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性质与成效

吴志远

[摘要]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既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注入了丰富可靠的实践基础，又需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为其提供理论指导。科学界定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性质并对其在实践与理论两个层面的积极成效进行分析评价，有助于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社会主义本质论

[中图分类号]F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7）02-0050-11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性质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丰富和发展”不同于“批判地继承进而创立”，是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内核”而不仅是“基本内核”的基础上，不断结合发展演变着的实践所进行的外延式探索（尤其是一个可以预期的时期内），但这种外延式探索又并非仅仅是简单的原理应用和机械解读，而是在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科学内核”即立场、观点和方法与各国历史发展各阶段所呈现的多样性新现象之间关系（含解释及解决现象中隐含的问题的可行性）进行辨析和可靠性论证而逐渐得出并被确认的，当然也包括对其“科学内核”的补充与完善，但决不能与之形成鲜明对立。2017年第2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性质与成效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学说，其研究对象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在19世纪所关注的以英国为典型代表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而是一个密切联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的研究，力求确保该生产关系得到适时动态的精准设计。本来，不同领域的研究对象存在不可比性，相互间内在的继承发展关系也无从谈起，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是革命的理论，还是建设的理论，是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解剖中发现资本剥削的秘密、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隐患，进而提出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制度设想，尽管十分抽象和概括，但其问题指向所蕴含的基于深刻哲学关怀的人类走向判断是极富感召力和战略眼光的，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形成的优美自洽的逻辑体系，且是对奠基于其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结论。由此，研究对象不尽相同的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也就有了必然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继承性的，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的时代化、区域化、具体化，而这种继承性关联是历经几代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努力和坚持而取得的。

（一）这种继承性联系首先表现为外延式发展

马克思在1857年7月到1858年5月撰写完成了一系列经济学手稿（统称为《经济学手稿（1857-1858）》），这些手稿是马克思自1843年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之后累计15年研究的结晶，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正文。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五篇计划”。1858年初，马克思在“五篇计划”的基础上提出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六册结构”，分别是《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及《世界市场》，由此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生产关系、交换关系的系统揭示和展现，而《资本论》前三卷仅相当于“六册结构”中第一册《资本》的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但却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六册结构”中“最难叙述”“精髓”部分，是其整个学说的基本原理。换言之，“六册结构”为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留下了十分宏大的探索空间，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创新可能主要表现为基于“六册结构”中第一冊《资本》的第一篇“资本一般”的内容，即《资本论》这个原理并结合当代中国实践而进行的推理和外延式理论发展，而这种可能要变成现实，其前提是科学精确地区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与马克思分析的对象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以及沿着马克思《资本论》逻辑而展开对“六册结构”后续问题的推演。显然，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是极富挑战性的：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国家》《对外贸易》及《世界市场》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对外贸易及世界市场之间有何异同？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内容是否应参照马克思的“六册结构”而布局？“六册结构”中的资本逻辑框架是否可以适当变换而应用于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如何在沿着马克思《资本论》逻辑展开对“六册结构”后续问题的推演过程中像马克思那样通过比较而设想未来科学社会主义那样展开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这些都是今后需要面对和回答的重大理论问题。

