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科学家到底去哪儿了
王梦影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在王立铭看来，“这个国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
一次聊天中，一位教授问王立铭：“咱们两人的学生里，女生男生数量几乎相同；但是在你和我的研究所里，女教授的比例似乎都不到总数的一成。那么，最后没有做教授的女生都去哪里了呢？她们凭空消失了吗？”
这一刻，33岁的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才意识到，科研圈内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根据中国科协的数据，到2013年我国女科技工作者已经超过了2400万人，几乎要占到全部科技人力资源的四分之一。但2013年两院院士中只有5%是女性；长江学者中，女性的比例是3.9%；中国青年科技奖获奖者中，女性占8.4%。
多项研究指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出现了“高位缺席”现象——越往象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从2400万到孤单的塔尖，这之间发生了什么？
分岔的路口
清华大学教授颜宁对此深有体会。2016年，她去参加瑞典结构生物学年会，印象深刻的一点是报告人中女性众多。而她在国内参与组织的几次国际会议里，想要实现“女性报告者不少于20%”这一国际惯例都是相当困难的。
颜宁指出，每年参加博士生入学面试，如果纯粹以应试者的成绩、现场表现，“也许我们录取的70%”都应该是女生。在实验室的表现中，女生也从不落下风。但到了求职的时候，分化产生了。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即研究领域的学术带头人）阶段，女性锐减。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马缨专注于女性科研人才研究已经数年。接受她访谈的每一位搞科研的妈妈都表示：生育后满脑子都是孩子，塞不进任何东西。
而这时，摆在她们面前的道路开始分岔了。马缨的调查发现，“生命周期”影响了女性科研人员的表现，生育是其中的重要节点。中国女性科研人员平均生孩子的年龄约为30岁。在孩子上幼儿园（大约3岁）之前，孩子的照料任务主要是由女性承担。而实际上，生育只是漫长家庭生活的开端。马缨调查显示，35岁之前，女性科研人员论文数量与男性同行差异很小。而36岁开始，女性开始落后，直到50岁与男性开始拉开显著的差异。
马缨的朋友中就有一对夫妻，同年毕业进入同一家科研院所，如今双双年过四旬。丈夫是学院的领导和一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妻子则从事科研辅助的工作，不在科研一线了。
“当年你成绩还好一点啊，后悔么？”马缨问她。她则笑着表示，有家庭生活很满足了。更多女性毕业后因“方便照顾家庭”而直接从事了科研辅助工作，再没进入科研一线。
科研世界里的女生们没有消失，她们只是逐渐隐形了。在王立铭看来，“这个国家失去了一半人口的科研智慧”。
善意的歧视与“雄性领地”
在社会学博士董一格看来，这种自我选择的背后是一种“自我边缘化”——“为什么我们从来不问一个男的如何兼顾家庭和事业？他根本不需要面对这个问题！”
董一格认为，这种性别歧视也通常是完全不自觉的，甚至包裹在善意里，诸如“女生不适合读博士了，读个硕士找个稳定工作最靠谱”……
王立铭的调查发现，歧视在孩子成长期就存在了。王立铭从小就听见老师说，“女生上了高中就成绩不行了”，或者“女生不要学理科”。当时他并没有觉得有问题，直到进入大学，和许多女科学家共事，他才意识到自己对女性能力的成见毫无道理。
王立铭的实验室里有很多优秀的女生，想法新，很会设计试验、分析问题。而当毕业抉择时，她们中的一些人最终选择了离开校园，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支持家庭，纵使对科研仍有留恋。他惊讶地发现，这些女生家庭的重男轻女意识强烈，即使女儿进入名校，还是无法扭转。
王立铭说，在整个社会文化的预设里，科研本来就是片“雄性领地”——“大部分人谈到科学的时候，第一反应想到的八成是一个老头子，很睿智深沉”。
董一格觉得，在这样的预设下，女性科研工作者上升的路径之一是完全抹杀女性身份。
这已经被验证可以成功。在一次科学家会议上，一位生育了三个孩子的85岁老科学家坦言，除了在“三八节”，自己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女性。她的努力可以看作扯掉性别标签的尝试。而社会回应的另一笑话则更加不友善：“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女博士。”
董一格很烦别人提起“男女还不平等，女性都要爬到男性头上了”，或是“我们家我老婆做主，这还不女权吗？”她学习社会学，认为看清一切关系的切入点是利益——当最前沿的研究、最受关注的项目都由男性主导时，男性掌握着结构性优势。
王立铭也感慨：“无论是研究方向、专业、学科、领域，只要是比较积极地影响这个世界的事情，女性都面临问题。所以你说女性都消失了，她们其实不光是从学术界消失，还是从大多数能影响这个世界的地方消失了。”
变化在发生
在董一格看來，现在中国经历的，美国已经历过一遍了。
董一格在美国留学时，她曾经找一个女性社会学家介绍自己的课题——和中国性别不平衡有关的研究。老师表示：这个问题在理论上并不新，因为美国学术界已经历过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
在欧美国家，性别问题非常敏感。即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会因为性别歧视言论而遭到炮轰，被迫辞职。董一格在美国的很多老师都是50多岁的女性，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读的博士，那时学术圈内发起的女性运动正在开花结果，哈佛大学出现了第一位女校长，美国社会学学会连续产生几位女主席。
董一格期盼着中国目前对性别议题的关注能到开花结果的那一天。她经常在网上与带有歧视色彩的言论吵架。有趣的是，吵架的帖子里她的支持者寥寥，而私信箱里却经常收到长篇的鼓励。
“大家其实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只是不愿意公开表达出来。”董一格分析，“巨大的文化压力下，没人愿意做一个trouble maker（挑事者）。”
但变化终究是在发生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0 年评审工作中首次提出“同等条件下女性优先”的政策。自2011年起，将青年科学基金中女性申请年龄上限放宽到40岁，较男性的35岁增加了申请机会。2012年设立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中，将女性申请年龄上限设定为40岁，较男性的38岁增加了2年的申请机会。
董一格认为，对抗所有的歧视，都需要更多一点警惕和敏感。“改变就从公共舆论中明确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开始吧。”她说，“我们需要一点‘政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