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盛况空前的故宫文物成都展

傅锡志

1946年11月，在四川成都举办的“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是故宫珍藏书画在祖国大西南的首次大型展出，称得上是艰苦的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后中华文化史上的重大事件。当时的展览盛况空前，影响也十分深远。

故宫书画展览的起始

上世纪的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相继沦陷。1933年初，山海关失守，北平城危在旦夕，国民政府所属北平故宫博物院为避日寇侵略战火，决定将百万件精品文物装箱运至南京。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本全面侵华，南京城又告急，为保护这批中华民族文化珍宝，文物再次分南、中、北三路向西南大后方转移。其中，南路八十箱辗转至四川巴县（今重庆市巴州区），北路七千二百多箱转至四川峨眉县（今峨眉山市），中路九千三百多箱转至四川乐山县（今乐山市）存放。抗日战争胜利后，三路文物于1946年集中于重庆，随后运回南京，存放于朝天宫。

那次前后历时十四年的故宫文物大迁徙，在四川存放达九年。这些文物精品为中华民族之国宝，南迁到四川也是十分秘密的，一般百姓无从知晓。到了陆续迁回南京之际，川内的不少名士文人相继联名恳请故宫博物院能够在四川举办一次展览。院方也为表示对川人保护文物所尽努力之答谢，决定于1946年11月在成都中正公园（现人民公园）举办一次“故宫博物院在蓉书画展览会”。

展品是历代书画精品

故宫博物院筹办这次书画展览可以称得上是倾尽了全力。文物南迁到四川三地后，分散到当地的寺庙、祠堂多处，经历了气候潮湿多变，鼠害、虫害侵扰，火灾、水患威胁，可谓三灾八难。如今在汇拢转运之际，又要精挑细选举办展览，确是难上加难。但是，故宫南迁的护宝人士为了展现故宫的珍宝，弘扬中华文化，硬是风尘仆仆熬更守夜，翻箱倒柜，精选了历朝各代并在中国书画史上最有代表性的八十八位著名书画家的一百件精品布展。为了让参观人士了解故宫珍藏书画的时代及历代各派各家重要作品的概况，还特意编撰了《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该《目录》中除了刊登所有参展书画名录外，还撰写了《例言》、《总目》、《书画总说》、《作者小传》等章节共六十页，并请当时著名文化名士、川籍著名学者谢无量先生题写了书名。

故宫博物院十分重视那次文物大迁徙后在大后方举办的珍品书画展览，所有展品均系我国书画史上历朝各代重要名家之作品，称是“观者亦可约中国书画家之大凡，及其特色”。件件可谓珍宝也。笔者特意按当时布展的目录，择其部分重要名家之作抄录于后：晋王羲之《七月都下帖》（卷）、唐禇遂良《倪宽赞》（卷）、唐颜真卿《祭侄文稿》（卷）、五代滕昌祜《牡丹》（轴）、宋僧巨然《寒林晚岫》（轴）、宋李成《寒江钓艇》（轴）、宋郭熙《关山春雪》（轴）、宋蔡襄等《四家集册》（苏轼、黄庭坚、米芾）、宋苏轼《赤壁赋》（卷）、宋米芾《尺牍》（轴）、元赵孟頫《临黄筌莲塘图》（轴）、《窠木竹石》（轴）、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卷）、元王蒙《秋山萧寺》（轴）、元倪瓒《远岫树石》（轴）、元马琬《春江向渡》（轴）、元顾瑛《芙蓉双鸳》（轴）、明沈周《古松》（轴）、明唐寅《江南农事》（轴）、明仇英《桐阴昼静》、明仇英《云溪仙馆》（轴）、明文征明《溪桥曳杖》（轴）、清王时敏《仿黄公望山水》（轴）、清郎世宁《八骏图》（轴）等。

艰难条件下的高端书画展

故宫文物在经历过大规模、长距离的迁徙后，疲惫未消，如何能在大后方的成都得以展出呢？原来，历经九年在四川存放的故宫珍宝在乐山、峨眉、巴县，得到了当地政府、乡镇、保甲的全力配合支持，方才保存得十分完好，无失窃，无差错，无事故，箱箱完整。故宫博物院在迁走文物之际，特意给每处保管文物的祠堂寺院赠送题有“功侔鲁壁”四个金字的长匾，以表示对当地百姓的感谢。而四川的名人文士，包括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张群，时任西南博物馆馆长、曾参加故宫文物在川时期研究工作的徐中舒教授，抗战时期回到四川的画家张大千先生，以及时任东南大学历史系主任谢无量先生等都做了不少的促成工作，方得到故宫博物院的首肯。

由于抗战胜利不久，省会成都到处都还残留着累累战争的伤痕，在城区内选一处完好、稳妥的公共场地也变得艰难，布展条件也差。经过反复挑选、斟酌，最后选定了著名的中正公园，此地周边环境幽静，城区治安状况良好，公园内有几处较大的馆舍，尤其是“民众教育馆”比较宽敞。它是一座哥特式中西合璧的建筑，内部几间大教室适合布展。

