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刘建伟+戚伟
[摘要]政治伦理思想是习近平政治思想中最富有特色、最有创见的组成部分。它体现为：政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政治制度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诉求；政治组织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伦理原则；政治主体以廉洁自律为伦理底线。习近平的政治伦理思想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意志和政治愿望，内涵深刻、内容博大，体现了继承性与超越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高度统一。它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伦理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伦理思想，为我们贯彻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五大发展理念”提供了基本的价值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政治伦理；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主体
[中图分类号]D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8487（2017）12-0022-14
政治伦理也即是政治思想和行为的价值取向，它规范着社会组织和成员在政治生活中的道德遵循，指引社会组织和成员的政治行为，是政治文明建设的理论基础和价值目标。作为国家层面的政治伦理，既由一个国家或执政党的性质决定，反过来又集中反映国家或执政党的性质，引导社会成员的政治观点、想法和见解，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的走向、政治生态的构建、政治文化的形成和政治秩序的稳定。新时期，面对全面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实施“五大发展理念”的历史课题和“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习近平在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观和中国传统政治智慧，镜鉴西方政治文明建设的做法，并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民主政治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如何坚持、重塑并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本伦理进行了系列论述，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倫理新的内涵。可以说，政治伦理思想是习近平政治思想中最富有特色、最有创见的组成部分。本文根据学术界对政治伦理的一般性界定，从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主体四个方面对习近平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梳理、归纳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阐释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一、政治理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
政治理念是客观反映政治生活，并被政治主体认同的，对政治实践活动起支配作用的政治意识、信念等的综合。“所有的政治实践的开始，是一种把事物看作是它们应该如何的观念”[1]（P18），政治理念在人类政治文明的发展中具有优先地位。它是对政治价值的本质性陈述和表达，体现为对政治生活的价值追求，本质上是一种政治价值观。政治理念根据功能、作用可以划分为不同层次，而决定一个国家社会理念走向及性质的是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它为社会确立一种“公共意识形态”，被大多数社会成员认同并引领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思想行为。
2017年第12期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呈现出多样化、易变性特征，各种社会思潮涌现并不时出现各种“噪音”“杂音”。国家是具有内在共享政治理想、信念的政治共同体，坚持什么样的价值观引领各种社会思潮，将分散的个体意志统一到党和国家的意志上来形成“重叠共识”，关乎国家力量的凝聚、国家道义的弘扬、公民行为的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的重大问题”[2]，是整个国家应该秉承的基本政治理念和政治价值。习近平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3]（P168），它反映了价值观的“最大公约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这里，习近平所言的“大德”的首要体现是政治理念要求，也即是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等，所言的“个人的德”的首要体现也是政治理念要求，也即是否爱国、敬业等。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当代社会是非曲直评判的根本价值标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伦理的内在要求和支配要素。“一套建立在合理的伦理准则基础上的政治价值体系，无疑也是一种政治资产，它可以带来多种收益，诸如政治秩序、政治关系和政治地位。”[4]（P38-39）无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具备这个功能。