（二）这种继承性联系还表现出了较强的阶段性特征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及其《资本论》学说之间有着较为直接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商品和资本这两个核心要素，而未来高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就只能通过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政治经济学与马克思研究的资本主义及其《资本论》学说产生关联。商品与资本之间有着极为深刻的内在联系，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1篇第1章中直接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1]（P47）资本是市场经济运行的驱动器，而商品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结果，是国民经济总量的核算依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一大二公”的疾风骤雨式的生产关系改造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在承受质疑甚至非议的过程中不断探索发展而来的，是中国共产党“四个自信”的基础，是在保留对资本的“宽容”以提升资本活力的同时，通过制度设计约束资本逻辑的泛滥的过程中、在全球资本主义竞争合作背景下以资本和商品为工具适应并努力构建新型全球经济治理秩序的过程中逐步成熟起来的，商品与资本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构成要素，价值规律已逐渐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遵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针对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殊历史背景和新要求并结合改革开放新趋势，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就目前情况来看，市场经济的运行仍离不开商品、资本等基本元素。资本的最初表现是货币，而货币又源自商品及其交换，因而从产生的时间维度看，资本相对于商品而言具有从属性。而一旦资本形成，商品就成了资本增值的工具，资本相对于商品而言就具有了选择性和主动性。总的来看，商品与资本是耦合在一起的，是十分自洽的一对范畴。商品的价值（交换价值）因内含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判断社会属性的重要标志和载体。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及其政治经济学中的商品与资本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区别于马克思所研究的商品和资本呢？很显然，在人类没有真正摆脱对物质刺激的依赖的阶段，价值规律、剩余价值（利润）等范畴就有存在的必要，它们仍是实现社会经济运转最有效的激励约束工具，这些都是对人的强烈趋利性的适应性、自然的选择。于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也不得不采取商品生产和资本驱动的模式来适应并支持生产力发展，这就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机制实现兼容的重要背景。为此，所有制就必须“碎片化”以建构商品交换的秩序，即便全民所有制也必须通过国有资本分层分类监管体制、国有资本投融资运营模式创新及国企公司治理现代化等技术措施实现在全民所有基础上的企业法人独立治理和经营（集体所有制和各类非公所有制企业本身就符合所有制“碎片化”的要求）。也正因如此，“全民所有制”才有可能趋向“名义化”，由此就衍生出了公有制下的行业利益差异与公有制经济运行中的道德风险等等影响市场经济绩效的因素。进而我们还要看到，公有制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是推行并实现按劳分配这个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的载体，为强化按劳分配的可行性和激励示范效应，全民所有制经济往往会被定位于战略的、基础的经济领域并自然而然地形成垄断地位（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这便带来国有大资本对非公有制资本一定程度的“排斥”，从而时常出现有违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基本原则的情形。另外，非公资本在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领域已呈现出广泛布局态势，为市场提供了大量的小批量、个性化商品，极大地提升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消费品质，随着非公资本的逐步壮大，其布局能力也有所提升，当前，部分非公资本甚至联合国有资本乃至公共财政共同运营和参与公共品或私人品的供给。可以预期的是，公有制资本与非公资本之间的关系将由单纯的分工向竞合关系演变，两者互补共进的趋势将会日渐明显。这种现实状况显然既含有又超越了马克思所研究的19世纪资本主义的资本和商品，现实情况的复杂程度决定了理论创新发展的必要性，我们可以并有必要沿着马克思《资本论》逻辑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探索。面对现阶段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技术上的难题，我们应该在坚信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和倾向性完美结合”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公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而这正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亟待探索的核心领域。

（三）这种继承性联系的核心表现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观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是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归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阵营的核心标志，也是实现两者间长久维系的根本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是一部在资本既成事实的基础上既揭示资本的“污垢”品质又试图通过纠正资本行为（而不是过急地将资本扫入“历史垃圾堆”）以发挥资本的积极性、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以资本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秩序的经济学说。在这一学说体系中，国有资本和政府及其财政将成为研究的重中之重，它们将作为社会主义的核心力量维持资本运行的合理性，长期以来国企改革的重要地位及其复杂程度就足以使我们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这种各类资本合理存在的状况并不意味着资本能主导一切，这种合理存在的资本及其搭建的“市民社会”将成为国家与政府制度的根源，国家、政府与资本间存在着一个相互适应的各自定位，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指出的“法的关系像国家的形式一样，它们根源于市民社会”。既然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研究市场经济及其资本、商品等范畴，那么，西方主流经济学这个所谓擅长于经济现象描述的市场学说似乎就存在借鉴的价值，但西方主流经济学又是建立在唯心的“效用论”和厂商及要素所有者的“经济人”假设等基础之上，而这些假设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所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便带来了极大的困惑，它意味着两种思想认识体系之间根本无法兼容（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无法兼容），这是不是又意味着我们必须在秉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在不断揭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内涵的人与人关系的基础上系统描述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交易规则与秩序，萨缪尔森式的“一仆二主”[2]（P16）在这里似乎是行不通的。显然，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幅宏大的研究篇章，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新规律及其系统化的经济理论将构成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将以其对现实超强的解释力和诊断能力而成为当代世界主流经济学之一，为全球经济学界所瞩目。

