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中山大学往事
雷辉志
莫斯科中山大学，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创办于1925年10月7日。关于这所大学，已少有人知晓它背后的故事及其栉风沐雨的变迁。
1923年，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酝酿成熟。随着中国革命形势飞速发展，急需大批高素质干部人才。1925年3月，孙中山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对中国革命和中苏友好关系发展作出杰出贡献的革命先驱，国民党中央与苏联政府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商议，在莫斯科创办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1925年10月7日，国民党中央第66次政治会议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简称中山大学或孙逸仙大学。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国民党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选拔委员会，鲍罗廷任委员会顾问。同时，开始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地选拔学生。
大批共产党学员就读莫斯科中山大学
十月革命后，“以俄为师”成为时代潮流，苏联成了渴望缔造新世界的中国政治精英们无限向往的圣地。到莫斯科学习“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时进步青年的眼中，如同朝圣一般荣耀而神圣。派出骨干力量赴苏联学习军事和政治理论，推动中国革命发展，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迫切愿望。
1926年，中国共产党通过旅欧共产党和共青团支部选送20名党员、团员转道巴黎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邓小平就是其中之一。中共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党内高级干部。这个班集中了一批年龄较大、有卓越经历的革命人士，他们中有些已是中共领导人，有些曾追随孙中山参加过辛亥革命，包括中共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董必武等。先后进入中山大学的共产党方面的学员还有左权、傅钟、杨尚昆、张闻天、陈绍禹（王明）、陈昌浩、秦邦宪（博古）、王稼祥、沈泽民、何凯丰、李竹声、盛忠亮等人，他们都属于学校的正规班。预备班中，有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英雄李建玉、武汉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余杜三等。
不少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子弟也通过各种关系，跨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门，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和女儿冯弗能，李宗仁的妻子魏淑英、内弟魏允成，张发奎的兄弟张发明，邓演达的兄弟邓明秋，陈树人的儿子陈甫，叶楚伧的儿子叶楠，谷正伦的两位兄弟谷正纲和谷正鼎，等等。送子女去苏联学习，在国民党上层也形成一种风尚。
精彩纷呈的校园生活
在关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史料中，有一些细节和片段令人神往。这段远在异国的求学生活，并不是枯燥乏味，而是经常洋溢着温馨欢乐的气息。
1925年11月，莫斯科中山大学开学典礼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在演讲中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这番言论让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学子们颇受感动。
据苏联档案记载：当时，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所需，给学生们发放西服、大衣、皮鞋、冬装等，每周两次改善晚餐伙食，星期六加蛋炒饭、火腿肠，每人每月还补助25卢布津贴。一些游学过西欧、美国的见识颇广的学员都说，包括牛津、剑桥等世界著名大学里中国留学生的食宿标准，都不及莫斯科中山大学丰富周到。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还是中山大学教授们令中国学生耳目一新的教学风格。从1925年创办到1930年关闭，中山大学有过两位身份显赫、各显神通的校长。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是仅次于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工运领袖，与布哈林同为第三国际知名理论家。第二任校长米夫兼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深受斯大林的器重。拉狄克给学生授课时，引经据典、平易风趣，教室里常座无虚席。
莫斯科中山大学还经常邀请名人来校演讲以启发青年学生。有一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学校请来“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发起人查德根女士来校演讲，她虽年事已高，体力衰弱，仍声音洪亮、情绪激昂，一望可知乃天生的革命女性。还有一次，莫斯科中山大学有幸邀请到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来校演讲，她气质高贵，优雅大方，与查德根虽同是革命女性，气场却大相径庭，其贤淑优雅的风范令女同学们崇拜景仰。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还成立了一个出版委员会，负责编辑周报。这份小报的内容有新闻报道、学校生活札记、学术研究和文艺作品等，文章多由学生供稿。青年人都热心办刊物，踊跃投稿，使这份报纸成为学生课余生活的一块重要园地。
校内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之初，校长拉狄克就提议：“该校应置于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之下。”也就是说，这所学校有两个管理者，苏共和中国国民党。苏共同时代表共产国际和中共。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先后开会，作出决议，同意拉狄克的提议，并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方面常驻中山大学，负责监察校务。邵力子于1926年夏到达莫斯科，作为国民党驻共产国际的常驻代表兼中山大学理事会理事。他不仅视察学校，还在那里听课，并因此机缘而与学生傅学文小姐相爱，结为伉俪。
