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黄淑婷
[摘要]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民营经济思想在思想基础、理论依据、主体内容、政策体制等方面存在着相同之处。但由于两者时代背景、理论着眼点、政治思维、判断标准等的不同，导致了结果的不同。比较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对于当今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比较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2-009-06
一、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的相同点
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是在继承毛泽东民营经济思想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他们在思想基础、理论依据、主体内容、政策体制等方面，都有着相同或相似之处。
（一）思想基础相同。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也是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的基础。毛泽东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做出过符合时宜的民营经济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经过深入社会调查，提出对于私人经济的发展，只要法律允许，不但不会阻止其发展，还会加以提倡和奖励，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的发展。红军长征过程中，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与考虑，党对经济政策做了实事求是的调整，1935年12月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提出了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思想，“人民共和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1]（P159） 。1945年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对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了完整的表述，对新中国的经济做了初步的规划。他指出，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符合孙中山先生的原则和中国革命的经验的，“中国的经济，必须是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三者组成的”[2]（P1058）。在当时生产力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的发展，要想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解放前夕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对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作了着重分析，对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形态进行了全面的论述。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将来的新中国会存在包括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只要是对于社会主义有帮助，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无论是何种经济形态，都要发展和鼓励。
毛泽东在革命过程中对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所做的这些论述，是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也已经被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的关于民营经济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为革命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5年底，毛泽东开始将注意力由社会主义改造转向社会主义建设，着重研究经济问题。次年2月开始，他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听取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等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对经济建设进行了一次系统的调查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走自己的道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探索。陈云适时地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方针政策，并被1956年9月召开的八大所接受，成为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和政策的先导。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等同志针对社会上出现的新问题，提出了新的解决问题的思想观点和政策措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不少物资供应紧张，品种减少，价格上涨。随着自由市场的开放，个体工商业开始活跃起来，其中一部分已经发展成为资本主义企业。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1956年12月他三次接见各地工商联、民建会负责人，并且做出明确表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可以开私营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3]（P433-434）。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956年底和1957年初的私营工商业、个体手工业和小商小贩都有所发展。毛泽东的这些谈话，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显露出此时毛泽东在多种所有制结构方面已经有所思考。
在新时期，邓小平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结合起来，在积极探索公有制有效实现形式的过程中，调整了单一的所有制结构，改变了长期以来只用政治标准看待民营经济的片面观点，逐步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党的十三大实事求是地对我国国情作出了科学的判断，首次论述了民营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性，为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正了名。不久，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偏紧，民营经济出现徘徊发展的阶段。这段时间虽然党对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没有变，但是社会上出现了对民营经济发展极为不利的舆论环境，一些人甚至认为发展民营经济就是发展资本主义。1992年春，邓小平在我国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视察了南方的深圳、珠海等地，发表了重要谈话，回答了一系列困扰人们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又一次实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超越。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奖励、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大大推进了改革开放的进程。
（二）理论依据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的民营经济思想都来源于当时的实际。民主革命时期，我国长年处于战争，经济落后、人民生活极端困苦，这样的历史现状使得毛泽东早在1942年就开始了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初步思考，他提出要“实事求是地发展民营经济”，才能克服财政上和经济上的困难，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和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发展严重滞后，国际上还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经济及军事威胁。毛泽东指出，对于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东方大国，资本主义生产力还是有生命力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对社会是需要的，有利的，必须允许其在中国存在和发展。
