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与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

[摘要]发端于启蒙运动的现代性运动推动了西方现代化进程，同时也带来严重的现代性危机，引发了一系列关于现代性争议和批判的社会思潮，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以其深刻性和前瞻性，在现代性争议中具有天然的“在场”权和话语权。同时，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得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面临着更为迫切的现代性构建问题，今天我们仍然要坚持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推动当代中国现代性的构建。

[关键词]马克思；现代性；批判；中国；构建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3-0030-05

[收稿日期]2013-09-20

[基金项目]南京林业大学2013年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与改革专项研究课题“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及其当代价值研究”（NLSZ003）。

[作者简介]王祥（1978- ），男，江苏涟水人，南京林业大学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副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现代性和反现代性交织并存，它们相互注视、相互争斗、相互融合，伴随着人类从蒙昧的中世纪走入现代社会的全过程，无论是现代性的拥蹙，还是现代性的批判，都试图遵循着社会发展的辩证法，直面各个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困境，找寻人类走向解放的符合各自意识形态诉求的逻辑路径。自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性进程已走过了数百年，但现代性始终是无法终结的命题，对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洪流也从未间断过。现代性的悖论不仅没有因为批判理论的层出不穷而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反而随着战后资本主义的重大发展陷入新的迷茫和困顿之中，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呈现出现代性后果更为剧烈的盛现代（High mordern）时期（吉登斯语）。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批判矛头直指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现代性，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甚至宣告现代性的终结。

一、现代性危机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回归

现代性是指西方启蒙运动和现代化历程中所形成的文化模式和社会运行机理，它是人类社会从自然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域”出来后形成的一种新的“人为的”、理性化的运行机制和规则。在传统社会中，超越感性和个体的超越性整体是人类生活秩序的维护者，上帝和某种神秘的超自然力量成为人类的主宰体，这种形上生活的秩序构成了中世纪人类生存的全部意义，现代性也无从谈起。启蒙运动实现了现实生活的“祛魅”，这种超越性整体逐步被还原成自我决定、自我负责、自我实现的主体“人”。现代性以工具理性和形式理性的意义呈现出来，生成为理性化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特别是新教的禁欲伦理精神，即通过劳动创造财富来荣耀上帝的理性化的精神追求，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现代性，推动人们逐步地走出中世纪的蒙昧状态，初步构建了社会经济组织、科学技术、科层制度、法律系统等现代性的基本元素，为现代价值秩序提供了合法性基础。

经历了早期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的不断增加，这种作为现代性精神支柱的禁欲主义逐步退化为片面追求利润的工具，失去了价值理性的导引和支撑，“大获全胜的资本主义，依赖于机器的基础，已不再需要这种精神的支持了”[1]（P112）“在现代性社会中，世界不再是精神的有机的家园，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进取的对象，世界不再是爱和冥思的对象，而是计算和工具的对象。”[2]（P48）随着现代性的理性化，人的独立价值即自由丧失了，世界的祛魅与自由的丧失成为一种无法逃避的现实。现代性在完成了把人从传统社会解放出来并创造了辉煌的现代文明之后，又使人类的精神世界陷于风雨凋零之中，引发了一系列信仰缺失和价值危机，两次世界大战更是将高扬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的现代性危机推向极致，现代性批判也被推向了高潮。

随着现代性危机在全球化条件下的扩散，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加关注作为现代性反思真正先驱者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转向》一书指出：“卡尔·马克思是第一位使现代与前现代形成概念并在现代性方面形成全面理论观点的社会理论家。[3]（P100）

第一，马克思以现实的感性生活为基础，批判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理性形而上学的传统，深刻洞察了绝对理性的专制，从而动摇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上基础。

现代性的根本标志在于“元叙事”，即社会的变革和运动总是通过一个目的论式的、总体性的宏大叙事来论证自己的合法性，这种现代性的“元叙事”就是理性主义。以笛卡尔为代表的启蒙主义者深信，理性是实现价值理想最重要、最可靠的手段，依靠具有高度理性的主体性人类才能完成现代性的宏图大业。这种抽象性的理性思辨传统为古典哲学家所继承和发扬，康德实现了主体对自然的立法，提出了“敢于运用你的理性”的口号。黑格尔更是以理性的“精神现象学”的方式证明了自我意识的发展轨迹，以理性的精神发展过程构筑了严密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思维方式，并且为社会发展设立了统一的判断标准：“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4]（P11）至此，理性形而上学的宏大叙事在黑格尔哲学中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形上基础。