学生中设有共产党支部局和国民党支部局。国民党党员占一半多一点儿。两党采取国民党党内合作形式，共产党员可以跨党，加入国民党。国民党支部局与国内有些支部相似。实际领导权则掌握在共产党员手中。
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发展迅速，急需干部人才，因此，莫斯科中山大学学制定为2年，而且不分科。1927年国共分裂，由于攫取国民党领导权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考试选拔的学生正规班只办了2期（即1925年第一期，1926年第二期）。加上1927至1928年满足中共大批派遣学生需要而开办的特别班和预备班，幾年间，共有学生800多人。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是理论与实践并重的，要求学生不仅要努力读书，而且要对俄国政府机构和党的组织进行深入的现场考察，还要讨论中国革命问题，以造就学生成为得力的政治工作人员。
1927年10月，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务中的秘书工作，主要由经过严格挑选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承担，包括翻译大会文件，接送大会代表，安排他们的食宿，并担任代表的随行译员、向导等。
学生强烈谴责蒋介石背叛革命
1927年3月，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成功，北伐军进入上海。消息传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一片欢腾，立即举行集会，并通过决议，发出两份热情洋溢的电报，一份给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份给上海工人。然后，学生集队，举行庆祝游行。《真理报》发表了社论。
可是，社论墨迹未干，人们喜兴未尽，却传来了上海“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这事件来得如此突然，给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们当头一棒。4月13日晚，学生们举行了另一次集会，与此前集会的欢庆气氛截然相反，悲愤的情绪笼罩着整个集会大厅。大家义愤填膺地通过决议，以“中山大学全体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名义，致电武汉革命政府，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
莘莘学子心，眷眷革命情。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对中国革命局势的高度关注，表明他们虽身在异国他乡，心却与中国革命的命运紧紧地系在一起。
更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久，邵力子因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不得不悄悄地收拾行装回国了。邵力子离开后，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国共合作和中苏合作模式，实际上已经解体。
1927年7月8日，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部长丁惟汾提出议案，指控莫斯科中山大学“以国民党旗号引诱我党党员及全国有为青年，一再破坏本党之主义与政策，假国民党之名，行出卖本党之实。吾人特昭告全世界谴责该校之阴谋并加以取缔。而且，不准国内任何组织再派学生去莫斯科”。接着，国民党中执会全体会议及第106次部长联席会议通过了这个提案，并在7月26日正式发表声明，决定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并与之断绝一切关系，各地不得再选派学生。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国民党学生，除少数人转向共产党之外，也纷纷回国，这些人回国后成立了“留俄同学会”，多数人成为国民党中极端反苏反共的急先锋。而共产党选派的学生，非但没有回国，而且由于南京、武汉的国民党反动派实行白色恐怖，屠杀、追捕、通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导致大批革命者由组织安排纷纷逃亡到莫斯科。其中很大一部分人，都进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国民党中央的决议，并不能阻止国民党控制范围外的革命青年入学，也不能达到取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目的。为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形势，从1928年起，莫斯科中山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中山大学”，仍简称中山大学。
1927年9月，邓演达和宋庆龄先后到莫斯科访问，并应邀到中山大学演讲。宋庆龄在演讲中表示，“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她勉励同学们，要永远牢记：我们是孙中山的信徒，要把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坚持到底。宋庆龄的演讲，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欢迎。她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和邓演达、陈友仁一起，发起组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国内的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这更给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痛苦与彷徨中的学生们以极大鼓舞。
然而，随后的形势却急剧变化，大革命失败后，中山大学学生中出现了大批托派分子，追随托洛茨基反对斯大林。对于斯大林来讲，中山大学不但失去了当初设立的意义，反而成为了层出不穷麻烦的策源地。1930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决定，关闭中山大学。至此，这所在留苏教育史、中苏关系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和影响的莫斯科中山大学结束了其短暂的历史。但是，它的创立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相当理论素养的政治干部和军事干部。在离开中山大學后的几十年里，这批干部继续探索、奋斗不息，形成了一股绵延不绝的力量，为中国革命继续前行增添了巨大动力。
（责编 / 傅建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