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劫”爷爷：奔波于疯子与劫难之间

姚璐

他把自己称作“疯劫”爷爷，创造了一个名为“疯劫”的理论，将精神病人犯罪视作如同地震、海啸一样的天灾。

刘锡伟，精神病学专家，几十年来致力于推动肇祸精神病人法律权益的实现。

他既不是在朝的专业学者，也不是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很长一段时间，他凭借自己朴素的直觉和情感行事，不愿意妥协。

他相信，人道主义就是人道主义。

至今无一例成功

家住无锡的刘锡伟先生决定出一趟远门。7月17日上午8点，像往常一样，他吃过早饭就到楼下做一套老年拍手操，手机响了，电话那头的女人语气急切地问他，“你能不能到上海来赶一个11点钟的飞机？”刘锡伟回答对方，“太仓促了，我们也得准备准备啊……换洗的衣服，要吃的药，等等。因为，我已经82岁了。”

女人告诉他，自己的弟弟在北方一座省会城市犯下了杀人命案，但其在作案现场的表现实在蹊跷，家人怀疑弟弟患有精神病，司法鉴定则认定弟弟没病。庭审就在后天，女人想请刘锡伟来看看卷宗，到旁听席上观察弟弟，最终给个意见，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她是在网上的报道中看到刘锡伟的名字的。这是一个屡屡在重大刑事案件中出场的精神病专家。在他看来，杀害自己4名同学的马加爵、在陕西汉阴杀害10名道士和香客的邱兴华，以及在福建南平杀死8名小学生的郑民生等人均有精神异常，应当给他们以司法精神病鉴定或者二次鉴定的机会。

这是一趟劳累且不合时宜的旅程。但他倍感兴奋，作为一个行医已有60年的精神科临床大夫，他很高兴能再一次发挥自己的老本行，82岁的他动作和语速都相当缓慢，但声音仍然洪亮，“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对于特殊人员的刑事责任问题，《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要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殊为不易，当事人可以提出申请，但是启动权在公检法等司法机关手上。

在刘锡伟看来，一些精神病人犯罪后，经常得不到做司法鉴定的权利，又或者启动了鉴定，却因为长官意志、民愤、专业能力等原因而发生误判。所以他一旦发现刑事案件有这样的迹象，就想以一己之力做出改变。

10年前，邱兴华案是他奔波得最久的一次。在一审开庭的前一天，他自费赶到北京，并为此开始了34天的奔波。

因报道邱兴华案，《南方周末》记者柴会群与刘锡伟结识，此后多有来往。但根据柴会群的观察，刘锡伟虽然付出了常人不能及的努力，但“他其实没有太多的方法”。邱兴华案后4年，柴会群在一篇关于精神病人犯罪的稿件中写道：“尽管为精神病人的刑事豁免权呼吁多年，但在几起影响重大的案件中，刘锡伟至今无一例成功。”到如今又是6年，这句话仍然妥当。

共鸣

与大部分人相比，刘锡伟与精神病人之间有着更深的渊源。他是1950年代中国医科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主动请缨从事同学们避之不及的精神科。他说，从医多年来，他见到被分配到精神科工作的医生、护士都难免哭哭啼啼，但他却感到十分高兴，在大学里，他了解到，“大脑是世界上最复杂的物质”，他被这样一条畏途所吸引，“我就要研究最复杂的物质”。

但工作两年后，刘锡伟成了右派，被开除党籍、军籍，女友也和他划清界限。不久后，他被发配至广西，从意气风发的有为青年进入人生的灰色岁月。

在广西龙泉山医院，刘锡伟与妻子刘美晋结识。在刘美晋看来，真正令刘锡伟对精神病学全情投入的原因并非学生时代的雄心壮志，更重要的是他人生中这次最重大的挫折。

他很快就在临床工作中找到了成就感。刚刚送来的病人，“就是傻笑啊，衣冠不整啊，自言自语啊，手舞足蹈啊，不能自控了。就是这么混乱的人，我们通过医疗能够把他变成一个正常人”。妻子是护士，她在一旁补充：“我们精神病房啊，干干净净，又没有传染……往往病人还帮我们，有时候发药啊，人不够啊，他帮你提个水啊，怎么弄啊，积极得不得了。”

在柳州，刘锡伟带来的是上海的先进技术，在当地颇受重用。但在精神病院的日子也并不总是那么美好。直接接触病人的医生、护士、护工有一笔多出的工资，被戏称为“防打费”。刘锡伟亲身经历过一个同事被精神病人用剪刀捅死的血腥事件，妻子在怀孕期间还被病人踢了肚子，他自己也有过看门诊时被病人当头一棒的经历。

刘锡伟说，外界对于精神病人的误解很深，以为他们非疯即傻，这种偏见也使得精神病人肇祸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正视。

不愿转弯

到广西后不久，刘锡伟开始担任广西省司法精神病鉴定小组的组长。这是他此后奔波的肇始，直到1983年调回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之前，除了“文革”期间有过中断，他在广西为四五十起案件做过精神病鉴定。