马克思首先肯定了黑格尔将劳动视为人的自我确定的本质，把人的自我产生的过程理解为自己劳动的结果，理解为历史性活动的辩证观点，同时也深刻指出其用抽象思维遮蔽现实感性生活的局限性，在黑格尔那里，“想象主体”是先在于“现实的历史”的，抽象概念与人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颠倒的。因此，人的本质力量或现实感性在重构的过程中只能采用一种唯心主义的抽象方式，正如马克思指出：“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发生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5]（P315）由于缺乏科学的实践观点，黑格尔重构现代性的承诺根本无法实现，而他也只能囿于理性形而上学的专制话语中无法揭示其蕴含的特殊权利关系和主体利益，也就无法关照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实基础。

第二，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切入点，将形而上学的批判统一于资本的批判，深刻阐述了资本的内在逻辑，从而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物质基础。

与黑格尔抽象思辨不同，马克思正视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矛盾，最早洞悉了理性价值的抽象性和虚幻性，但马克思没有停留于此，而是进一步通过资本批判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危机。因为现代性既是形而上学的理性力量，更是资本的物质力量，所以只有诉诸于从现代性内部生长出来的物质力量，现代性批判才不至于重新落入现代性的窠臼。以尼采和海德格尔为统帅，形而上学批判逆袭而上，从当代技术——现代科学——近代哲学——中世纪神学，将源头回溯到柏拉图、苏格拉底，尽管他们找到了医治现代性弊病的古老偏方，但始终无法彻底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顽疾，究其根源还在于他们无法从现代性中获得足够的物质力量，这种“批判的武器”只能独立化、纯粹化为超越于生活世界的精神力量，它无力直面危机只能空喊“回归生活世界”。

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出发点并将异化视为支配着现代社会的物质力量和关系，在异化劳动的背景下，人成了一种完全失去生活丰富性和全面性的片面而贫乏的现成存在物，成为失去了自我超越的单向度的人，其原因就在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现代性遮蔽了人的生活世界，抹杀了人的生命意义。为此，要改变这种处于资本蒙蔽中的现代性危机，必须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才能解决，因为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使得这种现代性危机无法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范围内获得解决。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马克思提出的异化劳动理论就将哲学分析与经济学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不仅深化了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认识，而且在创立唯物史观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还原了现代性应该具有的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现实内容，创立了唯物史观，并立足于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了辩证剖析。在《资本论》这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经典之作中，马克思直接指出了其现代性批判的锋芒所向——资本批判，直接将批判深入到资本统治内部并直接诉诸革命。他公开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和革命的。”[6]（P24）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让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地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是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5]（P297）因此，只有在这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中，资本主义对人的自由解放的压抑才能解除，异化劳动才能变成人的自由创造，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不再具有对抗的性质，每个人的自由个性的发展才有了现实条件。只有这样，启蒙思想家所追求的现代性理想才能真正变成社会的现实运动和人的现实需要，人才能摆脱片面性、抽象化，成为自由自在的主体，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由此可见，马克思正是从现实的实践活动出发从“历史深处”全面彻底地剖析和批判现代社会，从而将现代性与资本的逻辑联系起来，找到了扬弃异化与人类解放的道路——共产主义运动。在马克思看来，指向现代性危机的现代性批判并非停留在理论层面的“祛魅”，其深层动因和价值旨归乃是实践关怀与人的全面发展。

第三，马克思立足于实践批判立场，通过对资本主义异化现象的批判，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根源，从而在资本主义制度及其内在精神中确立了肩负克服现代性危机的历史使命。

