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必死的决心上战场

张庆宜+尹洁

张自忠，1891年生，山东人，著名的抗日将领，1940年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县与日军作战时殉国，时任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三十三集团军上将衔总司令，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张自忠将军是二战期间盟军牺牲的军衔最高的将领。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赴天津专访了张自忠将军的长孙张庆宜。本文是记者根据张庆宜的讲述整理。

华北危矣

我是1931年出生的，就是“九一八”事变那年。我祖父从1917年到1930年一直追随冯玉祥，深得冯的赏识，在军中一路晋升。祖父为人比较正直，做事光明磊落，对人也很讲义气。在生活上，士兵吃什么穿什么，他也吃什么穿什么，但治军很严格。

中原大战后，冯玉祥下野，祖父的部队被张学良收编了。那时家里还没有稳定的住处，我母亲是回郑州娘家生产的。接到我出生的电报时，祖父正在练兵场上，给我起了张庆宜这个名字。不久后，二十九军成立，宋哲元任军长，祖父任38师师长，冯治安任37师师长。他们3人都是在冯玉祥的部队里一起成长起来的，犹如桃园三结义一样，非常抱团。

“九一八”后，日军开始从东北向关内推进。1932年，二十九军奉命驻扎察哈尔。第二年初，日军进犯长城，宋哲元率领部队赶赴喜峰口，打了一个大胜仗，这就是让全国振奋的喜峰口大捷。当时中国军队的武器装备极其落后，面对日军的飞机、坦克、机枪、大炮，中国军队连枪都发不全，只能用原始的大片刀杀敌。那首脍炙人口的《大刀进行曲》，最初就是写给二十九军将士的。

日军打到山海关后，一时难以推进，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部队退出华北。经过艰苦谈判，双方协定华北只留一支中国驻军，蒋介石选择了二十九军。国民政府在1936年5月，任命祖父为天津特别市市长。当时的华北是敏感地带，特别是天津，实际上已经是国防前线。日本想要用政治手段占领平津冀察，整天找事，要这要那。那时天津驻有19国领事馆、租界，以及5个国家的驻军。其中驻军最多的就是日本，有一万多人。根据协定，作为市长的祖父只能管理行政事务，实际就是外事工作。然而弱国无外交，有时候不得不做一些向日本低头的事情。

那时日方要宋哲元赴日访问参观，宋哲元打死也不肯去。因为他是地区一把手，去了就没有退路了。但又不能跟日本人扯断关系，蒋介石也不希望华北出现事端。最后商量的结果，就是让我祖父去。祖父就把这次参观定为旅游性质，破例带了我的叔叔、姑姑同去，在日本期间也没有单独接触任何日方人员。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利用汉奸特务大肆散布祖父“亲日”的谣言，造成国内对他的误解与攻击。

北平耻与恨

“七七”事变前夕，宋哲元为了躲避日本人的纠缠，到河北老家为父亲修墓。临走前，他把行政事务交给北平市长秦德纯，军队交给我祖父和冯治安掌管。

1937年7月7日晚，日军寻衅，炮轰宛平城，“七七”事变爆发。张、冯、秦3人果断实施了军事抵抗，由吉星文指挥219团打响了中国抗日战争的第一枪。之后的8日、9日、10日3天，二十九军连续实施对日反击，同时与日本人周旋、交涉停战协议，争取中央增援时间。据日方史料记载，我祖父在10日夜拒绝了日方在停战协议中要求中方立即撤出宛平城的无理要求，表示中国军队坚决不会让出宛平城。

7月11日下午，宋哲元回到天津，下令由我祖父和河北省保安司令张允荣代表二十九军在北平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议。但日本并不遵守协议，激战仍在继续。二十九军虽然有10万人，但分散多处，天津只有3万多，而日军是实实在在的5万人，且敌我装备悬殊。二十九军就像一只张开的手，难以攥成拳头。

7月14日，祖父跟宋哲元商量后给蒋介石打了电报，要求放弃天津。蒋介石没批准。坚持到27日，二十九军再次向中央发出“请速派大军北进及飞机”的电报，蒋介石批示“稳打三日”，“固守勿退”。

