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妇”档案申遗

姜浩峰

“我们这里什么时候拆迁啊？我准备结婚，但户口已经冻结了。”上海市虹口区东宝兴路125弄，一位居民向苏智良探寻。苏智良既不是区里领导，更不是房产开发商，他是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院长。

这不是苏智良第一次来到这里，也不是第一次听到居民如此呼声。苏智良教授对此地的熟知，在于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慰安所”——“大一沙龙”的旧址。苏智良多年来呼吁在此设立中国“慰安妇”纪念馆，但至今没有眉目。

今年2月，在沪召开的亚洲日军“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上，以苏智良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共同提出，将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4月，吉林省档案馆公布了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方面的25件档案，苏智良作为中央专家组成员，参与了这些档案的整理分析，并呼吁将“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5月，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的沪港澳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苏智良再次呼吁，应尽可能快地将日军“慰安妇”档案及文献申报联合国“世界记忆遗产名录”。

遗迹保护之惑

早在2007年，苏智良就曾向媒体披露称，“上海市文管会已经决定保留‘大一沙龙的房子，但涉及到动迁50多户居民，需要上亿资金。”不知不觉，7年的光阴过去了，东宝兴路125弄周边的地价不知翻了几许。“未来，这里是否能成为‘慰安妇纪念馆？我不清楚。估算了一下，如果此地居民动迁，如今起码要近两亿资金了。”

那么，“大一沙龙”旧址在有居民日常使用的状态下，保存得如何呢？抗战胜利后，最早搬入此地的吴让三老先生，如今已经98岁了，仍生活在这里。“1946年，我只有2岁，就随着家里搬迁到这里。当时，这里是中国银行职工宿舍，我的父亲就是服务于中国银行的。”吴让三的儿子，如今也已七旬的吴煜真如是说，“现在各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时候房间里都是榻榻米。现在窗子也全部都改掉了，原先都是日式的大窗子，进门右手边还有日式神龛。上个世纪70年代房子大修，连大门方向都改变了。现在西大门进去后有一个庭院，面积不大，但日式风格至今可辨。”

苏智良教授则表示，他曾经查阅到一册日本人于战时刊印的《支那在留邦人人名录》，其中刊有“大一沙龙”的广告。从广告图片可以清晰辨认“大一沙龙”的庭院。70多年过去，这庭院中的水泥花坛仍在，台阶和地坪上的马赛克装饰大部分也保留着。庭院中一棵四季常绿的植物，被居民认定是日本人从日本移植过来的，因为中国以前没有这种树。

《新民周刊》从上海市有关方面了解到，“大一沙龙”旧址尚难以被列为文物保护单位或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但考虑到该旧址建筑是侵华日军的重要罪证，上海文物部门拟先予以保留，并将研究具体保留措施，同时将处理情况报国家相关部门。

在今年2月的亚洲日军“慰安妇”问题工作会议期间，韩国数十名学者来到“大一沙龙”旧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细亚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韩惠仁称，希望上海方面千万不要拆除“大一沙龙”旧址，保存好历史才能警示日本社会反省战争罪行。

“位于黑龙江黑河市孙吴县的‘日本关东军军人会馆遗址陈列馆已经对外开放。”这是苏智良告诉记者的一个好消息。而位于云南龙陵县董家沟董家大院‘日军慰安所的修缮保护，就没有孙吴县那般一帆风顺。2010年董家沟“日军慰安所”慰安妇制度罪行展览馆修缮完毕对外开放时，因产权纠纷扯上了官司。原来，房主早前将董家大院捐献给政府。可在陈列馆开馆之前，部分董家后人声称，捐赠时没有征求过他们的意见，要索赔25万元的继承份额。“整个大院800多平方米，单是地价就值150万，更别说它的文物价值、旅游经济价值。我们要25万元，不多。”有董家后人如此说道。

“当时房子里贴满了抗议的字条。我跟副县长说，要好好与抗议者沟通，而不要以官府的名义压人。”苏智良对《新民周刊》记者说。

面对这些背负国耻家恨的重要罪证，旁观者责难房主，为何不能慷慨一些？可在已初步建立公民社会产权意识的当下中国，“无偿捐赠”有时候确实有些强人所难。

同样处于闹市中心，南京利济巷“日军慰安所”旧址的情况，和“大一沙龙”有些相似。今年3月，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终于对外宣称，此地即将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在过去的10年中，利济巷一直新闻不断。2003年，其所在地块被南京国土局收储，有关方面准备将之拆除后大干一番建设事业。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朝鲜老人朴永心来此现场指认，说这里是她被迫做了3年“慰安妇”的地方。南京师范大学经盛鸿教授称，经他多年研究，利济巷是亚洲现存规模最大的“慰安所”旧址。2003年，南京市政府少数官员称“这是中国人耻辱的象征所以要拆”，当时即遭到各界强烈不满和批评。2004年，有关方面传出利济巷只迁不拆，将派专家进一步论证。