之所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决定和指引政治理念，是因为：其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政治理念的内核，揭示了我国社会根本性、普遍性的价值观念，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灵魂，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愿望和诉求。其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明确我们是“是从哪里来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提供了历史依据和传统遵循，能够被人们所接受。其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承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魂，吸收了世界其他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明确“要到哪里去”。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西方文化四者蕴含价值的简单加总，而是对其创造性发展和转化的结果，是被实践证明并将持续证明的正确而科学的价值。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体现了民族精神又体现了时代精神，既反映了中国人的历史价值沿袭，又反映了中国人的时代价值建构，因而便“有了动员全民族为之坚毅持守、慷慨以赴的强大感召力”[5]。当前一些学者鼓吹“普世价值”，提出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具有“普世”和“普适”性，能够超越时空、宗教、民族的限制，适应于所有民族国家。这种观点割裂了共性和个性的联系，是缺乏学理的“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6]。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忘本忘祖就会产生颠覆性错误。鼓吹“普世价值”论调的人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都强调“民主”“自由”等价值，二者是一致的。这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主义从来都认为民主、自由等价值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等价值是由公有制经济基础决定的，它“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7]（P201），是体现最广大人民利益诉求和愿望的。而西方民主从来都是权力斗争、资本控制、利益博弈的竞技场。作为西方民主最集中、最常见体现的选举活动，已经成为了一场商业化的“超级真人秀”，持续走高的竞选费用和持续低迷的参选率也证明了西方政治制度是民主包装下的“精英”体制，所谓的民主完全是权力和资本的“嫁接”，是少数人操纵的“游戏”。正如查尔斯·比尔德指出的，“我们宪法的条文旨在保护某一阶级的权利，或是保障某一集团的财产以防另一集团的侵犯”[8]（P104）。资本逻辑驱动下的市场经济及由之产生的“自然秩序”必定是不平等、不公平的，拥有社会大多数财富和资本的少数人或集团不可能与普通民众分享政治权利，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普遍出现的“投票疲劳症”和表现出的政治冷漠说明了人们对西方民主国家现行游戏规则的自觉抵制和疏离。西方国家打着“民主”“自由”的幌子向我国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实质是企图借助强势话语推行“民主国家体系”和“自由体制”，实质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endprint
不同的历史进程塑造出民族、国家独有的内在气质，织造出公民独特的历史认同，正如习近平所指出：“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由于其自然条件和发展历程不同，产生和形成的核心价值观也各有特点。”[2]基于这种基本的认识和判断，他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把握好政治立场坚定性和科学探索创新性的有机统一，在坚持历史与逻辑、理论与实践统一的基础上科学解答“如何看待自由、民主、平等的科学内涵和实践，如何看待西方所谓‘普世价值”[9]（P16）等理论问题。他明确反对用西方资本主义价值来剪裁我们的实践、用西方资本主义评价体系来衡量我国发展的做法，称这种现象是“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是没有“四个自信”的表现，认为“后果不堪设想”[9]（P9），“红色地带是我们的主阵地，一定要守住”[9]（P20），这是习近平划定的政治底线。
二、政治制度以公平正义为基本价值诉求
制度治理是新时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色。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也即是构建完善、科学而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并规范化、制度化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能力，而构建和执行制度首先是确定制度的价值取向，也即是制度伦理。合乎道德的制度伦理的首要元素是公平正义①。
安布罗斯认为：“公正是人类社会和团体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社会运转的原则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公正，二是善行。”[10]（P103）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是构成一个组织良好的人类联合体的基本条件，要实现政治制度的正义就要保证公民平等地享有政治权利和义务，保证各项政治制度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11]（P5）恩格斯强调，正义是“各社会中基本的、有机的、统治的、最高主权的原则”[12]（P307）。可以说，国家是基于人民共同意志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公平正义的政治秩序是国家持续进步、人民自我认同的根本前提，是“处理社会、政治和经济事务的行动依据”[13]（P141）。追求并实现公平正义是一切先进政治组织、政党的首要原则，也是一切先进政治组织、政党合法性的内在要求。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公平正义价值，强调其是社会主义的旗帜和本质特征，是新时期政治制度伦理的灵魂。邓小平曾经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14]（P333），实际上所谓的制度“好”也就是说导向“好”、原则“好”，即体现公平正义伦理。我们查阅党和国家制定的政治制度特別是具体政治制度就会发现，制度的条文中总会有“基本原则”“基本要求”等内容，实际上也就是阐述政治制度制定的基本伦理，而其中体现的首要的品格就是公平正义。