邓小平也是基于中国经济落后的国情，提出生产力不发达就要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上世纪中叶，国际上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但是在国内，改革开放初期国民经济面临崩溃边缘，人民生活仍然十分贫穷困苦，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的差距加大，和周边国家的差距也日趋明显。在我国生产力不发达的条件下，必须调整以往对待各种经济成分的政策，实行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方针，把各种潜在的生产力要素变成现实的可推进社会发展的生产力，鼓励个体、私营和外资经济发展。所有制结构的调整打破了过去单一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格局，为我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三）主体内容相同。
毛泽东在探索民营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创新，提出了许多正确的理论观点，如发展社会生产力，“国民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个方面组成”[1]（P133），进而又提出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思想等等。在民主革命时期，正因为党实事求是地发展了公营经济和民营经济，才最终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坚实的物质支持。当时的民营经济就是一切私人的农工商业。然而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的民营经济思想没有最终得到很好的贯彻实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民营经济思想中正确的成分，纠正了其不适应时代发展的成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我国社会现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我们只能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我国民营经济得以萌生，并在党的十二大后迅速发展，在经历了两年的曲折徘徊后，以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为标志进入高速发展阶段。30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发展民营经济是适合我国国情发展和需要的。
（四）政策体制相同。
毛泽东对民营经济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举的政策，既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又限制其不利因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由于国营经济的力量还很有限，加之战争和人民生活的需要，所以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在一定限度内还是必要的，在国家无力经营的地方，在私人资本的经营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地方，不能完全排斥其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认识到，当时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现代工业中的很大比重；在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私人资本主义也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大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保护其发展对国家对人民生活都有着重要意义。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生产力落后而且发展不平衡，必须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来发展经济，其中自然包括民营经济。但是，私人资本主义的性质毕竟是资本主义的，它“处在和国家经济与合作社经济竞争的地位”，“有着极大的投机商业资本”，“进行各种商业投机” [4]（P10），因此，发展民营经济并不是可以无限制地发展。在保护民族工商业，鼓励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同时，又要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采取有伸缩性的限制政策，有利于发挥各种经济成分的优势。这种经济政策使中国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
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平“限制、利用”并举的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决定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民营经济的发展能够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一些腐朽丑恶现象，坚决取缔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发展。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以限制民营经济的局限性和消极作用。民营经济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得到了健康的发展。
（五）所起作用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都对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指导和推动作用。毛泽东民营经济思想，对于民主革命时期统一战线的建立，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集中力量搞建设，迅速改变我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邓小平在总结毛泽东民营经济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系统地制定出了更加符合中国实际的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这对于纠正先前民营经济的错误政策、恢复我国的国民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的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取得了飞速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毛泽东、邓小平的民营经济思想处于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为了中国的繁荣和富强而提出的，也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到了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
（六）价值取向相同。
毛泽东、邓小平发展民营经济最大的愿望就是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共同富裕，就是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P1096）邓小平把“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最高层次的价值取向，以“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工作的原则和标准，把坚持生产力标准与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标准统一起来。从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到邓小平称自己是人民的儿子，都体现出了我们党始终把关心人民群众的利益、人民群众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坚持把人民利益作为最高的价值取向。
二、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的不同点
由于国内外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毛泽东、邓小平面对的时代背景不同，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同，加之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个人思想因素的作用等等，两人的民营经济思想也出现一些差异，呈现出继承中的发展，坚持中的创新。
（一）理论着眼点不同。
毛泽东的民营经济思想更多地从统一战线策略的角度，从政治上着眼看问题。邓小平则着眼于全局，从时代发展的高度去观察和思考，邓小平对民营经济问题认识得更深刻。毛泽东发展民营经济的动机一方面是为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取得民主革命胜利，另一方面是要发展中国社会生产力。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指出要迅速改变中国经济落后的面貌，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就是相当长的时期内，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毛泽东考虑的核心内容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1952年开始的三大改造，就是要使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在中国绝种。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很有意义的好事。”在以后的经济建设和疾风暴雨的政治运动中，民营经济被不断封杀，最后被彻底消灭。到1978年全国个体经济只有14万人，私营经济则为0。邓小平基于对民营经济的深刻认识，认为民营经济对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各项发展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它不仅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加快生产力发展，还能活跃市场，满足人民多样化需求，在扩大就业、纳税等方面也能够有重大贡献。对于民营经济，毛泽东侧重于利用，邓小平则更侧重于发展。
