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领导们的人情味

集体学习实际上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不过以前学习较多的是法律方面的内容。1989年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后基本上每年举办1至2次。党的十六大后，中央政治局把集体学习作为一项制度长期坚持。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是集体学习制度确定后的“首批讲师”。

2002年12月26日，39岁的周叶中坐着一辆黑色的轿车，在警卫引导下，缓缓驶进了中南海西门。上课时间是下午2点，下午1点20分，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一个不算大的会议室。1点45分左右，领导们陆陆续续地来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走进会场，老远就招手示意，并连声喊“老师好”。走近后，温家宝紧握着周叶中的手说：“我们今天来听你的课，都是你的学生。”

到了1点50分，“学生”都到齐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说：“大家对学习都很认真、很积极嘛，那我们就早点开始吧。”第十六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就提前10分钟开始了。

“领导们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做笔记。课讲完后，就有关问题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深入讨论。”周叶中回忆，“领导们看问题的角度非常实在，在他们眼中没什么敏感话题，也没什么禁区，谈的多是热点，讨论非常热烈。”因为讨论得很深入，还“拖堂”了。原本计划4点半就结束的课程延长到了下午5点多。

2006年，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院长徐勇为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六次集体学习作讲解，主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研究”。在这次经历中，最让徐勇感动的是领导的人情味。“老师们紧张在所难免，在上课之前，领导们会过来跟大伙聊天，说说轻松的话题，大家也就放松下来了。”徐勇说。

在为“中南海学员”讲过课的专家、学者中，有好几位有过重复授课的经历。其中，社科院的高培勇教授早在1997年就为中央决策层作过税法讲座，2010年他又两次为中央政治局讲解“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第一次讲课时，国家税务总局为了以防万一，派了两辆车去接高培勇。一行人早上7点50就进了中南海。“因为时间太早，会议室还没开门，我们只好站在会议室外说话。虽然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位同志都是第一次进中南海，但大家都未敢走开。”一直等到8点40分服务人员将会议室的门打开，他们才进去。

主持人宣布讲座开始后，高培勇还没有开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插话：“高培勇同志，是不是先把讲稿发给我们呀？”

“对不起，朱副总理，我还没有写讲稿。”

“那有没有印好的提纲给我们啊？”

高培勇摇了摇头。

“那你讲吧。看来今天我们要做笔记了。”朱镕基严肃了起来。

高培勇开始讲了，十几分钟之后，朱镕基突然发问了。“高培勇同志，我得抓紧时间提问，免得一会儿忘记。你说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已达到57.77%，似乎不够准确。我手上的数字只有25%上下。你是如何算出来的？”高培勇愣了一下，随即调整思路做出了解释。看到朱镕基没有表示不同意见，他便接着讲了下去。没想到刚讲了几句，朱镕基又发问了：“你描述的情况很严峻，提出的问题很尖锐。是不是确切？”高培勇本能地回答：“这是通过典型调查得到的数字，应当是确切的。”朱镕基点了点头。

讲座结束后，朱镕基充分肯定了高培勇提出的观点。高培勇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2010年1月8日，高培勇第二次去中南海为领导人讲财税体制改革时，集体学习制度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程序。高培勇说：“我们开着社科院自己的车就去了，到了门口报车牌号，就直接‘进海了。”那次讲课，胡锦涛听得特别认真。结束后，所有人都离开了，胡锦涛又留下来和两位老师就财税制度进行了更深一步的交流。“大概谈了10多分钟，主要还是讨论我国财税体制运行当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问题。后来，胡锦涛总书记突然提出要合张影，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此后，高培勇通过财政部领导拿到了这张珍贵的合影，一直珍藏至今。（源自《贵州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