政治制度可以分为根本制度和派生制度两个层面。根本制度伦理规定了派生制度伦理的本质和方向，派生制度伦理是根本制度伦理的价值体现和延伸，二者共同构成了“伦理链条”。习近平根据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新发展，将公平正义的要求贯穿于根本制度和派生制度之中，凸显了制度的社会主义属性。
（一）推进人民当家作主的实质性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政治制度性质不同根源在于公平正义观的基础不同，不同的公平正义观产生不同的政治制度设计。社会主义制度的公平正义观建立在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的基础上，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正是这一公平正义观的根本体现。权利与义务的分配是正义的主题，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途径和最高实现形式，是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性质、保证人民享有平等权利的好制度。习近平要求“继续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牢牢把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掌握在人民手中”[14]，尊重人民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共享政治进步成果的权利，体现“普遍联合的人民的意志”[15]（P139）。同时，要顺应时代发展和人民愿望，修改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不适合公平正义理念的环节和方面，“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15]。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通过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基础的制度安排，保证每个社会成员有一套统一、公开、公正的程序参与社会政治生活的机会，“尽可能使人们同时获得更多的自由和最多的平等”[16]（P522）。习近平提出以“八个能否”来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是民主的、有效的，其中就包含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政治生活，这恰好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公平正义伦理。
协商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它的最大特点是通过对话和协商，使得“对于每个具体的人的利益满足所可能产生的预期结果与附带效果，能够为所有参与者非强制地接受”[17]（P132），“既有利于畅通群众诉求渠道、平衡各方利益和偏好、化解社会矛盾，也有利于推进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缓和干群关系”[18]。它不同于西方鼓吹的“精英民主”和“共识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理念与中国国情创造性结合的产物，是社会主义本质的重要体现。它正式提出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阐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协商民主要求面对全面深化改革新形势、利益调整新格局，要敢于“讲真话、讲诤言”，“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19]，进而凝聚国家力量、形成集体意志。习近平对协商民主的边界、对象、形式等进行了全面阐述：协商的边界是“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协商的对象是“推动科学发展、全面深化改革中的重大问题和群众最为关切的问题”；协商的形式包括“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探索网络议政、远程协商”[20]。《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的出台，标志着协商民主的制度化进程加快，中国民主政治发展迈出了一大步。“一个政党或一个政党制度的稳定与力量取决于其制度化和参与水平”[21]（P76），而协商民主强调共识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斥，在异质性的基础上追求公共理性，主张扩大政治参与、增进政治话语的彼此认同、重视所有人需求与利益并维护公共利益，共享平等的话语权、参与权，是对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重大创新，是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广泛参与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保障。它是新时期公平正义理念在民主政治领域的创新性发展，是中国对全球民主政治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endprint
（二）强化法治建设和司法改革，推动公平正义理念的制度化
法治既体现公平正义理念，又保障公平正义理念，故在国家治理中居于核心地位。柏拉图曾经将正义和法律相联系，认为法的平等就是法的正义，即正义就是“法律给予所有的人以某种程度的平等”[22]（P96），“立法者制定每项法律的目的就是获得最大的善”[22]（P6），这种追求共同体最大的善的行为就是“彻底的正义”[22]（P9）。新时期，习近平指出：“全面依法治国，必须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来进行。公平正义是我们党追求的一个非常崇高的价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必须追求公平正义，保护人民权益、伸张正义。”[23]这一方面肯定了公平正义作为党治国理政的内生性价值要求的地位，另一方面阐述了保证公平正义的根本途径——法治。为了保证公平正义伦理的实现，维护政治制度的正当性，必须“依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法规来展开和推进国家各项事业和各项工作”[15]。民主科学立法和公正司法是实现公平正义的两个重要途径。