（二）政治思维不同。
毛泽东在处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时，更多地注重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把政治工作放在首位，当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毛泽东虽在一定时期内重视发展民营经济，但后来在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上逐渐出现错位，以致于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将民营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转而排斥、否定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邓小平与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最大的不同在于，邓小平正确地处理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党的历史经验及教训，在民营经济问题上充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不提倡、不宣传、不抵制的“三不”态度到承认民营经济的“必要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地位再到“基本经济制度”。从党的十二大到十八大，民营经济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地发展起来，党对民营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更加完善，民营企业主被定位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江泽民指示把“其他各个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内”，这些认识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从根本上解决了许多约束民营经济发展的认识和理论问题。
（三）判断标准不同。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坚持以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为标准判断各种经济成分，发展民营经济，使得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了崭新的面貌。之后，毛泽东逐渐加强了对生产关系的重视程度，笃信只有“一大二公三纯”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才能适应中国生产力状况和水平。在此思想指导下，毛泽东否定了自己曾经提出的发展民营经济的思想，把民营经济是否存在作为判断我国社会性质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重要依据。邓小平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我们党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了民营经济。改革开放初期，姓“社”姓“资”的争论严重阻碍了民营经济的发展，邓小平及时地提出了“不争论”的理论，保护了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的民营经济，也为民营经济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邓小平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认识个体、私营经济的地位及作用，要跳出姓“社”姓“资”传统理论的框架，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P372）来判断。判断标准的不同，必然会得出结论的不同。
（四）实践成效不同。
从“鼓励发展”、“利用、限制”、“疾风暴雨式封杀”，再到“不争论”、“有益补充”、“重要组成部分”到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前的一段时间里，民营经济的发展步履维艰，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5]（P115）。改革开放后，民营经济起步，曲折、快速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取得了巨大进步。当前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就业的主要载体，我国主要纳税主体，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毛泽东和邓小平由于受特定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的民营经济思想在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区别和差异，二者在思想内容、理论基础、主体内容等方面既承上启下，一脉相承，又各有侧重和内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探讨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对于我们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
三、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比较的当代启示
从上述比较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既有着各自的特色和发展，又一脉相承，他们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从不同角度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建设和发展进行着理论探索和实践，为我们继续深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许多深刻的启示。
（一）认清国情——国情是认清一切问题的关键。
毛泽东指出：“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根据。”这个经典论断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过巨大的作用，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至理名言。只有认清中国的国情，才能够认清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才能够对中国所处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及主要任务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制定出完全符合国情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
从1921年到1949年，我们党领导人民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到抗日战争的兴起这二次历史性转变的艰难历程。在28年中，党根据国情的不同和战争的需要制定出不同的经济政策，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保证了战时的需要，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设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由于毛泽东对于国民经济恢复后的中国国情缺乏正确和理性的认识，制定出的经济政策超越了当时中国的发展阶段，致使国民经济遇到破坏，经济增长缓慢。虽然在党的八大前后，毛泽东对于中国国情有了一定的认识和反思，一些难能可贵的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思想火花接连迸发，比如“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等，但是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的影响，这些非常有价值的思想火花没能够坚持和延续下去，但这为以后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基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经历了“从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挫折和损失到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次历史性转变，邓小平领导党中央根据已经变化了的国际国内情况，明确地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从1979年到1992年，从农业到手工业，从服务业到工商业，从个体户到私营企业，从最先对待民营经济的不提倡、不宣传、不取缔的“三不”态度到“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确定等等，不仅保护了民营经济的最初萌芽，更是对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经济定位及合法地位进行了合理的规划。民营经济得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沿着健康、高速、科学的发展方向迅猛发展。