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本质上是一种“实践的批判”，能够在批判一个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因而具有真正的建设性。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绝对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现实生活的任务。”[5]（P306）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主旨是高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层面的“解构”。钟情于语言逻辑“拆解”游戏的后现代主义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及其他社会实践形式漠然麻木，“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目的是，向知识的客观性与语言的稳定性等观念挑战”[7]（P184）。他们只能在意识形态的范围内加以阐述，对现实中的不合理状态无法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则从商品货币的范畴出发，在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揭露了资本主义异化现象，进而深入挖掘了异化背后深层次的经济、政治根源。应该说，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较之后现代主义而言更具深刻性和前瞻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20世纪西方关于现代性的各种文化批判思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资源最具建设性。与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从根基和总体上否定现代性的价值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在现代性批判中深刻挖掘了现代性中积极的、尚未充分发挥出来的潜力和内涵，极力强调现代性的合理重建对于现代社会运行具有的积极价值和重要意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卢卡奇的物化理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关注现代性状态下人的价值和命运的思想传统。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异化论”、弗洛姆的“总体异化论”，马尔库塞、本·阿格尔的“消费异化论”等，其主旨都在于说明当代西方社会是一个人性丧失、畸形发展的病态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则将批判的矛头直指西方现代性推崇的工具理性，强调启蒙运动把人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又把人置于科技迷信的窠臼之中，完全抹杀了天赋人权和自由思想，而代之以标准化、工具化、操作化和整体化。马尔库塞更加直接了当地指出，发达的工业社会使人们丧失了内心的真实需求以及批判、否定能力，成为只知道追求物质商品享受的“单向度的人”，当代西方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在深度和广度上已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同时伴随着精神危机的还有更加严重的生态危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普遍指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以不断扩大作为利润源泉的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而这种无节制的过度生产必然对地球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后果。另外，资本主义宣扬的享乐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消费主义生活方式造成了消费的异化，这种畸形的消费模式又会进一步强化生态危机。

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对物质至上、商品至上、人的价值信仰沦丧、生命意义的失落等等现代性问题的批判和反思直面现代工业文明的合法性意义和人的生存现状，其视角独特，内容深刻，可谓振聋发聩。但是，与后现代主义思潮一样，它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指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反而自身摇身一变而成为资本主义的全新意识形态，它们并未超越以资本批判为核心的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论域，它们对于现代社会现代性问题的种种认识也并没有超越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水平，反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很多方面印证了马克思关于资本不断扩张并推动世界历史进程的预言。

二、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对当代中国现代性构建的启示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特别强调对历史对象的整体研究，恪守资本批判的基本视野，今天我们只有回归马克思现代性学说固有的科学性、实践性、批判性品格，去解读其文本，理解其真义，发现和彰显其可贵的思想价值，才能深刻把握现代社会发展的脉搏，从而能够正确应对或解决我们面临的各种社会发展难题。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全面到来，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快速社会转型国家的现代性问题又以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形式汹涌呈现，导致了一系列的价值争论与文化冲突，在社会发展困境中又面临着明显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现代性难题。那么，如何破解现代性的当代之殇，如何建构当代中国的现代性，避免重走西方现代性危机的老路，从而推动中国社会平稳转型和健康发展，成为当代中国现代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些问题的破解，仍然需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在场”，需要人们深刻领会马克思对现代性问题的时代剖析，并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这个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为指导把对哲学本体的批判和现实社会的分析结合起来。

第一，推动个体主体的生成，践行个人的独立、自由和权利，尊重和保障人权，是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核心内容。