然而，不拆不保护圈起来听之任之的局面持续了5年，2008年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将此地一栋三层高小楼的房顶、楼板烧塌。2012年11月，一块铜牌终于挂到了利济巷，上面写着“太平南路控制保护建筑利济巷慰安所”；地址：五老村社区利济巷2-18号；保护内容：依据南京市重要近现代建筑和风貌区保护条例实施保护。到了2013年5月，新闻称利济巷破败不堪，屋外已经成了垃圾堆场，到2013年10月，传闻此地多处房屋面临坍塌。

目前，南京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给出说法：“列入文保单位是肯定的，至于是区级、市级，还是省级、国保级，这还要进一步商量。至于是类似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那样，用玻璃罩子罩起来，还是建‘慰安妇博物馆，或者建遗址公园，尚在讨论。”

幸存者救济之难

今年5月1日，苏智良的夫人、现亦在上海师范大学任教的陈丽菲教授，带着研究生到山西省武乡县等地考察。他们新发现、确认了8名“慰安妇”幸存者。平均年龄87岁。endprint

苏智良说：“我做‘慰安妇调查研究，并从2000年开始对幸存者进行援助工作。最多的时候，有100多名幸存者同我们联系，而现在可考的、中国大陆在世的‘慰安妇幸存者，仅有24人，大多分布在黑龙江、山西、湖北、广西和海南。由于她们当年受到残忍的性伤害，很多人并不愿意张扬。”

从2000年开始，上海师范大学“慰安妇”研究中心开始援助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当时的援助金额是每月100元，后来增加到200元。“这些钱来自海内外的援助，我们也已经好多年没有公开募集了。”在办公室里，苏智良边说边拿出厚厚几本会计簿册，“许多人不知道，由于20年前相关法规的规定，我们不能成立基金会，所以这些捐款都由我来入账。你看，上海的一对老夫妇，徐修国、曹慧缇，他们2011年第一次捐款6万元，后来10万、7万地捐，已经累计捐赠了35万元。”令苏智良感动的是，这对老夫妇每次来捐款，都是乘坐43路公共汽车前来，连出租车都不舍得叫。

《新民周刊》记者在苏智良案头，还发现一本整理好的“中国日军性奴隶制度受害者援助收条”。其中一条签名是林亚金的如此写道：“今收到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援助的2006年7月—12月生活援助费壹仟贰佰元。并收到日本友人牧野长生的慰问信，对他表示感谢。”收条附有本人手印和家属签名、手印。

既要承担学术研究工作，以及教职，又要承担学院的管理工作，外加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社会活动，苏智良工作繁忙，本来并不愿意亲自掌管会计簿册。最初，苏智良想将簿册交给学校财务处代管，财务处查下来，每年捐赠出去的钱款，不少是苏智良垫付的。“这叫我们怎么管？”学校财务处有关人员说。如今，不仅有徐修国、曹慧缇这样的老人前来捐款，还有一位吕建琳女士，曾经每年捐4万，坚持了一段时间。上海一个基督教女青年团体，每月汇来1000元……

“当年捐款入不敷出，我曾先行垫付，是因为我有一个心结。”苏智良告诉《新民周刊》，“早前，日本政府有个‘亚洲女性国民基金，号称可以援助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可是申领这笔基金的前提，是相关人必须签字承诺，不再在‘慰安妇问题上纠缠日本政府。当时就有日、韩的进步人士希望中国方面受害人拒绝这样的无理要求。”当时，有受害人在眼看着就能领到钱的时候，由于不签字而放弃。

“我们生活不能改善，也没有关系。”一位受害者对苏智良说道，“我们已经七老八十了，不能为了一点钱，还要看日本政府的脸色。”

苏智良认为，不能由此剥夺受害者改善生活的机会。苏智良2000年发起援助，如今，他最盼望的是由中国政府出面，发起国家层面的对受害者的慰问援助。“一共只有二十几人了，其中两个重病缠身危在旦夕。还有几年光阴？”苏智良不无感慨。

档案整理之迫

24人，只是日军当年军妓制度残忍暴行的冰山一角，他们的口述实录，是旧日本政府、军队暴行的切实佐证。与此同时，现存于世有关“慰安妇”问题的档案，也正在不断被发掘，被重新整理。

苏智良在沪港澳世界记忆工程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说：“1931年到1945年，日本在对中国及其他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曾大规模实施‘慰安妇性奴隶制度。在我国的中央档案馆，在吉林省、黑龙江省、辽宁省、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等档案馆，都藏有‘慰安妇档案。以今年4月23日吉林省档案馆公布的档案为例，有关反映日军‘慰安妇制度方面的档案计25件，系从吉林省档案馆馆藏日本关东宪兵队全宗，以及伪满中央银行全宗中发掘出来的。

