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阶段的校园暴力

十年前，国内对“校园暴力”“校园欺凌”这类词还是非常警惕的，学校会认为这是一个很严重的词，我国法规中还存在将其“事故化”的倾向。而在国外，“School Violence”是一个很常用的概念，主要是指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欺凌行为，不仅限于身体暴力，还包括精神暴力、性暴力、歧视等行为。

但现在，《通知》明确指出，校园欺凌指的是发生在学生之间，蓄意或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伤害。

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会长姚建龙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表示，这些年来，我国对于校园暴力的关注重心，有三个阶段的发展变化：

第一阶段，比较关注外侵型校园暴力。“当时，我们强调校园安全，是筑好围墙，做好保安，阻止校外人员侵入校园，伤害师生，以及破坏校园管理秩序。”姚建龙表示，2010年，福建南平郑某砍杀小学生案，使国内对外侵型校园暴力的关注达到了顶点，“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公安部发布了维护校园安全规定，要求配校园保安，当时重庆还配了校警。”

第二个阶段，关注的是师源型校园暴力，即侵害的加害人是教职员工，形式以性侵为主，也包括体罚和虐待学生，尤其在农村偏远地区大范围出现了这种情况。该类型的顶点是海南万宁小学校长带幼女开房事件。

第三个阶段，就是目前的校园欺凌，这在早前并不是关注的重点。在姚建龙看来，当前公众对校园欺凌现象的焦虑，某种程度上因为过度关注而被夸大了，“现在对校园暴力的关注，具有很强的‘孕妇效应的色彩，即原本是偶然因素，随着自己的关注，变得像是普遍现象——例如当一个人怀孕了在街上走，就会发现满街都是孕妇。”

姚建龙进一步解释道：西方发达国家校园欺凌的发生率一般均在80%以上，相较而言，我国的校园欺凌发生率总体上还是比较低的。根据他今年对全国29个县104825名中小学生的抽样调查发现，校园欺凌发生率为33.36%，其中经常被欺凌的比例为4.7%，偶尔被欺凌的比例为28.66%，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当然，超过30%的校园欺凌发生率，仍然是值得警惕的。”

对此，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受中西方教育文化的影响，“中国家庭和学校教育都强调遵守纪律、服从，强调集体主义；国外（欧美）还是强调个性，强调孩子自己去单独面对问题”，所以总体而言，国外的校园暴力发生的情况肯定比中国更为严重。

杨雄同时指出，从时代来看，由于现代的改革开放，巨大的人口迁移导致很多家庭破碎或者分离，从而产生了六千万留守儿童，几千万随迁子女，甚至还有几百万的流浪儿童，“家庭的分离对孩子的成长是非常不利的，长期得不到父母的关爱，孩子心理极易发生扭曲，会变得孤独、冷漠，攻击性也会变强”。

杨雄根据长期的跟踪总结发现，农村偏远地区校园暴力发生率本来就高，这跟父母长期不在身边有关系；而在城市里，校园暴力更多发生在那些因高考失败、中考失败，或者是来自离异家庭的孩子身上，“在上海也是这样的，技职校的学生抽烟、吸毒、校园暴力都比一般学校严重。所以如果抽样调查的是这类人群的话，校园暴力的比例当然就是很高的。”

而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从总体情况来看，上海的校园欺凌发生的绝对数量不多。近三年来，上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几乎没有接到过关于校园欺凌的投诉；12355青少年维权热线亦反映，虽然目前没有关于校园欺凌的分类别统计，但就整体情况而言，这一类的投诉数量比较少。

但市教委表示，虽然上海校园欺凌发生的绝对数不多，但校园欺凌对学生的身心健康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它的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必须加强预防和处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