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信心论述：“三个自信”思想溯源

吴海勇

[摘 要]邓小平在新时期就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发表了一系列表达信心的论述。本文对邓小平的信心论述进行梳理与溯源，指出这是“三个自信”的重要思想来源。

[关键词]邓小平；信心论述；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4）08-0010-03

一、邓小平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信心主旨论述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以《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为标题，编入了1989年9月16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的谈话。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请你相信，中国在十年改革开放中制定的各项方针政策不会改变。”邓小平正视前进中的曲折，明确表态：“我们相信，坚持这个方针政策的人，最终会取得胜利。”“中国人有自信心，自卑没有出路。”“我相信，在外国的侵略和威吓面前，我们的人民不会怕，我们的子孙也不会怕。”在最后，邓小平进一步表达了“中国一定要发展”，“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的决心。那篇谈话如此收束：“我们前进的步伐会更稳健，更扎实，更快。我很相信这一点。”特别是结末一句的“我很相信”四字，这分明是编者拟题的重要依据。[1]此文为我们解读邓小平在新时期的信心系列论述提供了重要线索。

二、有关邓小平信心论述的话语分析

20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为我们解读邓小平的信心谈话提供了方法论方面的启示，其中语境分析尤其可资借鉴。纵观邓小平的“信”言“信”语，以其所处的改革开放时间段为主。正是在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后，作为实际总负责人的邓小平越来越多地谈到了信心。

（一）邓小平屡屡对外宣示坚持改革开放、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的信心，以期争取国际的支持。《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信心谈话第一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产生于邓小平1984年6月30日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之际。就在该篇最后一段，邓小平明确表达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可行的，是走对了。”最后一句则是：“现在可以告诉朋友们，我们的信心增加了。”[2]7月31日，在会见英国外交大臣杰弗里·豪时，邓小平又宣示了对“一国两制”的信心：“我很有信心，‘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能够行得通的。”[3]10月6日，邓小平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又特别对“国际工商界人士”有所交待：“请大家相信，”邓小平说道：“中国在处理对外经济合作的一些细节问题上，不是小手小脚的。”[4]这涉及对外经贸领域。4天后的10月10日，邓小平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又表达了“我们对城市改革很有信心”的锐意进取精神。[5]

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三次全会上坦言：“最近时期，我总跟外宾谈变不了，我们现行政策的连续性是可靠的。不过，他们还不大相信。这是个很大的问题，我是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针对国际社会有关“邓某人不在了政策要变”的担心，邓小平所能做的不仅仅是自己“尽量少做工作”，让年轻人上，[6]在各类对外交往场合中，他继续表明对持续推进改革开放的信心。同年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就重申了“一国两制”解决香港回归问题的信心：“我们提出这个构想时……也有人怀疑这个主张能否行得通……现在看来是行得通的，至少中国人坚信是行得通的。”[7]

翌年4月15日，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副总统姆维尼时，邓小平再次表达了“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的信心。[8]8月21日，在会见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总统尼雷尔时，邓小平进一步宣示：“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9]除了外交接见，邓小平有时还借重外媒来传播改革开放的信心。1986年9月2日，他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两次表达信心：一是针对迈克提出的西方投资者抱怨在中国做生意难，邓小平“相信问题可以逐步得到解决”；其二，是应对在领导岗位上再留多长时间的提问，邓小平毫不含糊地回答：“我是希望早退休。”并表示：“我相信，在我有生之年退休，对现行政策能继续下去比较有利，也符合我个人向来的信念。”[10]

1987年2月18日，邓小平会见加蓬总统邦戈，放眼未来，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在本世纪还要用十几年时间，下世纪还要用三五十年时间，继续向人们证明，我们选择的道路是正确的。我们对自己的发展充满信心。”[11]4月26日，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理什特劳加尔，邓小平如此结束他的谈话：“我们要坚持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定的道路。现在走了八年多了，看来本世纪末的目标肯定能够达到。下一步五十年的任务更艰巨，相信我们的目标也能够达到。”[12]4天后，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对改革开放8年的成绩予以充分肯定，并深信到21世纪第三步目标的实现：虽然“那时，我这样的人就不在了，但相信我们现在的娃娃会完成这个任务”[13]。类似的事例还可举1988年5月18日，邓小平与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的会谈，[14]以及9月5日邓小平与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的会谈。[15]邓小平坚信改革开放之路，并非无视改革的风险，如其6月7日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所言，[16]再如他6月22日对埃塞俄比亚总统格斯图所说：“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但是我们相信这十年好的形势能够继续发展下去。”[17]

