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妙谈统一战线（外六则）

习仲勋妙谈统一战线

1944年春夏之交，干学伟（电影导演）同习仲勋（时任绥德地委书记）、白治民（时任绥德地委副书记）和几位部长围着一个大圆桌，一边吃，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忽然，习仲勋很有兴趣地问：“你们说，为什么诸葛亮明知关羽重义气，会放掉曹操，还叫他去断华容道呢？”他看着他们，可谁也想不出答案。

“那是个统一战线问题嘛！”还是他自己揭开了谜底：“当时，如果杀了曹操，东吴就会把刘备吃掉。刘备当时刚取到荆州，没有多少兵将可用……”

（选自《习仲勋纪念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出版）

最年轻和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刘仁静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最年轻的叫刘仁静，一大召开时，他年仅19岁。1926年9月，刘仁静赴莫斯科学习，倾向托洛茨基的观点，成了托的信徒。回国后，刘仁静公然鼓吹托洛茨基的理论，顽固坚持托派思想。

1929年刘仁静被开除党籍。之后，刘仁静因其阶级调和的思想亦被托派开除。抗战前，他倒向了国民党，倒向三青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西迁，刘仁静携妻儿跟随逃难，逃到西安。

新中国成立后，刘仁静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写了一份悔过材料。1950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刘仁静的声明》，表示自己过去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以后决心在党及毛泽东的领导下，为建设新中国而努力。不久刘仁静被安排到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政治经济学，并长期担任人民出版社特约编辑。

1987年8月5日，刘仁静因车祸去世，终年85岁，是最后去世的中共一大代表。

（选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成员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

加工第一颗原子弹铀球的惊魂一刻

1964年4月30日，晚上8点，年仅30岁的六级车工原公浦穿上笨重的防护服，戴上特制口罩，套上双层乳胶手套，走上这台机床的操作台前。他面对的，是数万人花费了10年的精力得到的唯一一颗原子弹核心部件—铀球。而他要做的，是把它加工成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丝1/5的精度要求。车床开动，在机床的丝丝切割声中，所有人都在屏住呼吸目不转睛地盯着切割刀靠近那颗铀球。突然，只听“当”的一声，铀球在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从夹具上掉了下来，因为机床的真空吸盘出了点问题，铀球掉进了切屑盘中，万幸的是，丝毫未损。稍微休息后的原公浦，第二次又走上了操作台继续工作。最后剩下余量的是再车三刀，不能多，也不能少，因为有个硬化层，这个层对加工有非常大的难度。原公浦车完了最后一刀，当负责检测的技术员激动地对他大喊了一声：“行了！”原公浦一听，当即浑身一软，瘫倒在了地上。也正因为此，原公浦获得了一个“原三刀”的美名。

（选自《绝密档案背后的传奇》（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

毛泽东1976年写的字

毛泽东的书法在中共高层领导人中，无人能出其右。据官方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披露，1976年（1月9日—6月25日）毛泽东写出的批示有15件（《年谱》披露的有19件）。

第一件是1月9日关于周恩来丧事报告的批阅文件，只有两个字：“同意”。最后一件是6月25日毛泽东与华国锋谈话时所写的纸条，也只有七个字：“国内问题要注意”。所有批件加在一起共19件，其中只批两个字的有9件，多是“同意”、“照办”、“可以”一类文字。

最长的一件，是给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的复信，连标点符号加起来共有86字。

（选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韩刚在题为“领袖暮年：1976年的毛泽东”讲座上的发言）

胡乔木与萧军的论战

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萧军与时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有两次论战。在1942年5月2日的座谈会上，针对萧军“政治、军事、文艺是一家，谁也不能领导谁”的“走调”言论，胡乔木第一个站出来反驳：“文艺界需要有组织”，“归根到底，是党要不要领导文艺，能不能领导文艺的问题。”在5月16日第二次会议上，萧军的发言同样尖锐：“你们共产党现在又开文艺座谈会，又在整风，你们现在整‘三风，将来有一天会整‘六风。你们为什么不在10年前就提出来呢？”针对萧军的“放炮”，胡乔木再次站出来：“我们党提出整风是因为我们坚信自己的事业的正确性，所以才能够进行这种严格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我们这样做并不是从现在提出整风运动才开始，而是从建党的那一天起就这样做的。我们欢迎各种善意的批评，但也不惧怕任何恶意的中伤和歪曲。”

（选自《延安延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5月出版）

海湾战争前，钱其琛给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带大白菜

海湾战争前，钱其琛外长率中国使团到伊拉克会见了萨达姆和阿齐兹之后，到使馆看望大家。在钱外长问候大家并讲话之后，主持会议的代办突然大声宣布：“钱外长给我们带来北京大白菜了！”慰问我们来了！当时伊拉克大战气氛浓厚，物资匮乏，能有北京大白菜吃，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大家情绪无比高涨，给使馆送大白菜，恐怕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交史上的第一次吧。不知是谁大声喊道：“包一顿白菜馅饺子吧！”厨师加上一句：“省着吃呀，多吃几顿！”使馆内一片欢腾。钱外长考虑到今后使馆还要撤人，有专机在，大家可以先捎一部分行李回国。这一消息又引来一阵欢呼跳跃。

（选自《三进巴格达——中国外交官亲历海湾战争》，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

从方位词到政治术语的“左与右”

在古汉语中，左和右原本是一对方位词。1789年后，在近代以来的世界语言体系中，这两个词成了意识形态或政治及社会行为倾向的代名词。

1788 ～ 1789年，法国农业连续两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物价飞涨、国库空虚。为了摆脱困境，解决财政危机，当时在位的法国波旁王朝国王路易十六不得已于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宫召开已经中断了175年的三级会议。会议上，第三等级（资产阶级）被安排在主持会议的国王的左边，而贵族坐在国王的右边。这种安排意味着把左派当成“多余的”、“古怪的”或“凶恶的”势力。而认为右派是受人尊敬、品行端正的等级。6月17日，第三等级不经路易十六批准，宣布他们的会议叫“国民会议”，代表全体国民利益行事。在巴黎召开的一次国民会议上，赞成革命的成员坐在演讲台的左边，而不大拥护革命的成员坐在右边。此后，左派和右派逐渐成为两种政治派别的代名词，分别指激进的一方和保守的一方。

（选自《以真理的名义：中共党内“左”、右倾话语分析（1927-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