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读的“八千湘女上天山”

周媌＼整理

50年代伊始，十万战士在新疆大漠解甲屯田，为国家屯垦边疆，为解决战士们的婚姻问题，王震请求从自己的家乡湖南开始，征招女兵前往新疆。于是，从1950年7月份到1952年5月份将近3年当中，一共来了大约8000湖南女兵，号称“八千湘女”。当然“八千”只是一个约数。

新疆、戈壁、沙漠、兵团，在这一派阳刚、铁血的风景中，八千湘女的进入如同粗犷世界里的一束花，为漫天黄沙的世界里增添了温柔和绿意。

然而，因为当时的信息不公开和历史年代的久远，那些关于八千湘女的故事在历史的尘埃中越发扑朔迷离：她们是否因为被骗才离开家乡远赴新疆？又是否是被机枪胁迫才没有成为逃兵？湘女的多情是否被包办的婚姻所扼杀？

从当年湘女们的回忆里可以看出，她们上天山不仅仅是“被动”接受安排，而更多的是主动选择命运。

目的：改变“出身不好”的命运

当年兵团的婚姻问题说起来尤为沉重，这不仅是每个战士心里一块石头，也是王震心里的一个疙瘩。

某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虽然“运”这个字眼现在看着不太舒服，却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当时解决兵团婚姻问题的紧迫性。

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

不过报纸却没有把新疆之旅最重要的“婚配”事宜说出来。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不过从卢一萍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一书中可以看出，女兵对于去新疆最大的动力是来自于国家工业化和军人职业的吸引力，据统计，去新疆的女兵中，百分之八十的是当时被打上“出身不好”的标签的人。王庆国就是其中之一。

王庆国的父亲曾担任过国民党国防部高参，这个曾经风光的职位却给王的整个家庭带来了麻烦，这也成为了王“出身不好”的有力证据。1950年元月，王庆国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长沙省高级工学学校化工系，校园，通过校园中和解放军的接触，她萌生了参军的念头，但因为自己的家庭出身，王庆国仅仅只是“敢想一想而已”。

后来，王庆国在《新湖南报》上看到了新疆军区到长沙招兵的消息，其中那句“不论家庭出身好坏，一律欢迎”打动了王庆国的心。她二话不说报了名，很快她就在榜单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为了防止家里人的阻挠，王庆国一直没有告诉父母自己要去新疆参军的消息，只是在临走之前留了一封信。

回想起当年毅然决然去新疆参军的原因，王庆国说，一方面是因为对于解放军的敬意，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她之前参加过青年学员队，主要是进行政治教育，因此，她更加清楚地知道了自己完完全全的是一个剥削阶级的子女，所以，她希望去新疆参军能减轻家里的罪行。

征途：女兵并非被机枪押进新疆

从湖南到新疆，从鱼米之乡到了戈壁沙漠，这种落差很快粉碎了湘女们关于新疆所有的浪漫幻想，一路上要面临环境恶劣带来的种种考验，尤其是土匪。

戴庆媛回忆说，当时她们那一批十分幸运，没有遇到土匪，但是她们前面一批进新疆的遇到了，据说其中有一辆车被劫走了。那时候在女兵中有一个可怕的传说，就是甘肃的土匪，把那些女兵抢走后霸占了。戴庆媛说，虽然是一个传说，但当时一直不让说。不过这个“不能说的秘密”却吓坏了不少女兵。

因为有土匪，因此每一批去新疆的女兵们都会有武装车保驾护航，上面有男兵保护，车上夹着机枪。而就因为此，后来就有坊间传闻，当时湘女是被机枪押过去的。对此，戴庆媛很是不平，她说，这个传闻从50年代就有，现在仍然有些人在误会。

另外一名湘女郑佩兰也表示，机枪并非用来威胁女兵们，而是为了防土匪。

据郑佩兰回忆，当时她所在的西进队伍有四个大队，三天与人，前面三个大队全是湖南女兵。因为长途行军，郑佩兰年纪又小，对坐汽车还不适应，领导十分照顾她，特别安排她坐在副驾驶。

她们的部队一过兰州，西北军区专门拍了一个全副武装的连队护送她们，每辆车的车头都架着一挺机枪，一副严阵以待的样子，气氛显得十分紧张。原来，河西走廊一代土匪成群，特别是乌斯满（当时纵横新疆数十年的“巨匪”）经常在新疆与甘肃之间流窜，因此要特别提防。不仅如此，每辆女兵的车上都配有三名男兵用来保护安全。为了安全起见，女兵们被要求将头发盘在帽子里，办成男兵的模样，一旦遇到土匪，就端起手中的洋伞，虚张声势。

由于单台的车辆很容易遭到土匪的袭击，因此整个车队都必须保持团结一致，一辆车坏了以后，整个车队都要停下来。当时女兵们乘坐的是道奇牌汽车，经过二战加上国共内战的硝烟烽火，这些车辆早已破旧不堪，一天能勉强走上百多公里就谢天谢地了。调皮的湘女们还给这些车编了顺口溜：“一走二三里，抛锚四五回，修理六七次，八九十人推。”endprint