实践证明，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践也证明，不符合国情的经济政策只能是损害国民经济的发展，损害人民的利益。
（二）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
“二十四年的经验告诉我们，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2]（P1095）毛泽东在1945年的《论联合政府》中就这样告诫共产党人要坚决坚持群众路线，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2]（P1031）。“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2]（P1010），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在人民群众那里学得知识，制定政策，然后再去教育人民群众”[6]（P324）。邓小平在1992年也曾这样告诫过我们，“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7]（P1350）。党的群众路线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是始于毛、成于邓的。
党的八大调整经济政策后，针对出现了一些“地下工厂”、“地下商店”，毛泽东在1956年12月多次指出，当时出现的自由市场可以“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也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民营经济参与经济建设的热情和创造活力，市场活跃了，产品丰富了。革命是为了人民，改革发展也是为了人民。革命、建设、改革、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包产到户，最终“大包干”试验走向成功，就是尊重群众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的典型例证。对待安徽芜湖的私营企业——傻子瓜子，邓小平也曾三次点名保护。这不仅改变了傻子瓜子的命运，也改变了民营经济的命运。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中间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能不能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尊重他们的主体地位；能不能因势利导，把自下而上的民间创新和自上而下的政府政策结合起来；能不能解放思想，摆脱固定思维的羁绊；能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对党和党员干部的重大考验。
（三）反对本本——必须坚持与教条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恩格斯在1895年就明确表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8]（P406）。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时期，我们都必须研究这种方法，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持与教条主义作坚决的斗争。
在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三次犯了“左”的错误，尤其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领导长达四年时间。党内盛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给党的政治、军事、经济工作都带来巨大的损失，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在“左”的路线和政策下，民营经济经历从瞿秋白“左”倾、纠“左”，李立三“左”倾、再纠“左”，王明“左”倾的环境持续不稳定、政策摇摆的过程，其间，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和“左”倾错误作了坚决斗争，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很多有利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是在长期“左”倾政策的打击和压制下，民营经济发展艰难。
20世纪70年代，同样是由于长期极“左”思想的影响，“四人邦”被粉碎后的两年中，中国的经济和政治都处在徘徊中，在“两个凡是”的紧箍咒下，党的工作重心依旧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文革”的错误路线得以继续推行。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被极大地束缚住了，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也受到严重阻碍。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引发了全社会对于判断政治是非、行为对错标准的哲学思考，“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没有第二个，除了社会实践，不可能再有其他检验真理的标准。”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后，我国现代化建设稳步前进，人民思想统一。改革开放激发了各行各业的活力，也激发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积极性。
1989年之后的两年间，国内政治气氛紧张，“左”倾思想有所抬头，“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推行社会主义改革？”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自由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的说法一时混淆着人们的思想。在姓“社”姓“资”的争论中，民营经济经营者思想波动，生产停滞，规模缩小，经济下滑。在这种形势下，1992年邓小平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 又一次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冲破了束缚人们多年的理论禁锢，解决了一系列困扰人们的重大认识问题，为改革开放指明了路径。对于改革开放中的若干问题，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5]（P372）。在何去何从的重大转折点，“三个有利于”明晰了人们判断是非对错的标准，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上，更加明确写出了“在所有制结构上，以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为补充，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不同经济成分还可以自愿实行多种形式的联合经营”[9]（P19）。这样一段文字，一个“共同发展”给了民营经济合理的定位，民营经济走到了快速发展的春天。1997年，针对所有制结构问题上“姓公姓私”在理论界的争论，5月29日江泽民发表重要讲话，创造性地提出发展多种所有制的新思想，冲破了姓“公”姓“私”的疑惑，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民营经济又一次得到了政策性支持。
从毛泽东、邓小平民营经济思想的发展轨迹来看，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史就是我们党反对教条主义的历史，反对形形色色的错误思想的历史。在反对教条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党不停地生长、创新、发展和成熟。
（四）不断创新——创新是党的活力之源。
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过程。党对民营经济政策的每一个重大调整，都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断进行理论创新、重新认识和反思的必然结果。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始终伴随着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每一步。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勇立潮头，关键的一点就在于党的不断创新。正是不断创新，才使人们从“两个凡是”的错误中解放出来，破除了个人崇拜，回归到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正是不断创新，才使我们重新认识和反思“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从承认个体经济的存在、允许私营经济的发展，到“重要组成部分”，再到“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民营经济发展，民营经济才有了壮大和提升的政策基础；正是不断创新，才使我们从一切思想束缚中摆脱出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实践已经并将继续证明，只有不断创新，党对民营经济的认识才会不断深化，政策才会不断完善，党认识和运用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规律才会日趋成熟。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5]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6]毛泽东文集（第8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冷溶，汪作玲.邓小平年谱（1975-1997） [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9] 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