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及模式选择

[摘 要]“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是毛泽东设定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人民公社承载着毛泽东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的双重目标，是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的结合点。由于对社会主义平等目标带有明显的倾向性，毛泽东没有解决生产力发展问题，没能实现他的社会发展目标。新中国六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曲折历程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建设首先必须发展生产力，同时又不能遗忘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如何实现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两个目标的协同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关键词]毛泽东；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

[中图分类号] A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10-009-05

[收稿日期]2014-05-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专项课题“新时期集体化村庄与分散型村庄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基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视角”（13JD710063）。

[作者简介]许艳华（1972-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毛泽东一生的理论与实践都围绕着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的探索展开，理解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与模式选择，是理解毛泽东一生理论与实践的一把钥匙。

一、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

人类是在既有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近代中国的社会状况是毛泽东选择社会发展目标的历史环境。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率先走上了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就在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两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仍然在晚清政府的统治下，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技术落后，国力严重衰弱。1840年，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从此在中国割占领土、敲诈赔款、践踏主权，对中国展开了野蛮的侵略和掠夺，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山河破碎、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帝国主义的野蛮入侵和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激发起一个民族的强烈愿望，这就是实现国家富强，实现现代化，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历史主题。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中国所有先进分子的求索无一不围绕这一历史主题展开。

为了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魏源、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批批先进的

思想家、政治家纷纷对中国社会的发展目标和发展模式进行探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中国都是在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但是，

近代中国学习西方，走资本主义道路以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在实践中却屡遭挫折，化

作泡影。就在中国人民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争暴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也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深重的社会危机，让中国人民对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产生了质疑。这时，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建立了世界第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正在苦苦求索救国道路的中国先进分子从俄国革命的胜利中看到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新道路——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否定和超越，社会主义向人们展示了一个更加美好、更值得期待的人类前景，因而成为中国人民的新选择。

作为中国先进分子之一的毛泽东，就是在上述中国历史时期成长起来的。对现代化富强这一历史主题的认同，对社会主义这一社会前景的向往，构成毛泽东选择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内容。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设定包含两个方面：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中国应该既是现代化的，又是社会主义的；既是富强的，又是平等的，“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这就是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发展目标。

毛泽东出生于19世纪末，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了解到民族的危亡和人民的苦难，产生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少年时期，毛泽东从进步书籍中有关开矿山、修铁路、设电线、造轮船、实现富强救国等思想中受到现代化的思想启蒙，树立了争取国家富强、挽救民族危亡的远大理想。毛泽东正是怀揣这一民族的梦想走上了革命道路。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始终把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革命斗争与实现国家富强和现代化的目标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1]（P1081），提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P1081）。新中国的成立为毛泽东现代化梦想的实现准备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建国之初，毛泽东就提出“把我们的祖国建设成为繁荣强盛的国家”[2]（P211），从此开始勾画新中国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发展蓝图。1954年9月，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向全国人民宣告：“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2]（P350）1957年，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3]（P144）的目标，1959年底和1960年初，毛泽东又补充道：“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4]（P116）这就是四个现代化思想的最初表述，它完整清晰地勾画了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蓝图。1964年周恩来总理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正式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现代化目标。从此，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主题，被确定为国家政策和政府发展目标，开始在实践中实施。

中国不但要实现现代化和富强，还要实现社会主义。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终endprint

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5]（P650）社会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目标，既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纲领，又是毛泽东的社会理想。

如果说实现现代化代表着毛泽东国家富强的向往，社会主义则体现着毛泽东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毛泽东的平等理想要早于社会主义的理想而产生。青年时期，毛泽东因为受到中国传统“大同”思想和新村主义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而产生了社会平等的理想。平等是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在马克思主义那里，社会主义无论是作为一种社会理想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运动，都是与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解放联系在一起的。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物，社会主义以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和奴役，实现人们在财富、权力、劳动、地位等方方面面的平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为目标。毛泽东从思想上高度认同社会主义平等的价值，把在中国践行和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作为自己的目标孜孜以求。在1949年以前的近三十年里，在民主革命的总目标下，平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的主要目标之一。1938年，有外国记者问毛泽东对新中国的想法，他的答复是：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穿，人人懂得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有受教育和娱乐的公平机会……没有任何人在压迫别人。实现平等、自由和博爱。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展望自己的社会理想，指出要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6]（P1471）。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建国以后不久，毛泽东即领导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三大改造的实质就是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实现人们在生产资料面前的平等。毛泽东说，1949年那样大的胜利，并没有使我高兴；到1955年，当我看到有那么多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接着是私营工商业的改造，我开始高兴了。毛泽东高兴是因为他看到社会主义的理想正在中国变成现实。消灭剥削制度，消灭私有制，使受剥削受压迫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建立一个公正、平等、合理的新国家、新社会，毛泽东一生的奋斗就是围绕这一目标展开的。