1.通过科学立法把公平正义的伦理法律化。“任何公正理论都必须将制度的作用置于重要地位。”[24]（P74）法律是制度的基础，是社会关系的调整器、社会利益的分配器，全面依法治国首先要科学立法，以调整各种关系和利益，彰显社会公平正义。习近平提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坚持立法先行，发挥立法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关键”，“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完善立法体制机制”[25]。而要“把公正、公平、公开原则贯穿立法全过程”，最主要的体现在两点：其一，立法程序体现公平。程序公平才能带来结果公平，只有按照公正、民主、科学的精神制定出来的、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才会真正体现法律的社会主义制度属性，才会真正体现公平正义。其二，法律内容体现公平正义。改革开放一方面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整体获得感增强，但是另一方面，不均衡、不协调现象依旧存在，人民并没有很好地共享发展成果，公平正义问题成为社会诸多矛盾的聚焦点。习近平强调要“注重机会公平”，“作出更有效的制度安排”[26]，让人民共享人生出彩的机会，要使“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26]。“有效制度”的核心是法律制度。
2.通过公正司法把公平正义的伦理现实化。“价值观念或事实的冲突必须由某个第三方来解决，要约束双方当事人，第三方必须显得独立、公正并强大”[27]（P264），而司法就扮演了这一角色。它是法治国家保持社會稳定和实现社会公正最有力的救济手段，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屏障。“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司法公正对社会公正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司法不公对社会公正具有致命破坏作用。”[25]习近平主持召开的13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9次涉及司法体制改革。他强调：“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核心价值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公平正义是政法工作的生命线，司法机关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28]新时代，针对司法领域存在公信力不高、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司法活动中存在金钱案、权力案、人情案等问题，中央强力推进司法制度和司法体制改革，包括设立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和跨行政区划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人民陪审员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创建审判流程、裁判文书、执行信息三大公开平台等，出台了《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司法机关内部人员过问案件的记录和责任追究规定》《关于对检察机关办案部门和办案人员违法行使职权行为纠正、记录、通报及责任追究的规定》《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关于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见》等系列文件和制度，构筑了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规范体系。
三、政治组织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伦理原则
政治组织伦理既是政治理念伦理与政治制度伦理的产物，又是政治理念伦理与政治制度伦理的体现。“把人民赋予的权力用来为人民造福，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伦理”[29]，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主要标志。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根本政治立场，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的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是一条政治伦理原则”[30]（P65）。党和政府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穿于思想和行动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才能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爱戴和拥护。新时期，习近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权为人民的政治伦理思想，旗帜鲜明地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3]（P4），把“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31]作为执政理念，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党的宗旨和精神追求。
（一）强化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
1.强化党的宗旨意识。其一，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伦理落实到工作路线上。“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就是要使全党同志牢记并恪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32]。新时期，党群关系、干群关系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人民群众对党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下降，严重危及到党的执政基础。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重申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多次提出“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6]，强调中国梦就是人民的梦，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创造精神。