（二）在国际国内政治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信心论述的重心转向了国内。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了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了低潮。与此同时，国内发生了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前，邓小平一方面继续对外宣示信心——除了前文提到的那篇《我们有信心把中国的事情做得更好》外，1990年4月7日邓小平在会见泰国正大集团董事长谢国民等人时，还谈到了“我们相信”“一国两制”终将统一国家[18]。另一方面，邓小平的信心论述重点开始转向于对内。

1989年9月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商谈自己退休的时间与方式问题，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真正地搞改革开放，不能关起门来搞。”同时为大家鼓劲打气：“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19]同日，邓小平《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在结末表示：“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困难，把先辈开创的事业一代代发扬光大。”[20]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虽未采用“信心”之语，其实是对上述内容的延展。

邓小平对外宣示改革开放原本是为了赢得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但当1989年西方七国联手制裁中国，国际局势发生新变化之际，面对西方世界的冷战思维，增强国内民众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心就成为邓小平主要用力所在。正如其1988年对波兰领导人梅斯内尔所言：“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21]增强信心、彰显信心，越来越成为邓小平的关注重点。如果说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声称裁军百万是党和政府及中国人民“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22]还可能只是兴到之语，一年两个多月后邓小平视察天津时提议“建设居民小区，人民群众有了好的环境，看到了变化，就有信心，就高兴，事情也就好办了”，[23]蕴涵着增强群众信心的思想，那么，到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指示中央负责同志“要搞几个大项目，表示我们的信心”，[24]就显示出是在运用提升信心的策略。

三、邓小平信心论述的信心来源

邓小平所以对坚持改革开放展现出坚定的信心，不仅在于个人的经历与国情认知的自信力，更在于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所以，他的信心论述才更具说服力。

（一）邓小平的信心缘起于改革开放初见成效。邓小平在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谈话中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为此，“我们的信心增加了”。[25]具体而言，则是“农村政策见效很快，增加了我们的信心”。[26]正是基于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邓小平看好城市改革。[27]如其所言：“如果说农村改革三年成功，城市改革经过三年五载也能判断成败。我们相信会成功的。”[28]“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29]总之，正是“成功的经验鼓励了我们，增加了我们的信心”。为此，“加快改革的步伐，不仅要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而且要把政治体制提到议事日程上来”[30]。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距其1984年到广东又过去了8年，他看到“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超出预想之外，“信心增加了”[31]。由此可见，邓小平的信心论述正是践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结果。

（二）坚定的理想信念支撑着邓小平的改革信心。邓小平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2]如此改革观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并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民主革命成功经验，转化到对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工作中去。[33]邓小平提炼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胜利的成功经验：“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34]邓小平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这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必须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当代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35]为此，邓小平在国际形势不利共产主义运动之际，仍坚信“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36]这成为他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精神支柱。

（三）对中华民族优良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发扬。1984年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针对大家担心政策会变的顾虑，明确表态：“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在道出“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的理由后，邓小平转而从新中国、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上寻找依据：“我们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即使在过去的动乱年代，在国际上说话也是算数的。讲信义是我们民族的传统，不是我们这一代才有的。这也体现出我们古老大国的风度，泱泱大国嘛。作为一个大国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遵循的准则。”[37]同月22日，邓小平在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探讨香港问题谈成的原因，其一便是中国“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我们是讲信用的，我们说话是算数的”。[38]在同撒切尔夫人那次历史性会面中，邓小平集中阐释的也是“中国是信守诺言的”。[39]以上数条局限于“一国两制”解决香港问题，邓小平1991年初视察上海时又涉言改革开放事业与诚信的关联：“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40]讲求诚信不仅是上海的优势，也是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政经社会发展的通则。由此观之，邓小平的信心论述秉承的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我们党和政府的优良作风，不啻为大国领袖对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业所作的人格保证。

四、邓小平信心论述的现实理论价值

从信心论述的视角重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便会对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留下的事实陈述、理论推衍、论断判语、展望希冀等，乃至其中的辞气声色，有全新的体悟。

邓小平的信心论述，不仅彰显了邓小平理论的话语特色，更为重要的是，它揭橥了邓小平在建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过程中的强大人格魅力与精神元素。自党的十八大首次提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自信”的重要论述，“自信”因素的重要性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邓小平的信心论述是“三个自信”重要论述在新时期的思想来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需要实现理论自觉，还必须强大的精神支持。邓小平在二三十年前的相关论述无疑使中华民族在世界面前确立自信的形象，不啻为中国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之路“背书”。这份宝贵的思想资源绝不可轻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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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