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指出：“在毛泽东看来，富裕和社会主义是一枚硬币的两面。”[7]（P296）中国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富强的中国，又必须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平等的中国，这就是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目标设定，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是它的两个规定性，缺一不可。

二、毛泽东实现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模式选择——人民公社

新中国的成立使毛泽东获得了实现其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条件。如何使“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这一社会目标变成现实，成为毛泽东理论思考和实践探索的重心。他要寻找一种既能快速发展生产、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又能防止阶级分化和贫富差距、实现社会平等的发展模式，这一探索最后落脚到了人民公社上。在毛泽东看来，人民公社既是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又是建成社会主义的组织方式，承载着毛泽东实现中国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的发展目标，是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的结合点。

首先，人民公社承载着毛泽东实现中国现代化的目标要求，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深入思考。人民公社是由大跃进时期农民自发的“并大社”发展而来的，因为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和赞扬，迅速演变成一场运动。从兴办人民公社的最初动因看，它并不是为了改变生产关系，而是为了进行农田水利建设和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是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这也是毛泽东认可并热情推广人民公社的原因。毛泽东曾经在谈话中这样讲：合作社的规模小，土地不能统一使用，要修大中型水库，得利的在下游，受害的要淹掉一部分土地的在上游。明明应当建设这样的水库，但是因为这些利害关系，无法进行建设。广东的漳市社，山里有很多森林资源，但是劳动力不够，不能采集；山下有很多富余劳动力，可是不能上山劳动；其他如手工业、运输业等等，也都不能统一安排，妨碍生产的发展。成立大社，组织公社以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8]（P241）。从这段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把人民公社看作是克服生产障碍、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有效组织方式，这是毛泽东看好人民公社的首要原因。

从人民公社的设计看，毛泽东强调人民公社不是单纯的农业生产组织，而是工农商学兵相结合、农林牧副渔共发展，搞多种经营。合作社在发展农业的同时要大力发展工业和商业，建立农村工厂，成立社队企业，使农村成为发展地方工业的重要力量，使农民就地成为工人，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从这种设计中我们看到，毛泽东是要通过人民公社这种生产组织方式，突破小农经济的局限，综合利用农业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资料，合理配置生产要素，开展多种经营，实现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毛泽东对人民公社的思考和实践，实际是试图找到一种不同于西方的、中国自己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模式。所以，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组织方式，是毛泽东为发展农业生产力，实现农村和整个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目标而建构的发展模式，它凝结着毛泽东对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思考。

人民公社又承载着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要求，是毛泽东理想的社会模式。在毛泽东的设想中，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大”就是规模大、事业大；“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要把资产阶级的残余逐步打掉，取消自留地等私产，要由集体所有制逐步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在分配上，人民公社实行工资制和供给制，分配趋于平均化，逐步消除人们在收入、财富和生活水平上的差异。在生产方面，人民公社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社会成员要亦工亦农、亦文亦武，从而能逐步取消社会分工，消灭工农差别、脑体差别。人民公社还设公共食堂、托儿所、学校、敬老院、卫生院等公共福利事业，担负着农村人口的医疗、养老、教育、分配、社会管理等职能，使农民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可以过上与城里人大致一样的生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总之，人民公社是“农业中的集体所有制逐步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即按劳付酬）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按需分配（即各取所需）的道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逐步缩小以至消失的道路，以及国家对内职能逐步缩小以至消灭的道路”[9]（P599）。不难看出，人民公社的设计处处体现着消灭私有制、消灭社会分工、消除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生产关系、财富占有和社会地位上人人平等的要求，是毛泽东实现社会主义平等目标的理想设计。endprint

1958年，由毛泽东修改批准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1958—1972年）》中写道：“我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经过人民公社这种社会组织方式，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促进全国工业化、公社工业化、农业工厂化，逐步地使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逐步地使不完全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建成社会主义。”[9]（P601）在毛泽东这里，人民公社作为一种社会组织方式，既承担着发展生产力、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又承担着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建成社会主义的任务，是联结社会主义与现代化、平等和富强的结合点，寄托着毛泽东“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追求。

三、毛泽东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求索与毛泽东晚年的失误

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代表着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价值关照和价值导向。“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既顺应了人类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又试图规避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等级分化、贫富差距等负面效应，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自觉超越。正如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所说：“中国将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来实现现代化，并同时能够避免许多通常认为是现代化必然会带来的后果，尤其是不平等。”[10]（P3）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社会主义平等+现代化富强”的目标设定在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毛泽东试图构建起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两个目标完美统一的社会发展模式，却在实践中走入了误区，人民公社没能实现毛泽东“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