二、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积极成效

理论来源于实践又推动实践发展，新的实践又要求理论的创新发展，如此螺旋式循环上升，两者间不断相互适应、相互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即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与之相匹配的实践依据自然也就有了阶段性特征。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于对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深刻认识，正是在这个前提下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发展之间的动态结合。

尽管由于种种误解和质疑，国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学研究与宣传曾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随着全球经济社会面临的困境的加深，特别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及其所引发的后危机时代的全球经济深刻调整以来，直面人类发展选择、关注人类长期命运走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及其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理论魅力和学术价值的影响力日益广泛，吸引力日渐强大。事实上，对资本主义的批评一直不绝于耳，“直到今天，高度一致的反资本主义论调依然存在，这一点令人吃惊，一代又一代的激进者和知识分子给这些论调赋予了新的活力。……批判者在批判中取得了令资本主义的缺失之处得到改变的成果”[3]（P70）。同时，随着《资本论》历史考证版的问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条件得到极大改善，这对全球学界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机遇。更为重要的是，以实现中国梦为崇高理想的新一届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要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原则作为中国深入推进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根本遵循，贯穿“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五大发展理念就体现了这个重大要求。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所取得的积极成效主要体现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

（一）其在实践上的成效表现为成功地指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全球经济正在快速增长，而且这一体制远优越于其竞争者，这一点毫无争议。”[3]（P1）认识并始终聚焦于生产力这个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发展与突破的关键所在，这种强烈的问题导向意识是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鲜明体现。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个研究取向和定力始终没有被削弱。正是基于对发展生产力的高度关注与热切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才被注入改革开放的“优良”基因，以发展生产力为导向的改革开放，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关键词。如我们基于“以市场换技术”而长期实行的引进外资政策，就是推动我国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举措。从某种意义上讲，外资并不属于社会主义基因，但在一定历史时期，通过适度宽容的外资政策快速消化吸收国外先进技术，可在短期内较大程度地改善我国技术梯度状况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深化，要素国际间流动与配置对制度规则国际化的要求也显著提升，两种根本制度与多种形态经济体制之间如何实现有效衔接亟待解决，这对我们显然是极大的考验。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建议》中“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无疑就是基于这个严峻的现实要求而提出的。通过优化全球经济治理向世界体系融入社会主义元素将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历史任务，这也是在资本逻辑充斥全球并制定经济秩序与结构的全球资本主义大格局中社会主义制度与经济系统存在的生存法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理论建设必须首先考虑这个重大现实。其在实践上的成效不仅表现在提升经济运行效率方面，还表现为实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上。资本驱动的经济系统始终都充满着风险与波动，而西方经济学将此理解为正常的经济周期，并不断寻求技术手段以熨平周期波动，但这种阴影始终挥之不去。资本的趋利性注定了其“双刃剑”功能，经济效率与经济波动循环反复，甚至在所谓主流经济学范式中，经济波动被认定为破坏性创造，是下一个增长周期的拐点，这类消极现象被乐观预期的情况在当今西方世界比比皆是。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理论指导，就包含着深刻的直面人类危机这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所特有的意蕴。“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等根本原则，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因和基本元素，这些根本原则在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帮助中国经济成功地应对了多次全球性或区域性经济金融风险，并将在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成为重要的引领力量。还应看到，作为现代经济“血液系统”的金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政治经济学发展中具有日益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金融市场化发展方向的确立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从表面看，金融是资本运营的杠杆工具，是资本逻辑的“助推器”；但从实质看，金融却是一个经济社会系统中现代化的、高效率的风险管理工具，是激发要素聚合、优化要素配置的有效手段，特别是在技术成果产业化、支持新兴产业发展方面具有显著的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使命是完成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这是基于问题导向的判断，而这恰恰离不开金融尤其是市场化形态和程度较高的金融形式如资本市场的支持，而资本市场又有着自身的发展演变趋势与规律，如衍生市场的发展等等。如果固步自封，坚持前苏联式的教条做法而无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需要，我国金融市场化、现代化进程就会停滞不前。尽管当前中国经济遇到了经济下行和深刻转型的压力，但培育发展新动力还是要坚持长期生产力导向。基于这种要求，中央积极研判形势，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大逻辑、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新概念、新范畴、新观点，并在事实上构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经济分析框架和分析范式，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上述这些核心思想已逐步融入各级各类“十三五”规划，并成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行动指南。