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通过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本清源，肃清党员干部的错误认识，纠正党员干部脱离群众的错误做法，全面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其二，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组织伦理落实到作风上。“四风”是违背党性和党的宗旨的毒瘤，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和反映最强烈的，也是从严治党必须要解决的。习近平站在时代的高度和执政党前途命运的高度，深刻剖析了“四风”的表征及危害，指出反“四风”要“打七寸”“点中穴”，党员领导干部要“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中央和地方各级督导组要敢于“唱黑脸”“当包公”。中央相继出台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公务用车改革等一系列制度，就是强化宗旨意识、应对“四风”而做的针对性部署。其三，把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伦理落实到具体问题上。发挥制度、政策的伦理关怀功能，关注教育、住房、医疗、环境、食品安全等人民群众关注、矛盾比较集中的突出问题，保障人民群众的居住权、教育权、公正报酬权、基本社保权等。endprint
2.打造服务型政府。政府是特殊的政治组织，它具有制定资源、利益配置规则并运用权力践行规则的功能。从什么立场出发制定规则，如何运用权力实施规则，最终为谁谋福祉，是区分不同性质、类型政府的重要标志。“公意”是現代政府行政的基点，“服务”是现代政府的根本伦理取向。“一个公道的政府会激发人们的正义感。一个玩弄虚假欺诈的政府必然会使社会流行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伪善习气。”[33]（P384）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而言，只有扎根于人民之中才能使我们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只有为政清廉才能使我们的政府取信于民，只有秉公用权才能使各级政府官员赢得信任。从毛泽东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邓小平提出“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江泽民提出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及至到习近平提出“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理念，一脉相承地体现了人民政府服务人民的精神品格。针对政府部分行为“越位”“错位”“缺位”，政府部分官员滥用权力、推诿扯皮、效率低下的现象，习近平多次指出：“要加强政风建设，改进工作方式，转变工作作风，提高行政效率和服务水平，提高政府公信力和执行力。”[34]现代民主政治下，政治权力让位于人民权利、人民权利优先于政府权力逐渐成为大众接受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伦理原则，并成为衡量一国政府效能的重要标志。如果公共权力肆意扩大并滥用，损害人民群众的基本权利，那么公众就会对政府产生怀疑，政府的公信力就会大为降低甚至完全丧失。十八大以来，行政体制改革得以跨越式推进，权力制约权力、权利制约权力和社会制约权力的权力监督模式逐渐完善，权力合理配置和规范运行取得重大进步。简政放权、审批“瘦身”，降低准入、企业“减负”，转变职能、政府“卡位”，政府工作作风为之改变，市场主体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得到激发，改革红利惠及了更多人民群众。
（二）推进为人民服务宗旨的落实
随着全球化引起的各种思潮的碰撞、交锋，社会转型期市场交易规则在政治领域的渗透，以及程序性制度、监督制度尚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部分领导干部特权思想严重，宗旨意识淡薄，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挂在嘴上，贴在墙上，却没有留在心里，落实到行动上。这犹如无形的墙把党、政府与人民隔开，使社会主义事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35]。
中国政党体制的特点决定了要真正将宗旨意识体现在国家治理的各个方面，就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坚持从严治党，消除为人民服务意识“应有”和“实有”之间的“梗阻”。而要真正做到从根本上实现从严治党，则需要建章立制，“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36]。权力没有制约而使用没有边界是危害党的健康的顽症之一，是破坏党群关系的最大障碍。习近平提出：审慎用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35]，制度执行过程中不留“‘暗门、不开‘天窗，使制度成为硬约束而不是橡皮筋”[37]；“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38]，让人民监督权力，保证权力运行透明。这两个方面是辩证统一的：要把制度规范和约束的潜力发挥到极致，必须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通过“织密群众监督之网，开启全天候探照灯，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表现都要交给群众评判”[37]，监督制度的运行和责任落实；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权利得以规范和尊重，也必须通过制度建设以保障。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向下延伸，指出“如果不沉下心来抓落实，再好的目标，再好的蓝图，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39]，“不能让制度成为纸老虎、稻草人”[40]。中央颁布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关于党政机关停止新建楼堂馆所和清理办公用房的通知》《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加强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工作机关条例（试行）》《关于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的若干规定》等制度，核心就是约束权力、扩大权利，将宗旨意识“落地开花”，增进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可以说，通过制度建设规范政治组织行为、从根本上解决党与人民、政府与人民的“阻隔”问题，是新时期党和政府强化服务意识的最大特点。
