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宏：下半场的录取通知书在哪里

张蕾

八月初，网上突然曝出消息，央视名嘴刘建宏将辞职加盟某网站。在12日上午，刘建宏通过微博平台，透露了关于他离职的明确动态。尽管非常不舍在央视供职18年的感情，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辞职，而且已经递交辞职报告并被批准。他自己也通过微博笑问：下半场开始的录取通知书在哪里？

这些年来，“刘建宏”是中国电视荧屏上的一个符号。在民意的口水里，这个符号仿佛需要分担中国足球和央视的双重破败。

潮流

不管走到哪里，哪怕是从办公室到走廊的休息椅，刘建宏都会带着他那个很重的背包——“移动办公室”，里面装着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手机以及体育人物新近出版的书籍。

世界杯期间，他一直在思考“移动互联时代的解说”。他不想自说自话，尝试建立了一个“松散的团队”，为他的解说提供智力支持。微博有一人，每15分钟发3条经过筛选的微博给他，供他在解说评论时引用。在上，主持人足球队群里，大家也很踊跃。鲁健说，雨果的那句话适合送别。刘建宏说，别动，我要拿来用。

哥伦比亚输给巴西队那场，刘建宏评论说：“过去，这个国家受困于贫穷、暴力和毒品，而这支球队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好的形象代言人，鼓舞着这个国家走出贫困，展现出新的面貌……雨果说过，一个符合进步的胜利值得为他鼓掌，一个英勇的失败更应该得到同情。一个是宏伟的，一个是崇高的——巴西队赢得了宏伟的胜利，哥伦比亚则是崇高的失败。”

小组赛送别西班牙时，主播王梁说，真应该给他们写首诗。刘建宏回：哪首？群里有人说到叶芝的《当你老了》。这首诗不在刘建宏的知识储备里，他依然求诸社交网络，照着念出：“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

这是他一直以来想要的团队支持的感觉，主持人、评论员不再是单打独斗，凭一己之力搏击生存。

不过，他对于移动互联时代解说的尝试，也不完全顺利。中途就有领导出来干预，希望他不要再念微博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4G已经来了，5G也不远了，等网络都铺好了，（互联网）视频就都来了。非常快，你稍微一犹豫，这事就过去了。”他说。

单位

《足球之夜》1996年开播，每周四晚上8点，口号是“球迷每周的节日”。每次节目中，主持人开场会把节目名和口号说一遍。今年2月开始，节目变成不定期播出，播出时间也改到周六晚上。

“领导决定要调整，就调整了。”制片人刘建宏说，“我做了18年《足球之夜》，从开始坚持到最后，你觉得我对这个节目会有什么样的感情？但是你生活在这个体制里，很多事情就是这样。”

他因为这个节目来到北京，来到中央电视台。1996年正月十五，在央视老台食堂里一起吃饭筹划这个节目的张斌、韩乔生、黄健翔，都已因为各自的原因离开，有的甚至离开了这个单位。

中央电视台是中国国家电视台，副部级事业单位。7758是刘建宏的编号，大概代表他是第7758个办理进台证件的人。

他在进台工作6年多以后才获得那串编号。摆脱“临时工”的契机说起来有点荒诞。2002年世界杯，东道主之一的韩国队杀入四强，裁判在韩国队几场比赛中的表现饱受争议。刘建宏在《三味聊斋》节目里说，“这不是亚洲足球的光荣”。对此，韩国使馆提出抗议，台领导要求体育中心严格管束，体育中心领导称：这是一临时工，不好管。由此为契机，才解决“身份”的问题。

199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赶上那年大学生的工作出奇难找，刘建宏托了关系才进入石家庄市电视台。他想象着，在市台干得优秀后，被省台发现，再进入国台视野，一步步实现理想。

后来，他发现晋升的通道是不存在。他终于明白，“一个一个都是单位，不是平台跟平台之间的可以打通的关系。”