协办这次展出的市政府、警察局使出了浑身解数，一方面动用民国时期最为有效的军、警、宪（兵）、特（务）及城镇保甲势力，以维护运输、交通警戒、治安外，最为实际的还动用了袍哥（哥老会）的地方势力。当时的四川，袍哥组织十分普遍，市井码头无处不有。四川俗话说“袍哥能结万人缘”、“上齐红顶子（指有官职的），下齐讨口子（乞丐）”都有其触角能伸到的地方。那些鸡鸣狗盗之徒，只要袍哥大爷打了招呼的，天大的胆子也不敢动。中正公园附近的祠堂街、半边桥、小南街、汪家拐、包家巷等处，袍哥大爷先前就招呼：“公园头展览的东西都是我们祖宗留下的宝物，那是神灵之物，从皇宫运到四川，几千里路，菩萨都保佑，没出过任何事情。这次到了我们成都，哪个敢去惹事生非，闯大祸，丢面子，就跟哪个下不来！”这样的警示在当时极其有效，展区、展室未发生一起事件。

说到内部布展上，故宫博物院随文物南迁的诸多人士也确实费尽了心思。当时的中正公园民众教育馆虽说是砖混结构、木质地板，但毕竟不是展览大厅，更未有过如此珍贵的文物展出。故宫人员即亲自设计，制作悬挂、摆设、隔离、防燥的设施。例如属于卷类的书画，都制作宝笼（木匣），镶嵌玻璃罩。悬挂的轴类书画，都上下有丝绢条带保护、木钩挂件，不得沾铁锈。参观通道铺设地毯，书画前方设木栅栏隔离不得跨越。而参观人士均由几人一组依次放行，工作人员随同。军警全副武装，出入口护卫，巷道都有巡逻，保证昼夜全程安全。

由于展室较为狭窄，一百幅书画珍品一次布展有困难，故宫人员便安排两批次展出，整个展览历时二十多天，每旬更换，接待了来自川内及西南各地参观人士数以万计。当时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细说详情，成了热门新闻。各界一致赞许，被称为抗战时期中国文化史之盛典！

笔者出生于满族书画世家，祖父那木都鲁氏端秀，乃清代名画家（载《中国美术家人名辞典》），伯父傅郁文（号顽公）是民国时期四川知名速写人物画家，张大千先生称赞他是“蜀中画速写人物推公第一”。他当时就是竭力恳请故宫书画在蓉展出的书画界代表之一。故宫书画在蓉展出时，他邀约了很多书画家、收藏界人士及亲友踊跃参观。在跟我们晚辈讲起展览盛况时眉飞色舞，激情万分地述说：我们好几个行家被编成一组，还没有走进展室，书画的神韵就扑面而来，一股神圣的气势油然而生，一见到幅幅珍宝书画觉得每一幅都神韵十足，灵气活现，好像把你带入了上天的仙境，顿时热血沸腾，思绪翻滚，不可自已啊！中华民族的血脉在书画间流淌，真是不可言表。他称赞那批书画，气势宏大，似若五岳；笔墨之精，画风之神，文人之气韵，意境之深邃，中华之瑰宝也！那本《故宫书画在蓉展览目录》也就在这极其珍惜之下而逃过诸如“文革”抄家等灾难事件，由我祖父、父亲，姑母到笔者传承、保存至今。二十年前，故宫博物院文物管理科在得知这一情况后，致函笔者予以了高度的赞扬。

六十多年后寻踪

自成都举办了这次“故宫书画展览会”后，抗战时期疏散在川黔三个办事处的故宫珍贵文物全部迁走集中到重庆向家坡，1947年陆续运往南京朝天宫故宫博物院分院。1948年冬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已无力支撑，再次陷入危机之中，国民政府又决定将故宫、中央两博物院存放南京的文物，选取精品迁运台湾。1965年，台湾“行政院”在台北士林区外双溪为故宫、中央博物院选定了新址，盖好馆舍，恢复了故宫博物院原有机构，即为现在的台北“故宫博物院”。

民国时期负责文物南迁的故宫博物院总负责人那志良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运台文物的箱数与南迁箱数相比，以数量计，自然是仅有南迁箱数的四分之一，但若以质计，则南迁文物中的精华，大都已运来台湾了。”以后，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十八年的秦孝仪先生在回答《三联生活周刊》记者问时说：“1949年搬过来的都是书画、细软，重的东西搬不动嘛。北京故宫以宫殿、器物等大东西见长，我们这边以书画，文物见长。书画在文化方面最具分量。现在两岸故宫开展了很多合作，很好。”依此权威人士所讲，当年在成都展览过的历朝各代一千五百多年、八十八位书画家的一百幅书画精品，如今也只有到台北“故宫博物院”才能一睹它们的真容了！

（作者为四川邮政系统退休干部）

责任编辑 张 鑫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