（二）其在理论上的成效也有着积极的表现

尽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仍是一个年轻的经济科学领域，但却正在坚定地朝着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也即“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方向发展，而开启这一进程的仍是强烈的问题意识。问题意识薄弱，势必导致理论创新勇气及所依赖的实践素材的不足与匮乏。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最早提到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的是列宁，他认为，在经济落后的俄国，只能建成初级形式的社会主义，而不能立即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毛泽东同志也深刻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他在1956年1月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我国已经进入、但尚未完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此后他又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只是刚刚建立，没有完全建成，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建立起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基础，生产力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后，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但是，由于受到上世纪60年代党内“左”的指导思想的严重干扰，社会主义阶段论这个国情特征并未得到全面重视和充分认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进行了更为深刻的新的探索，形成了以我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科学论断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成为邓小平理论的基石和重要组成部分。自此以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根本国情就真正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座右铭”。尽管我国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个阶段可以根据发展形势而区分为具体的子阶段。随着实践进程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令人瞩目的演进过程，但这个演进过程并不涉及对上述问题导向的转换，而是始終围绕生产力问题并表现出对这个问题认识的不断深化。从社会主义阶段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直到五大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研究指向无一不是针对生产力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问题已贯穿在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微观到宏观、从制度到政策的体系脉络之中。这种一以贯之的学术品格，既是党的优良学风的重要体现，又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系统化的学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确保了这一逻辑体系的充分自洽。而我党所确立的“经济工作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和工作原则，为持续构建这个充分自洽的逻辑体系提供了稳定的工作机制。无论党的代表大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党的智库建设和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还是新近成立的深改组会议等等，都体现了我们党对经济工作的重视，为密切关注与研判经济运行和动态提供了坚强可靠的组织保障。而且，这些始终以问题为导向的工作会议机制，也为学界聚焦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向导”和示范价值，并进一步有效地坚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传统。特别是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中央在反复研判后强调指出经济下行的根本问题出在供给侧，而一味盲目地通过需求管理刺激经济是难以奏效的，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所决定的理论与政策取向。同时，中央提出的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是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完全符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要求和发展实际，中国各地各产业部门生产力发展阶段与水平不一的状况，决定了要素市场化配置在空间上和行业间所存在的局限性，这些都需要政府有针对性、有选择性地运用结构性政策工具来予以调整，“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有着深刻的实践背景和理论价值，值得在学术上继续深入地进行探索和挖掘。