7月28日， 日军包围北平，兵力有陆军1个师团、3个旅团，还有空军等机械化部队。南苑战场上，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43师师长赵登禹英勇殉国。二十九军伤亡惨重，为保存实力，宋哲元、祖父和冯治安3人最终做出了撤离北平的决定。但必须有一个人留下来善后，因为北平还有大量无法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还要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要维持城内秩序，还要跟日本人继续周旋，更要对中央“死守三天”的命令有所交代……最后依然是祖父留下，代理北平市长。

7月30日，38师撤出天津。祖父则在北平埋葬了几天中战死的将士遗体，安置好伤员，组织二十九军家属及有关人员转移、隐蔽。

8月1日，日军进城，下令捉拿祖父。

9月3日，在英美友人的帮助下，祖父化装逃离北平。祖父辗转抵达南京后，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在审查了3天后，蒋介石相信祖父是忠于国家的，失北平的责任不在他。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祖父含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国家。”

1937年12月，南京政府撤退到武汉，过河南时宋哲元要求祖父留下，代理五十九军军长，蒋介石同意了。1938年1月，祖父被划到李宗仁的战区，正式任命为五十九军军长。

死守殉国

祖父正式就任五十九军军长后，率领五十九军在对日作战中打了几次漂亮的战役。其中最大的一场胜仗，是1938年3月的临沂保卫战。五十九军主力部队在一昼夜内步行180华里，与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激战了7昼夜，歼敌过半，迫使板垣师团后退了70华里。史称“临沂大捷”。

临沂保卫战异常激烈，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代价。在40多天的战斗中，五十九军所部3.5万人，伤亡近半，营连以下军官几乎全部阵亡；四十军庞炳勋部从海州来临沂时1.3万人，撤离时，只剩下了50多人。在战斗最激烈的关头，五十九军一日伤亡军官40人、士兵近千人，祖父多次到营连级指挥部了解战况、鼓舞士气，并撤换了作战不力的旅长，士气大振。

大捷之后，军委会以“张自忠临沂战役中树建奇功”的理由，撤销了那个撤职查办处分。1938年10月，祖父晋升为陆军上将衔，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11月，他赴荆门接受第五战区右翼兵团（又称右集团军）总司令的职务，率部队守卫襄河。

1940年4月，日军发动了“宜昌作战”令，中方称之为“枣宜会战”。祖父先分到12个师的兵力，后来被李宗仁调走了4个师。5月16日，在湖北宜城十里长山下的南瓜店，祖父率领的5个师被兵力几倍于己的日军三面包围。看到形势严峻，他决定送走两位苏联顾问。当时苏联还没有对日宣战，苏联顾问绝不能落入日本人手里。同时，祖父命令司令部的受伤人员和非战斗人员撤退。此时的他可以走，但他没有走。脚下的南瓜店虽小，却是守卫襄河的最后一道防线。

1940年5月16日中午，祖父左臂受伤，约14时“身受7伤，腹为之穿”，英勇殉国。验尸报告显示，他有两处炮弹伤，5处子弹伤，还有一处刺刀伤，致命伤在左眼。

祖父殉国时，祖母李敏慧的子宫癌已到晚期。在祖母弥留之际，家人才告诉她祖父牺牲的消息。祖母已经听不到了，只是一直呢喃：“师长回来了，师长回来了。”当时举国上下都在哀悼祖父的殉国，但家人却有意回避这个话题，因为太伤心。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追认祖父为革命烈士。几十年来，祖父的精神一直激励着后人。

陈列在抗日战争纪念馆的张自忠初葬处石碑。1940年5月14日，张自忠率部与日军在枣宜会战中发生激战，鏖战两天后，到了5月16日下午2时，张自忠仅剩数百官兵，4时全军覆没，将军战死。他力战到底牺牲后，连日军官兵都为之动容，对其表达了极大的崇敬，郑重装殓他的遗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葬于湖北省襄阳县内一处山坡上。之后，国民政府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抢回张将军的遗体，第三十三集团军38师师长黄维纲奉命将张自忠遗体抢运出战场，后转葬重庆，国民政府为张将军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最终，第38师派人在将军原葬地立了一块石碑，就是这块张自忠初葬处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