其中两件电话记录，记载了日军以军用公款科目转账划拨给日军部队购买‘慰安妇专项资金；两份1938年2月华中派遣宪兵队司令官大木繁《关于治安恢复状况的调查报告（通牒）》，记载了南京、下关、句容、镇江、金坛、常州、丹阳、芜湖、宁国等9个市县日军兵员数及‘慰安妇配置比例，日军在10日内利用慰安所的人数统计等内容；21件各地宪兵队上报的《通信检阅月报》、《军人犯罪调查表》等，记载了日本军人强征、蹂躏、奴役‘慰安妇的恶行。”

通过研讨会的召开，吉林省公布的日军档案价值凸显。比如第一次发现日军采购“慰安妇”资金方面的档案；发现了有关日军强征“慰安妇”的档案；发现了涉及朝鲜人“慰安妇”的档案。同时，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的普遍性得到证实，档案记载，东宁、黑河、南京等二十余个地方建有军队慰安所，印尼的爪哇也建有军队慰安所。

苏智良说：“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在日本战败时曾经销毁未尽并掩埋，后被发掘出来残存近10万件档案，其中有关于日占区各地‘慰安所设施状况的材料，日军利用‘慰安所的人数统计材料，日军兵员数及‘慰安妇配置比例的统计材料，日军在位于中国及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地区的‘慰安所犯罪的调查记录。这些档案显示了在中国东北地区和南京及周边地区设立的日军‘慰安所、‘慰安妇的人数和构成、‘慰安妇一人所应对士兵的数目、一旬内利用‘慰安所的日军士兵人数等。”据档案统计，1938年2月中旬，南京周边地区仅在镇江一地进入“慰安所”的日军人数即达8929人；芜湖有109名“慰安妇”，其中日本人48人、朝鲜人36人、中国人25人；该地区最多时一名“慰安妇”要被267名士兵“利用”，最少时一名“慰安妇”也要应对71名日军官兵。

今年以来韩国学者、友人提供的“慰安妇”档案资料更加令苏智良感觉重任在肩。记者看到堆在苏智良办公室里，两资料在一起几乎有一人高。“我觉得，该招一两个懂韩文的研究生了，否则这些档案材料如何破解，我也觉得是个难题了。但这些档案的整理、发掘，确实是一件很紧迫的事！”

国际社会对“慰安妇”制度的声讨

日本在1931-1945年对华侵略战争时期，以及1941-1945年太平洋战争时期，在中国及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占领地广泛实施“慰安妇”制度，征用“慰安妇”，开设“慰安所”。“慰安妇”不仅有日本妇女、中国妇女、朝鲜半岛妇女，也有今印度尼西亚等东南亚各地妇女及欧美国家妇女。因此，“慰安妇”制度是军国主义日本违反人道主义、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了的国家犯罪行为。

战后日本政府从1991年12月开始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政府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代表日本政府发表了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结果，亦即“河野谈话”。河野表示：“此次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很长一段时期内，很大范围的区域设置有‘慰安所，存在大量‘慰安妇。……总之，这是在当时军方参与下、严重伤害许多女性名誉和尊严的问题。政府要以此为契机，不问出身，再次向所有经历众多苦痛、身心受到创伤的所谓‘从军慰安妇们表示诚挚道歉和反省之意。”2014年 3月3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表示，日本政府继承1993年“河野谈话”。但日本的不少右翼政客企图否认性奴隶制度的事实。

1992年2月，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来自日本民间团体的代表报告了日军在战争期间强征“慰安妇”的情况。同年5月，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现代奴隶制讨论会通过了致联合国秘书长的文件，要求基于国际法的立场关注日军的“慰安妇”问题。1993年6月，在维也纳召开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大会上，通过了《关于废除对女性暴力的宣言》，宣言认为日军“慰安妇”问题是“战争中对女性的奴隶制”，应该予以谴责。

美国众议院2007年7月30日通过了第121号议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其他国家妇女充当日军“慰安妇”。美国参议院2014年1月16日表决通过包括“慰安妇”问题决议案的美国政府2014财政年度预算法案，该决议案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亚洲各国妇女充当日军性奴隶，要求日本就“慰安妇”问题负起历史及政治责任，作出正式道歉。该决议案不具法律效力，却是美国参众两院首次通过的涉及“慰安妇”问题的法案。

荷兰议会下院2007年11月20日全票通过一项动议，要求日本就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一事道歉，并对幸存者进行赔偿。

加拿大国会下议院2007年11月29日全票通过决议案，要求日本为二战期间强迫20多万亚洲妇女充当军妓一事道歉。

欧洲议会2007年12月13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讨论并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就“慰安妇”问题道歉，并对受害者及其家属给予经济赔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