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4亿“卖”专利给美国公司是好事
李敏
那种“把肉烂在锅里”的心态，是无视创新规律。复旦此次新药专利的海外授权，实际是产研结合的范本。与国外比，国内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3月17日，一则《复旦将抗肿瘤药物专利4亿转售美国公司》的新闻引来网友骂声一片，不少人给这件事打上了“卖国”的标签，认为这是“拿着纳税人的钱去研究，成果却卖给外国”“国内教授唯利是图”。
其实，这些看法只是毫无根据的诛心之论。
是许可不是转让，“卖”专利的说法并不确切
大部分人在骂“凭什么把专利卖给外国人”的时候，其实根本不清楚事实是什么。查看复旦大学官网上的消息，不难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条信息：“根据协议，该公司（美国HUYA）将采用里程碑付款方式向我校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金，以获得该药物除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以外的全球独家临床开发和市场销售的权利。”这说明，复旦只是进行了专利的海外授权，专业术语为专利实施许可，这种情况下，专利的所有权不变，被许可人只享有合同约定范围内的实施权。
实际上近年来，新药专利的海外授权比较普遍，许可方还都是国内搞新药研发的医药企业，比如2015年9月，上海恒瑞医药公司就与美国Incyte公司协议，以高达7.95亿美元的价格，售出PD-1药物的海外权益。
国内药企“接不住”也“做不了”，只好和外企合作
临床前研究、临床试验研究、审批、生产上市，这是新药研发要经历的几个阶段，加起来研发周期平均为12年，而且每个阶段都会有一大批新药“夭折”，最终能够真正上市的寥寥无几。
更重要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研发费用也迅速增加，塔夫茨药物开发研究中心2014年给出的数据显示，新药研发的平均成本大约为26亿美元。而目前复旦大学只是完成了临床前研究的阶段，接下来进入的是三期临床试验阶段。
正是由于新药研发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的特点，国内鲜有药企有实力进行新药研发。首先资金就是个大问题，举个例子，2014年，全球研发投入前25名的制药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平均在37亿美元（最高达103亿美元），而国内的数据显示，2014年国内排名前10的制药企业研发资金投入平均为4亿元（最高为6.8亿元）。再加上我国新药审批慢，程序繁琐，国内药企对全程自主研发新药的积极性也不高。即便国内药企进行了新药研发，并且成功上市了，但想要在国内市场上很快收回成本也非易事。
因此，将新药专利的海外权益授权给国外企业，只是因为国内药企没能力进行研发。实际上，专利权输出有好处，可以帮助开拓海外市场，有利于国内创新技术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
高校自主知识产权“自主”处置有法可依
高校科研项目一般由财政资金的资助，有人认为财政资金源于公民的纳税，因此，专利权应归属公众，由政府代管才公平。但这样只会使得科研人员的创新积极性大大受挫，并导致专利产业化转化率低，因为国家不可能投入那么多钱来保证后续的市场化和生产。
从国际潮流看，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的《拜杜法案》出台后，相关立法都已转向将专利权赋予科研项目的研发人员，从而带动研发成果投入市场。2007年我国的《科技进步法》也明确了该类项目知识产权的归属——除涉及国家安全、国家利益和重大公共利益的外，由项目承担者依法取得。
而上个月，国务院更是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鼓励研究开发机构、高校等将科技成果向企业或者其他组织转移。因此，复旦选择出让新药专利海外权益的决策完全合情合理。
那种“把肉烂在锅里”的心态——国内企业没能力研发，宁愿让技术“冬眠”，也不愿卖给外企，完全无视创新规律，对科研工作者进行道德绑架。科研不是做公益，有投入无收益，如何谈创新。
最重要的是让高校好成果走出象牙塔
目前，中国的高校、科研单位的科研技术力量比企业雄厚，每年都有相当多的科研成果申请专利或通过验收，但很多也就到此为止。这里有一组数据，据知识产权报《高校如何盘活专利运用这盘棋？》的报道，“1985年至2013年，‘985高校的授权专利总量为12.4万件，但实施专利许可和转让的仅有6191件，占授权专利总量的5%。”
然而，专利制度设计的初衷是让发明人在一定期限内获得垄断利润，从而激励创新。但现在，高校科研工作者手里有了专利，有了垄断权，却不能产生经济效益，花费大力气研发却得不到真金白银的回报，专利制度优势无从体现，高校创新就难以形成良性循环。
中国医药工业研究总院副院长易八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研究机构市场化程度太低，也使得国内的研究在国外的市场上常常不被认可或者估值偏低。
相比，美国高校的产研结合模式就比较成熟，以斯坦福大学为例，作为“硅谷的心脏”，其源源不断地以专利许可和技术转让的形式，将科研技术转向硅谷的高科技公司，形成学、研、产的良性生态。成果有效转化，离不开斯坦福大学内部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Office of Technology Licensing，以下简称OTL）的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其通过专业化、商业化的运作，大大提高了技术转化的效率。
该模式引起美国各个大学的模仿。而目前，虽然国内很多高校设有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但却更重“保护”，忽视“推广”，有条件的大学应该聘用具有技术、经济和法律等交叉知识背景的工作人员，就本校研究人员完成的技术成果进行独立评估，对于具有潜在市场价值的技术发明申请专利，并积极向产业界寻求技术转移。
那种“把肉烂在锅里”的心态，无视创新规律。复旦此次新药专利的海外授权，实际是产研结合的范本。与国外比，国内高校在科技成果转化上仍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弥补。
摘编自腾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