只剩下一种办法：跑。

再后来，跟央视的同事们聊天，他说，当年从石家庄“逃”出来，“以为我跑掉了，后来我发现我一步一步又被重新纳入其中了。这就是这18年的感受。”“说实话在央视这样的机构里面，你是不大可能自己给自己人生的规划、事业的规划，很多时候你是需要在这条大船上，跟着这条大船一块走。”

乡愁

2012年8月，伦敦奥运会结束后，刘建宏第一次进入央视新大楼。第一感觉就是“晕”。他的工作区域在“大裤衩”的一条腿，两年来，他就没去过另一条腿。

“它太大了……真在这儿工作100年的人，不见得把每个地都去一趟，除非这个人特好奇……”

刘建宏还记得他第一次进央视老台时的感觉。“那个时候央视是绝对的媒体老大，是一条巨龙，旁边（可以比肩的国内媒体同行）几乎什么都没有，真的是横扫一切的感觉。你进到这种地方，心里面还会有一点点小敬畏”。

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里，今日的刘建宏比18年前从容太多。但即使在央视繁盛的阶段踏进这里，他仍说，“我从来没有那种传统媒体的所谓的优势心态。”

“你忘了，我是从什么地方爬上来的。”“最如火如荼的时候，不过也就是一个临时工而已。”

他看高晓松的脱口秀节目《晓说》时，想：“我俩得有多大的差别。人家小时候一推门进的是林徽因家，我小时候一推门进的隔壁目不识丁的老大娘家。上到大学的时候，我在人大，他在清华，好像差距被拉小了，但是实际上小的时候那个东西是抹不平的，（有些东西）你可以后天去弥补，但是有一些先天性的东西，它在那儿。人嘛，你永远有什么东西是跳脱不了的，就是你的背景。”对自己的“农民背景”，他很坦然。

刘建宏对中国足球很“长情”。即使中国队屡屡折戟，刘建宏仍然是荧屏上、声道里喋喋不休、语重心长、有时让人感觉厌烦、添堵、跑题却依然要提起“中国足球如何振兴”这个话题的解说员。

面对大家对其解说风格和阅读比赛能力的质疑，一些非理性、因为中国足球牵连而带来的谩骂他从不回应。

“我早就明白这个道理。常在河边走，怎能不湿鞋？我就在中国足球边上站着，你往中国足球身上扔大粪，溅到我身上太正常了。你不能只享受中国足球的好，你不跟着中国足球一块受罪，是不公平的……时间才是最有利的证明，而且我还在做很多实际的工作，对中国足球建设性的工作，超越媒体之外的很多事情我都在做。”

如果将来体育比赛解说真的如他所想地进行了细分，如果观众不选择“刘建宏”的频道，他要怎么办？

他讲起电影《梅兰芳》里的一个细节。老一辈人讲戏，老生唱的时候，青衣要老老实实坐在一旁。可老生唱的内容，与青衣的内心世界是关联的，梅兰芳觉得青衣如果只死板坐着，其实不对。

“梅兰芳就要突破这一点，所以加了一个动作，老生唱的时候，梅兰芳演的青衣动了一下。底下的戏迷就看出来了。（有的人说）‘他不对，但是又有人觉得好，就接受了。”

“我（就像那个青衣）动了一下，其实告诉大家：没有人规定你不能动。”

出生在“文革”年代，“全国山河一片红”，他上初中时坚持将名字中的“红”改为“宏”。八十年代成为大学生，经历了中国思想变革最为激荡的时代，“那个时候你一个星期不去书摊，你就会发现你落伍了”。改革开放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他成为体育市场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

“我们虽然只活了40多岁，但是我们感觉经历了100多年的社会。”

“你说我们是利益的既得者吗？我们也是。我们之前的人相对来说好动摇，他虽然挡在你面前，你稍微动一动，他就让位了。但是后面的人要想让我去让位，不是很容易。这个事我跟（白）岩松探讨过很长时间，我说你看到你后面的威胁了吗？他说真没看到，我说，我也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