四、政治主体以廉洁自律为伦理底线
无论是政治理念、政治制度还是政治组织伦理，都是由政治主体即人来实施的。政治主体伦理包括普通社会成员和担负一定政治职务、握有一定权力的社会成员的伦理（或称公民伦理和政治家伦理），其中后者是关键。一个政党能否发展“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41]（P456），核心在“关键少数”，也即是各级领导干部，因为只有他们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和道德水准，才能通过“波浪效应”影响整个社会的风气。新时期，习近平特别强调抓好“关键少数”的责任伦理，强调“廉洁自律是共产党人为官从政的底线”[42]（P41），并提出了廉洁从政、廉洁用权、廉洁修身、廉洁齐家的干部职业伦理要求。
（一）公权为民是领导干部廉洁用权的伦理出发点
干部的权力来自于人民，只能用于为民谋利，要真正把好用权的“方向盘”，就要掌权为公、用权为民，“处理好公和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43]，做到清正廉明。只有干部清正，政府才能清廉，政治才能清明。为了让人民赋予的权力用于为人民谋利益，习近平积极探索领导干部廉洁用权的途径和方法。首先，加强党内权力监督。监督是权力正确运行的保证，要求“党内不允许有不受制约的权力”，“决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44]，党员干部要“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其次，开展党内民主，强化民主集中制。“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45]，拓宽党员表达意见的渠道，减少党员干部越界犯规行为，杜绝“一言堂”“家长制”作风。最后，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46]的有力武器，要“让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每个党员、干部的必修课”[47]，恢复党内“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48]。endprint
（二）“三严三实”和“心中四有”是党员干部廉洁修身的伦理品格
“一个人能否廉洁自律，最大的诱惑是自己，最难战胜的敌人也是自己。”[49]（P145）市场经济条件下，“政治转换为经济”[50]（P65）的情景时有发生，各种诱惑缠绕着各级干部，这就要求党员领导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中国传统政治是一种“有道德的政治”[51]（P8），传统为官之道历来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齐治平是一种政治抱负，更是一种伦理哲学。习近平重视优秀传统文化智慧的汲取，指出：“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6]，强调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变化，党员干部都必须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坚守“三严三实”，拧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6]。当前“为官不易”“为官不为”的现象引起社会广泛关注，一些领导干部信仰缺失、责任缺失、能力缺失，对党的优秀干部标准的认同模糊。针对这种现象，习近平要求：“把合格的标尺立起来，把做人做事的底线划出来”[52]，“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43]。“心中四有”虽然是对县委书记提出的要求，但同时也是对每一位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它将党的宗旨、规矩和责任融入其中，确立了新时期各级干部的道德标杆。政治生活秩序不仅需要政治制度的规制，也需要道德伦理规范的引导。“三严三实”和“心中四有”明确回答了领导干部应该具备怎样的道德境界和职业操守、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党的干部的问题，丰富了党员干部党性修养的思想内涵，有利于良好政治生活秩序的构建。
（三）注重家庭、家教、家风是领导干部廉洁齐家的伦理义务
合道德性是合法性的前提和内在要求。近年来查出的官员腐败案件，有很大一部分与干部子女和家属有着密切关系，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2015年发布的34份部级及以上领导干部纪律处分通报中，有21人违纪涉及亲属、家属，比例高达62%，严重影响了执政党的合法性权威。家庭是社会的细胞，风清气正的社会风气离不开良好家教、家风的滋养。领导干部同其他社会群体的社会分工不同，职业伦理要求也不一样，特别是在私人空间和家庭生活方面，国家法律、党的纪律和社会舆论对领导干部的要求更为严格。习近平提出，要形成清新的社会风气，领导干部必须切断“前门当官、后门开店”的灰色链条，带头管理好家庭，坚决“禁止利用职权或影响力为家属亲友谋求特殊照顾，禁止领导干部家属亲友插手领导干部职权范围内的工作、插手人事安排”[44]，因为“领导干部的家风，不是个人小事、家庭私事，而是领导干部作风的重要表现”[53]。他特别提出，领导干部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47]，“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家风建设的表率”[54]。实际上，家风事小，国风事大，习近平倡导领导干部树立良好家教、家风，旨在整个社会弘扬传承有序的家国情怀，营造向上向善的良好风尚。
五、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的时代价值