对人民公社化运动进行反思，人们通常认为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的发展，或者至少没有把发展生产力和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到应有的高度，而把关注点过多地放在了生产关系的改造上。笔者以为，毛泽东不是不重视生产力。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实现工业化，中国必须是现代化的、发达的、富强的，这些都属于生产力的规定性。只是他并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生产力的发达和经济富强是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来的，而应该是社会主义自身政权建立后，在社会主义内部发展起来的。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更多地把中国的落后归因于生产关系方面，认为“生产力的大发展，总是在生产关系改变以后”，因此把“解决所有制问题”后“再大大发展生产力”看作是发展的一般规律。毛泽东专注于生产关系的改造，认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发展”。在毛泽东这里，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与经济发展、生产力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改造生产关系和发展生产力是统一的，建立社会主义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是统一的。

但是，毛泽东为实现目标采取的一系列行动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相反，却造成了巨大的历史悲剧，原因是什么呢？

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动力更多地蕴藏在经济活动中，主要受经济活动自身法则的支配。毛泽东重视生产力，但是他始终把改造生产关系作为发展生产力最重要的手段，希望通过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的人为构建，激发劳动者的建设热情，有效调动资源和人力，从而快速发展生产，这就忽视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自身的规律。变革生产关系对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是这种作用不能被无条件地放大。在生产的机械化和现代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适度的合作可以克服生产困难，发展生产力；但合作规模过大，超过生产的现实需求，把大量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却仍然使用简单工具，从事手工劳动，耕种有限的土地，就会造成浪费和效率低下，这正是人民公社在现实中遇到的问题。所以，毛泽东的问题不在于不重视生产力，而是没有找到发展生产力的有效途径。对此，邓小平有着中肯的评价：“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办事。”[11]（P116）

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作为毛泽东社会发展目标的两个方面，虽然缺一不可，但在毛泽东那里却并不是同等重要，而是有所倾斜的。现代化富强不是绝对目的，社会主义平等才是终极目标，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的富足、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都以实现社会主义平等为旨归。毛泽东批判“唯生产力论”，不是看不到生产力的作用，而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动通向社会主义平等，所以只有生产力是不够的；毛泽东批判“物质激励”“奖金挂帅”，不是否认这些政策对发展生产力的积极作用，而是因为这些政策会导致差距扩大，因而与社会主义平等的价值目标是不相符的。如果背离了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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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平等的价值目标，即便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能实现经济上的富强，在毛泽东看来也是应该摒弃和批判的。毛泽东晚年许多在今天看来是错误的思想和实践，大都可以从这里获得解释。

四、几点启示

“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的社会发展目标是美好的，毛泽东为实现这一目标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他没有找到通向这一美好目标的现实途径。由于对社会主义平等有明显的倾向性，“现代化富强+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在实际操作中重心往往偏向保障社会主义平等，为此甚至不惜牺牲生产效率和生产力发展，现代化富强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被遮蔽。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的富足，社会主义平等的目标就没有必需的物质基础，最终成了空中楼阁。这一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离开了生产力的发展，就不能实现现代化和国家富强，就没有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因此，“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12]（P314）。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在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出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促进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加快了我国走向现代化和国家富强的历史进程。但是，在快步实现经济现代化的同时，我国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正快速拉开，发展的不均衡问题凸显。“经济发展并不能自动通向社会主义平等”，今天我们在发展中遇到的难题彰显出毛泽东这一训诫的现实意义。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必需的基础固然重要，但不能因此忽视社会主义的价值本身。可以确定的是，对于人类来说，现代化和富强无论如何重要，都不是充足条件，如果没有了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指引，即便能够实现现代化和富强，人类也不能获得最终的解放。毛泽东把社会主义平等设定为社会发展的目标，其深远意义正在于此。endprint

毛泽东希望中国既是现代化富强的，又是社会主义平等的，但是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这两个方面并不是简单统一的，在实践中它们更多地表现为一个复杂的两难问题。在毛泽东时代，围绕社会主义平等而做出的政策选择牺牲了生产效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了生产力，却在发展中遭遇了差距扩大问题。因此，如何在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两个目标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实现两个方面的协同发展和良性循环，是我们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富裕的中国梦。中国梦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内涵。习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国梦，既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不断夯实实现中国梦的物质文化基础；同时，又要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努力营造公平的社会环境，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新一代领导集体汲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得与失的经验教训，既强调发展生产力以夯实中国梦的现实基础，又致力于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在新的实践中努力实现现代化富强和社会主义平等的有机结合，推动中国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稳步迈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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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3]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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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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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2] 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责任编辑 郑百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