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堆人还是一堆石头

一个人当众被杀死，跟被偷偷杀死，已不认为有区别了，一堆人的在场跟一堆石头在场无异。

山东招远棍杀事件，可以作为道德现状的一个例证。

一个女子在餐厅被6人围殴，当场致死。整个过程没有阻碍。餐厅里有店员，也有食客。如果那是在棍击一只猫或者犬，而不是一个人，我不知情况会不会好一点，这个社会里，乐于管猫事狗事的人似乎比管他人之事的人更多，也更热切。

今天，生态主义、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宠物之爱等等，既是道德的，也是适宜于强度表现的。高速路上拦截运狗车辆，民间节会抗议食狗行为，这些“干涉主义”行为是可以义薄云天的。对人，态度就复杂了。急难险重之际，应不应该去救一个人，这可不简单，救的前提、不救的原因都是很多的，学理上分析、实际中贯彻，“见义勇为”既在学理上值得怀疑，又在实际中难得善报。

招远棍杀事件已被认定为邪教教徒所为。这样，杀人者的精神状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杀人气场，棍杀现场的疯狂氛围，似乎都可以想象。由此，也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何杀人未遇阻碍，只有被杀者的惨嚎。心理学的“责任分散”论则用以解释为何多人在场而未见人出头，给杀人者稍稍构造一点麻烦。

当然还有其他的解释模型。例如，不主持正义是因为正义早已被杀死，无人出头是因为公民缺乏，如此等等。其实，舆论原本是朝着土豪嚣张、后面有贵人的路子走的，因为邪教教徒杀人的认定，才及时扭转到了公共精神为何如此匮乏的方向。在这个方向上，一种假设的情形又令人沮丧：如果有人上去一板砖将光头打死会怎样？多数情况下，这不会是见义勇为，而是故意伤害致死甚至故意杀人，就是那个正被棍击的女子一刀把光头刺死，都很可能判罪。挺身而出不仅当场有危险而且事后多麻烦，被害者进行防卫必须精算是否“过当”，鼓励人们自求多福而避免出头，为公共精神的匮乏做了贡献。

做贡献的不止于此。有人继续正常化那个血光飞溅的棍杀现场，认为众目睽睽下杀人无所阻碍，在场者无可厚非，棍杀情节是值得震惊的，而棍杀过程之顺畅是不值得震惊的。这就是说，一个人当着众人被杀死，跟被偷偷杀死，已不认为有什么区别了，一堆人的在场跟一堆石头在场无异。这相当于说，“公共社会”无价值，“公共”、“公众”是不必要的，因此，人也不需要公共精神。

这不是主流意见。主流意见仍在痛惜公共精神的缺乏，公共空间的正义没有显现，没有人像公民那样挺身而出。表面来说，这痛感的深切，与近些年人们一直疾呼公民登场至为契合。不过，此时对公民不出现的痛切，与长期对公共生活、社会生活乃至个人立世的道德的排斥，逻辑上是否有断裂之处？

公共生活中的善良、热心、古道热肠、急公好义，不是早已被耻笑了吗；只服膺法律而排斥公域乃至私域的道德，不是立为至理了嘛；道德绑架自由、临难应当苟免、见义勇为不应当提倡、个人要做的只是不妨碍他人，不是已经成了金科玉律吗？近些年，公民在话语中出场时意指为何？它意味着一种身份，以此确认个人在国家生活中的正式资格。它意味着权利，由宪法、法律提供和保障。它意味着行动，在被写明的权利未能保障时通过具体的行动去要求，在认为权利应该扩大时去谋求扩大，即公民既作为权利的享有者，也作为权利的创造者。

在这些意味中，公民都只指向公民作为权利主体的一面，而并不突出其作为义务主体的一面，无论宪法、法律上的义务，还是道德义务、公共生活的义务，都基本上不被提及，经常地，这一面还时常受到否认，在理论上进行减免。而在实践中，因为权力的强大，公民义务往往被强化，权利被轻描淡写。于是公民意味着权利还是义务就成了拉锯战的战场。

我固然可以理解公民作为权利主体，还需要持续的努力，但如果这种努力排拒公共生活中的义务，那么公民就必然失去了公义，也就不可能有公民，而只有各求利便的小我、公共生活中的看客、公共空间里的人形树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