其一，推动了政治伦理的转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伦理内核是相对稳定的，具有内在规定性，因为伦理道德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由经济基础决定，只要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不变，它就不会发生根本变化。但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伦理又不是僵化的，它的具体内容、表现形式则是与时俱进、不断发展的。另外，某一时期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可能也会出现执政党或政府的实际做法与长期坚持的政治伦理相背离的情况。比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抬头，“增长”“成功”等成为社会评价的重要甚至唯一标准，重结果轻过程、重经济增长轻全面发展成为一种倾向，手段的合目的性优先于合道德性，带来了野蛮拆迁、强制维稳、“数字出官”等系列社会问题。正如威利斯·哈曼所言：“我们在‘如何一类问题方面相当成功……。但与此同时，我们对‘为什么这种具有价值含义的问题，越来越变得糊涂起来，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谁也不明白什么是值得做的。我们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但我们却迷失了方向。”[55]（P193）在深刻把握全球政治发展大势和社会主義民主政治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习近平一方面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伦理做了本质性概括，凸显了政治伦理的社会主义属性，强化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伦理的内核，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方向、原则，另一方面提出了“协商民主”“共享”“生态权利”等理念，丰富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伦理的内涵，推动了政治伦理的转型。这种转型本质上是在反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基础上对社会主义政治伦理认识的深化，是基于本质规定的一种升级和发展。
其二，拓展了政治伦理的内容。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组织和政治主体四者辩证联系而统一于政治实践活动中。反映在政治伦理方面，政治理念伦理规定着政治方向，政治制度伦理体现政治理念伦理并使之权威化，而政治理念伦理和政治制度伦理又决定着政治组织伦理，同时政治组织伦理也影响着政治理念伦理和政治制度伦理的实施。政治主体伦理则既受前三者的影响，又决定着前三者在实践中的效果。习近平的政治伦理思想内容丰富、广泛，涉及到了政治伦理的各个方面，拓展了政治伦理的内容。具体而言，他多次论述以“三个倡导”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从政治、历史、文化三维度加强公民认同，凝聚全社会最大公约数的价值共识，突出了国家治理的价值秉承。这明确了社会主义政治伦理区别于资本主义政治伦理之根本所在，为新时期政治伦理的发展和实践提供了基本遵循，是当代中国政治伦理的最大创新。另外，在政治制度伦理方面，适应社会各群体、各阶层追求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共享人生出彩机会、共享改革成果的愿望，将公平正义置于政治制度伦理首位，从政治制度建立的正义观基础和政治制度的正当性两个方面明确了制度的价值取向，突出了公平正义原则的社会主义属性。在政治组织伦理方面，遵循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原则，抓住“关键少数”，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同向发力、自我教育和组织教育密切结合、重点突破和全面推进相统一，全方位、多层次诠释了领导干部的伦理。endprint
其三，丰富了政治伦理的实践。政治实践与政治伦理是辩证统一的，政治伦理指引政治实践，政治实践检验、体现政治伦理，政治伦理诉求只有嵌入政治实践中才能变成现实。如果政治伦理仅仅是抽象的原则和空洞的口号而不融入政治实践并指导实践，则是空纸一张，显得苍白、空疏和乏力。推动政治伦理构建与政治伦理践行的有机统一，在实践中彰显政治伦理的道义力量和现实价值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最重要的特点。比如在正义理念的贯彻方面，通过科学民主立法和司法体制改革，使之法律化、制度化，从制度上保证了正义的伸张与实现。再如，在政党伦理方面，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反“四风”“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教育活动及制度建设，有效遏制了政治生态恶化的趋势。习近平的政治伦理思想立足于价值取向、思想道德与社会经济生活相互关系的历史性考察，着眼于具体现实问题的处理和解决，体现了价值理性和实践理性、政治活动伦理化和伦理精神政治化、政治的“价值”性质和政治的“应当”指向的高度统一，彰显了政治伦理的生成性和现实性。
习近平政治伦理思想具有鲜明的继承性和发展性，它强化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所秉承的理念、原则，突出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推进了社会正义的实现，等等。同时，它也具有极大的超越性。它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以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为根本，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政治文明的智慧，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建设政治伦理经验基础上，结合时代要求、现实矛盾和历史使命做了创造性发展。“政治伦理并不为政治活动提供答案，但被作为一种提供以明智的方法寻求答案所需要的分析工具。”[56]（P50）习近平的政治伦理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五大发展理念”的实现、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优化政治生态、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都具有导向、规范和指引作用。注释：
①对于公平正义的内涵，学者们有不同理解（参见：张莉，徐家林.国家治理现代化与政治伦理[J].马克思义研究，2015（1）：110-111.），本文不作区分，笼统概括为公正、公平、平等的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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