医疗、教育等资源的不足以及此类公共产品供给的不充分，导致一些民营的医疗机构、教育机构所提供的产品有奢侈消费之嫌。当然，并不是说在这类领域就要排除民间资本，事实上，民间资本进入这些领域，对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也有一部分贵族式的医院、学校等所提供的服务价格高昂，并且将在此类机构接受服务与社会身份、等级相联系，从而助推了消费主义和奢侈消费的扩散。二是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要尽可能避免无效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现实中，不仅是企业提供的产品存在无效供给的问题，事实上一些公共产品也存在类似的问题。比如有些人口仅几万人的县城，却建设了大型的歌剧院、博物馆等公共服务设施，博物馆、歌剧院等公共产品本身对消费者具有一定的要求，在人口总量很少、消费层次还未达到这一阶段的地区，将大量宝贵的公共资金放在此类公共产品的提供上，其对当地居民生活水平和消费生活的改善并不明显，这些公共产品对于那些地区而言本身就是符号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四、结语

供给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既突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注重完善生产关系，其实质是一场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文化的性质和发展，生产方式自身也在经历否定之否定辩证发展的历史进程，因此，在生产方式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我们要对以往一段时期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消费文化进行科学的扬弃，充分利用好此次生产方式的转型。一方面，克服原有生产方式中对消费文化产生误导的不利因素，扩大和加强原有生产方式及转型后生产方式中促进消费文化健康发展的积极因素。要通过鼓励创新来拓展人们自我构建和实现自我的途径，改变过去人们因为自我构建途径缺失而盲目通过消费实现自我的现象，消除消费主义思潮中鼓吹因消费而高人一等的思想动机，而是通过创新、创业来实现自我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通过“去产能”“去库存”实现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优化调整，减少因现实结构性产能过剩压力而过分地鼓励、刺激人们在某些领域的消费，消除消费主义消费文化产生的国内环境；通过培育新兴产业，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引导人们用消费生态化来消解消费主义；通过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部分减少私人消费中的攀比和奢侈消费，从而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和价值观。

同时，消费文化的健康发展也将对供给侧改革的顺利推进形成巨大的推动力。如果消费文化是健康的、积极的、向上的，必将要求其供给结构是生态的、绿色的、可持续的；如果消费文化是网络化、服务化的，必将带动各产业与互联网+有效结合，从而把经济发展模式向服务经济推进；如果消费文化是体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将促进供给侧改革做到以人为本，以人民群众的真实需求为本，进而助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的实现。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强调供给又关注需求。”因此，我们要将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结合起来，运用供给侧改革来矫正需求侧积累的问题，也通过需求侧的改善来推动供给侧的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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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的开班仪式上的讲话[N].上海证券报，2016-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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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