中国目前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艰难转型中，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最终完成，现代性远远没有实现，这不仅源于中国是现代化的后发国家，更为主要的是西方理性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家社会本位思想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现代性的发展远比西方国家要复杂得多，充满着各种不确定的因素。尽管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不断试图引进现代性观念对传统进行革新，但始终未成为历史的潮流，五四之后，许多启蒙思想家纷纷转向民族本位文化，自觉切断了现代性的源泉。中国人一方面渴望融入现代社会，另一方面又无法在现代性与传统文化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在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市场经济、个人主体、自由和人权等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在中国依然是未竟的社会事业，确立现代性的主导地位，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中国的现代性尚未完成的时候，西方已经开始对现代性进行“超越”，特别是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的延续和批判对中国现代性的建构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理性主导、个体主体还没有形成，传统的经验性和人治文化模式在社会生活中依然十分强大的中国社会又同时面临着后现代主义对现代性涅槃式的改造洗礼，现代性和反现代性的争论甚嚣尘上。很多人甚至放弃了现代性阶段，鼓吹中国可以超越现代性而直接进入“后现代社会”。美国学者格里芬坦言：“我的出发点是，中国可以了解西方世界所做的错事，避免现代化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的话，中国实际上‘后现代化了。”[8]（P13）笔者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可以随意超越的或简单回避的问题，从本质来说，它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经阶段，是历史演进过程的客观机制。企图用后现代主义来消解现代性的弊端，急功近利式的“大跃进”，其结果只能导致中国社会发展目标的缺失，进而出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无序混乱。“无论20世纪各种各样的文化批判（包括后现代主义）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如何激进，无论我们对现代性做了多少理论和实践上的修正，我们依旧没有能够从根本上在现代性的范畴和范式之外思考与生存。”[9]马克思从来没有离开过现代性来谈论解决现代性危机的路径，相反，他极力肯定现代性在个人主体、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方面的理论支撑作用，也极力反对对社会发展阶段的盲目超越。总之，当今中国现代性建构中面临着各种问题，传统和现代、历史和现实、保守与激进交织并存，但无论怎样，我们必须尊重和维护现代性的要义，个人主体的独立、人权的尊重和保障仍然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元素，我们不能随意地否定或超越。

第二，打破主客二分的思维定势，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协调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中国现代性的重要条件。

在哲学意义上，现代性确立了以人为本的理念，人作为主体的凸显使得主客体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得以确立，高扬人的主体性是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重要原则，这对于打破上帝垄断的反封建斗争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又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人与自然成为对立物，最终割裂了人和自然的内在统一性，造成了一系列生态灾难和社会危机，这也是现代性饱受质疑的重要原因，对现代性这种弊端的批判也显得非常必要。在主客二分的对象性关系模式下，作为客体的对象世界失去了自主生命，沦为资本的“奴婢”和人的附属物，全球化的到来进一步诱发和强化了人的贪欲和占有欲，自然界越来越不能承受现代性的巨大压力，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界过度的索取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过了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资源的匮乏和日益衰竭、气候的恶化和日益加剧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在当代中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自然环境协调的问题面临着越来越严峻的挑战。目前，我国大多数地区环境质量处于较低的水平，自然环境面临着严峻的形势，空气、水、噪音及垃圾的污染状况不容乐观。

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揭示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这种制度方面的弊端在今天的中国不存在，应该说，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我们根本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提供了现实的可能。但资本运行的一般规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仍然在发挥作用，因此，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仍然需要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的指导，更加自觉地避免和克服这种现代性发展中的阵痛，深化对社会主义总体布局的认识。继十七大报告之后，十八大报告再次论及“生态文明”，并将其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由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拓展为包括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应该说，这种科学的生态意识和生态文明价值观正在日益成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性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我们必须将生态文明价值观与现代性置于密不可分的地位，要在人的价值与生态价值良性互动的机制中打破传统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实现人与自然和睦相处、互惠互利的理想境界。

第三，促进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培育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精神，推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根本目标。

马克思认为，人的生活世界的意义，既取决于自己生存活动的全面性，也取决于全面性的社会关系，并通过生存实践依次克服人对人的依赖、人对物的依赖、人对己的依赖，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社会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发展状况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马克思研究现代性，始终是同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尤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是其现代性批判的根本价值旨归，也是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10]（P53）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现代性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异化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体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了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在人与人之间形成和谐的关系，只有这样，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理想才能真正实现。

诚然，现代性在社会发展中确实带来了价值、情感、信仰等方面的危机，对社会公正、伦理规范、精神生活产生了剧烈的冲击，带来了贫富分化、人性漠然甚至战争冲突等恶果，但它自身又在自我否定、自我批判中不断地予以审视和纠偏。当代中国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培育和谐理念、倡导和谐精神、营造和谐氛围，在社会和谐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既是现代性构建的必然要求，更是一种智慧的选择。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理论告诉我们，现代性本身没有问题，它是人类对社会发展深刻思考的智慧成果，其理想也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之所以会出现负面恶果，关键是解释现代性的逻辑路径和践行现代性的思维模式和实践方式出现了偏差。今天我们坚持以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科学理论为指导，遵循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践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中国的现代性定能顺利完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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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