据郑佩兰回忆，西进的路上每天都要推上好几次车。由于行军速度慢，很多时候只能在半路或者戈壁滩上过夜。车少人多，一辆车往往要拉四十多人。她们只能轮流着坐一会儿。坎坷不平的土路被汽车一轧，就陷进去几十公分，车子所到之处无不尘土飞腾，日月无光，不开车灯就无法行进。车里的尘土整天弥漫着，土腥味儿使人呼吸维艰，好多人呕吐得一塌糊涂。一天下来，浑身的泥土使大家像土地爷一样，她当时还作了一首诗，名字就叫《进疆路上》：“女兵进疆真叫苦，颠翻五脏和六腑。稀饭大饼吃不饱，补上一斤河西土。”

经过两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湘女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但是眼前的景象让她们惊呆了：没有城市，没有兵营，甚至连村庄的影子也没见着，只有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和一片苇棚子。这些苇棚子就是女兵们的“家”。

戴庆媛还讲述了当时的一段经典对话。当时她四下望了望，发现什么都没有，于是询问带队干部工厂在哪里？干部乐观地说，工厂就在她们的汗水里，只要不怕苦，肯流汗，想要有什么，就会有什么。

短暂的震惊很快就被对新土地的好奇冲淡了，女兵们开始拾掇她们未来的“家”，她们没想到，她们的余生都扎根在了这块什么都没有土地，更没想到的是，当年带队干部竟一语成谶——什么都没有的土地什么都有了。

婚姻：等级分配制度和反包办

自古湘女多情，这种浪漫的情怀即使到了天山脚下也不例外，湘女们从未放弃对自由婚恋的向往，而是用智慧和勇气打造了一道具有浓重湘女色彩的婚恋景观。

当时的新疆不仅有来自湖南的女兵，还有来自山东、华东等地区的女性。并且，在人员配置上，按照级别秩序渐次进行：1950年入疆的湘籍女兵文化程度高，大部分分配在军区师级单位，主要是为了保证解决老同志的婚姻难题；1951年，从华东招收了2000多名部队医院的护士，以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从山东招了一批妇女（以寡妇居多，她们的丈夫死于一场又一场的战争），以解决连排级干部的婚姻；后来，还有国民党起义部队一些老兵没有成家，王震通过时任上海市长的陈毅，又招了920名改造好后“从良”的妓女进疆。

这种按等级分配的方式现在看来是非常简单粗暴的。湘籍女兵多配给老干部，于是老夫少妻成了常事。

一边是急于找到婚姻伴侣的老兵，一边是充满纯情幻想的少女，这种矛盾自然引发了不少冲突，甚至有人为此付出了生命。

1951年3月，在哈密，一个倔犟的长沙女兵拒绝了一个营长的求爱，后者被激怒，拔枪杀死女兵。该军官后被军事法庭处以极刑。

1950年、1951年入疆的湘籍女兵凡年满18岁的，几乎都经历到组织上的介绍。一些女兵因不服从组织包办婚姻，被指责是“看不起老同志”，失去记功的机会。

但基层连队的这种急躁催婚现象，被高层获悉后加以制止。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史料选辑》显示：1953年，新疆军区政治处组织部长刘一村在会议上，批评有些干部不顾女方自愿与否，单纯为了照顾老干部，从各方面来所谓打通思想，使女方勉强同意，致使有的女同志说，“过去旧社会在家里父母包办，今天在部队上组织包办”。刘指出，这种行为导致女同志悲观、苦恼、工作不安心，甚至发生自杀行为。他代表军区督促各单位进行婚姻条例的专门学习，彻底实行婚姻自主原则。

但自由恋爱还是存在风险。女兵自主选择婚恋，容易被定性为“恋爱观不正确”。

一些湘籍女兵回忆说，当年兵团休养所一个女兵被通报批评，成了反面典型。她被通报称“和7个男同志谈过恋爱，骗取了不少钱和钢笔”。

一些机灵的湘籍女兵则设法和领导打起了“太极拳”。

17岁入疆的蔡佩菲被分配到工兵团当接线员，很快成了被追逐的对象。一位看上她的参谋长找她谈心，蔡问他多大年龄，参谋长说46岁，蔡佯作大惊：“哎呀，你比我父亲都大两岁”，参谋长大窘，再也不好意思找她。

另有一些追求者试图通过蔡的领导来做工作，她便托说，妈妈嘱咐她不要过早恋爱、结婚，要好好学习知识，为人民服务。领导问她：“你是听党的话，还是听妈妈的话？”蔡堆出一脸无辜说：“谁对，我就听谁的，别的我不知道，但这句话我妈妈是对的。”

蒋慧英则以湘女惯有的泼辣，对待组织上的“拉郎配”。一次，团政委又给她介绍一个老红军。她说，我的男人一定要和我年龄相近，还得有文化，“如果不是这样，你怎样说都不行”。

后来，蒋如愿找到一个叫包宽的男兵，是部队里罕见的一位高中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