1980年在广西发生了一起恶性案件，一个复员军人杀害了当时的信访处处长，刘锡伟鉴定其患精神病。曾经提拔刘的卫生厅厅长大为光火，在他看来，“刘锡伟保护了杀人犯，丧失了共产党员的立场，保护坏人，不能让他这么堕落，应该挽救他”，于是先后三次派工作组从南宁到柳州，美其名曰帮助刘锡伟“转弯”。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次，刘锡伟说，曾经一个案件他鉴定为精神病，省里请上海的专家来做鉴定，那个专家水平高超，他到刘锡伟家中闲谈，出于好心劝阻刘锡伟，“老刘啊，如果是名人，是演员，我们就保护一下，普通的农民……他要杀嘛，就给他杀了嘛……现在搞得厅长对你有意见，你何苦呢。”

但刘锡伟决定坚持己见，“你说我‘转弯，我承认错误，（说）他是没有精神病的，把精神病杀掉了，是吧，那责任又在我身上，我不愿意担这个责任。不还要实事求是嘛，讲真话嘛，按科学办事嘛。”

1983年，他从广西调回家乡无锡，在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担任医师，退休又被返聘，直到2009年才全退。离开医院后，他决定把社会当做自己的舞台，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为精神病人合法权益呼吁上。

这其中就包括邱兴华案。邱兴华作案极度残忍，他在一间道观内杀害了道士和香客共10人，甚至将道长的心脏剖出来切丝炒熟了喂狗，一时舆论哗然。一审时，律师甚至没有提出启动司法精神病鉴定的申请，刘锡伟说他曾经打电话问律师为什么，对方回答：“我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除了司法精神病鉴定程序启动难之外，其鉴定结论也颇受质疑。中华司法精神病学组副组长纪术茂是国内最具声望的几位精神病学（下转48页）（上接43页）专家之一，但在接受采访时，他数次强调既有鉴定方法的漏洞，他对当前使用的《中文版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量表》做过信度和效度分析，发现其“欠合理”，需要进一步改进。在案件侦查审理过程中，经常因为各种原因进行多次鉴定，纪术茂提到，一名叫唐安平的精神病学专家在2007年对数十个经过重复鉴定的案例进行研究，发现两次报告的不一致率在近70%，而司法精神病鉴定是一件非常清晰、客观的事情，不应存在模糊性，“这意味着误诊率很高”。纪术茂还提到，有的案件里，甚至连并没有精神病学临床经验的法医都可为嫌疑人做精神病鉴定。

在这样糟糕的环境之中，柴会群觉得，刘锡伟有极强的职业尊严感。刘锡伟承认的确如此，“我们这门科学不是挨人家骂是垃圾科学，是蒙人科学嘛，那么总归这个学科里面应该有个人出来讲讲正经的事情。”

赛跑

7月17日的北方一行，刘锡伟看了卷宗、杀人现场录像，旁听了审判之后，认为嫌疑人有患精神病的可能，他为那家人写下一份意见书，请他们呈交法庭，申请再次鉴定。那家人报销了他和太太的交通费，又给了老两口10个桃子。

这是一份特别的酬谢，刘锡伟说无锡盛产名牌水蜜桃，不愿意收，对方坚持，他就带回来了，放在冰箱里一个多月都没有吃。

能持之以恒地坚持为精神病人呼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刘锡伟没有经济上的烦忧。

在他的书柜里，整齐地摆放着近20个装水蜜桃的纸箱，每个纸箱外面贴好了标签，“马加爵案”、“邱兴华案”等等，里面装着自己数十年间发表的各色文章。他希望有一天将其集结成书，却深感难度巨大，没有人愿意给自己做帮手，可是自己已经老了。

他把自己称作“疯劫”爷爷，创造了一个名为“疯劫”的理论，将精神病人犯罪视作如同地震、海啸一样的天灾，“为什么呢？得病不是自己要得，谁愿意自己要得啊？但是人群当中肯定有一部分人，很小一部分人他会得精神病，因此它是自然规律，而不是哪个愿意或者不愿意。所以讲它是一种灾难，而且是一种天灾……”

出于这样的考虑，他认为肇祸的精神病人是无辜的，但他用来判断嫌疑人是否是精神病人的一系列标准——偶然性、特立独行性、独创性、损人损己性、出人意料之外性等——并不完全受到学界认可。也因为屡屡在恶性事件中为嫌疑人“开脱”，一些业界人士批评他是“有病推定”、“泛精神病化”，也有人认为他是“不择手段地出名”。但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很少感觉到被反对的声音。

纪术茂很少当面与刘锡伟说起自己的意见，在他看来，刘锡伟的理论并不完全站得住脚，但客观上，他对于推进司法的进一步昌明是有积极作用的。

但对于刘锡伟夸赞和批评的声音都止于此了。他既不是在朝的专业学者，也不是富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凭借着一种天真而朴素的热情四处奔走。纪术茂为这个“老弟兄”的专注而感动，他说，这个领域就只有这么一个热心人，“好像（再）没有人办这事”。

时间退回到2006年12月28日上午9时，邱兴华案二审再次开庭，裁定驳回上诉，维持邱兴华死刑判决。9时57分，他在安康江北河岸边采沙场被执行枪决。此时距离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仅仅3天，邱兴华没有等到做一次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机会。

数日后，刘美晋在报纸上看到了新闻，转告刘锡伟。那是冬天，他们在北京开学术会议，天很冷，刘锡伟说：“他们跑得比我们快。”他觉得这是自己与另一股力量的赛跑，他说自己并不失落，只是决定继续跑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