三、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境界的着眼点

与伟大的实践相伴相生，以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和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研究对象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为中国经济学理论自信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但辩证地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也还面临诸多瓶颈，如基础理论的确立、微观研究的加强、应用研究的拓展、政策分析的延伸、研究队伍的壮大、主导地位的建立等等，这些都是亟待加强的方面。笔者认为，随着实践的发展和对实践认识的不断深化，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新境界的着眼点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学界要承担起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历史性责任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成果主要表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不少是以党的政策主张的形式出现的。前已述及，党中央的持续大力倡导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得以创新发展的根本原因，通过发挥政治优势凝聚各方力量进行理论创新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与自信的最核心的支撑力量，也是中国政治经济学得以继续发展的重大政治前提和政治保障，因为“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4]（P74）。我们党是学习型政党，党的方针政策无疑具备了充分严格的科学论证过程和极富智慧的科学元素，但是党的文献大多是在原则、方向及宏观层面上的要求、论述与判断，这些内容的具体化、形式化特别是局部领域的科学论证还需要学术力量的介入，以避免“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已经患上‘失语症，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发展和运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它的解释力和预测能力很弱，更无法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5]（P52）的困境。基于此，学界急需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觉与理论自信，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化、系统化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值得总结并在全球推广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应成为世界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的元素创新和系统集成工作将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而日益重要和迫切。学界其实是一种知识创新机制的代名词，是一种通过行业间竞合关系的培育来激发知识创新热情与动力的特殊平台或载体。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热衷于对西方经济思想理论的学习宣传教育，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学习研究却不尽如人意，以致有学者强烈呼吁“‘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不能成为主流”[6]，“西方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半径是受到限制的”[4]（P78）。

（二）继续深入挖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进而不断强化其应用功能

“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理论指导是否仍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并用来解决关于商品经济运行是研究的核心问题。”[7]（P42）科学的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理论基础，也应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我们应看到并充分合理发掘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功能。尽管自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诞生以来，怀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说法就不绝于耳且花样翻新，但针对“商品交换何以可能”[2]（P73）这个问题进行的有关“劳动二重性”的抽象思维，恰恰展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中所蕴含的哲学品质，并在事实上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上升为经济哲学。一直以来，有个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是革命的理论还是建设的理论”的争论，该争论的核心显然是指向劳动价值论的，马克思基于劳动价值论这个科学思维形式的起点努力发现了剩余价值并由此推演出倾向性结论，《资本论》因此被誉为“工人阶级的圣经”，正如“从世界观和根本立场来看，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把政治经济学区分为劳动的政治经济学和资本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为劳动人民求解放和谋福祉的劳动的政治经济学”[8]（P4）。由此可见，劳动价值论中科学性和革命性是兼而有之的，是基于科学性而表现出勇敢的革命性的理论，马克思正是运用劳动价值论这个科学“武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的。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挖掘劳动价值论的科学价值并实现劳动价值论与市场经济理论有效对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建设的关键，而“西方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在世纪末通过回顾20世纪所发生的诸如经济波动、分配不平等……等现象后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对于市场机制的深刻揭示为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作出了积极贡献，但随着时间的不断变化，由于其视野的狭隘性、理论前提的假定性、方法论基础的脆弱性和理论认识的片面性，对现实世界却越来越缺乏解释力”[9]（P48）的判断，无疑给了中国经济学界更大的挑战以及更多的信心。

参考文献：

[1]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王明友.《资本论》中的市场经济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3][英]杰夫·摩根.蝗虫与蜜蜂：未来资本主义的掠夺者与创造者[M].钱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高全喜.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J].学术研究，2010，（2）.

[5]马春文.什么是政治经济学[J].社会科学战线，2005，（3）.

[6]邱海平.“西化”的经济学教育不能成为主流[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3-20.

[7]蒋南平.“劳动价值论”的最新研究进展[J].江汉论坛，2007，（2）.

[8]卫兴华.怎样理解和把握“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J].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1）.

[9]王健.21世纪西方政治经济学展望[J].经济学动态，2000，（6）.

责任编辑刘绛华2017年第2期经济理论与实践卜振兴.货币政策透明度的理论基础与实践[J].求实，2017，（2）：61-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