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渠日志》品读

任仲然

2016年的暮春，我来到河南的林州市（原林县），在红旗渠干部学院驻留了3天2夜，追寻半个世纪前与水有关的那段往事。薄雾晨曦，站在林州东山腰上一眼望去，南面的殷墟古都如梦如幻，西面的太行山绿装浓抹，名扬中外的红旗渠就在峻岭之中。

以今天的视角看，红旗渠是诗篇和画卷；但若回到当年，红旗渠则是悲壮和牺牲。几天里，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想了很多，希望能找出深藏其中的历史底蕴和时代品质，以不辜负渐行渐远的峥嵘岁月和为此流汗流血的几十万林县人民。

将要离开林州的那个夜晚，我找到一本厚厚的内部资料——《红旗渠日志》。这本日志，从1960年1月16日到1966年10月13日，7年里有时天天记，有时隔数天记，有的日子记几千字，有的日子仅记十来个字。个别地方由于字迹无法辨认，不得不用空白小方框代替。

捧起这本日志，我一夜没有放下，第二天接着读，第三天继续读。阅读中，感慨万千，领悟颇多，内心充满了对那段历史的敬畏，对群众力量的敬意，对共产党的敬仰。

一

1959年一场大旱，河渠断流，水库干涸，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跨省寻找水源。800多年前，姓谢的知县带领林县百姓修了一条仅有1尺宽的小水渠，当地人感激不尽，为其建了“谢公祠”。抗战时期，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群众修了一条“抗日渠”，至今传为佳话。1959年一场大旱降临林县，前几年新建的几座水库都见底了。收完麦子后，杨贵和他的同事们翻山越岭找水源。那时的调查研究实在是深入细致，他们披荆斩棘，风餐露宿，本县境内找不到，就到邻县找，省内找不到，就到省外去找，不达目的不罢休。终于在进入山西省几十公里时，发现这里是引漳河水到林县的最佳位置。

陶鲁笳在太原听取林县的汇报，山西省委决定支持林县跨省引水。1960年1月16日，红旗渠的首篇日志只记了一件事：“林县人民委员会正式向新乡专署和省人委写了‘引漳入林工程的请示报告。”第二天的日志上写道：“以河南省委的名义向山西省委去了信，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又以个人名义向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书记处书记王谦去了信。”1月27日，也是1959年农历腊月二十九，林县农工部部长王才书和县水利局副局长石玉杰到太原，向山西省委提出在平顺县筑坝开渠引水的请求。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后，同意从山西境内引水。用日志中的话说：“至此，揭开了‘引漳入林的序幕。”

1960年元宵节那天，林县3万多民工上工地，“引漳入林”工程高调开工。1960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十四，林县“引漳入林”总指挥部召开全县广播誓师大会，40余万人参加收听。“一声令下，山峰摇撼，大地沸腾，当天夜里，全县便轰动起来了。”第二天是元宵节，3万多修渠大军陆续到达工地。工地总指挥部提出5点要求：一要做好物资供应，保证民工生活；二要大搞突击，搞好上渠公路；三要做好工程分段工作；四要搞好劳动定额，五要加强民工思想领导和安全教育。接下来，工程真刀真枪干了起来。

党委扩大会议及时调整工程部署。誓师开工虽然热闹，但起初还是搞人海战术，打了一阵子乱仗。热火朝天干了20来天，暴露出效率低、质量差、安全事故多等各种问题。杨贵及时在盘阳村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立即找见渠底平线，然后往里挖”，“大搞工具改革”，“领导少，线路长，可采取分段突击的方法”，“以不计划渠内过船的打算”，“6公尺高的洞可分别改为4公尺”，“放炮大量运用代用品，如食盐、牛粪等”。杨贵在会议上提出把引漳入林工程命名为“红旗渠”，与会者一致同意。

省委、地委的领导们来了，记者们也来了：“这工程真要气死拍电影的”。3月8日，“今日晴空万里，春光四射，人们感到格外清晰凉爽。”“中午过后两辆小汽车沿着林平公路过来了，这是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带领的省委、地委、《河南日报》社龚总编辑和十多位记者，以及县委办公室同志一同来工地进行参观。”“记者们相互谈说着这工程真是十分险峻呀！你看民工们腰系绳索在这半山崖有多么危险呀！”“接着不知那位记者这样说了一句话，他说，这工程真要气死拍电影的。”红旗渠开工不到一个月，即得到了省委、地委的高度重视，引起了各路记者的热切关注。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来推动红旗渠建设，这是很管用的一招。

红旗渠动工的消息传到北京，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要拍一部“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记得小时候看纪录片《红旗渠》特别兴奋，觉得河南人真的了不得，在太行山上修出一条红旗渠，改变了干旱缺水的贫困面貌。那个年代没有电视，拍纪录片几乎是天大的事，这件事极大鼓舞了民工们的志气。3月19日，“今天午前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技师赵华和程中义二位来到了工地。”“赵华同志说：民工干劲很大，工程真是十分险要，这真是人民公社的威力。所以我们从今日起要从红旗渠工地摄影一部‘人民公社的威力的电影。喜讯迅速传播，全工地民工为迎接摄制电影到来，展开了冲天干劲。”如今真得感谢拍电影的同志们。

当年的《红旗渠》是怎么拍出来的？“三点钟的光线最好”。3月26日，“上午10时，前来参加拍摄电影的有：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杨贵，书记处书记李运宝、李贵、秦太生、秦志华、周绍先和李英武副县长……”“午饭过后，根据电影厂同志的提议，‘三点钟光线最好这是拍摄的好机会，镜头已选好，要求参加拍摄的同志按时到来。”“队伍排好后，大家万分高兴，个个拿着钢钎、老锤，在阳光的照射下，红旗飘飘。”“这时候一声号令：注意啦，现在即要开始了。”“最前面的杨书记两手大摇大摆，脚抬得高高的，一步紧接着一步走得劲挺大，后边李书记、秦书记、周书记一个赛似一个。”上述文字记录了《红旗渠》电影拍摄的细节，有激动人心的宏大场景，也有事先设计好的“摆拍”，还有大家的喜悦心情，当年的纪录片就是这样拍出来的。

上海影片厂来工地拍电影，当日工地上有两名民工光荣牺牲。前面的日志写的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这次记录的是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电影，场面规模相对小一些，重点放在了“12姐妹”的宣传上。8月8日，“12姐妹在半山腰抡锤打钎，其余同志都准备掀石头，个个都是劲头冲天。”“一声哨响，接着号声长鸣、钎声、掀石声、满山掀起了灰尘满天征服自然的景象，不多时哨声又响，大家停止，这个集体镜头即算完成了。接着又照了12姐妹和领导人的‘镜头。”就在同一天，发生两起死亡事故。“任村分指挥部杓铺大队冯胡德背石头300余斤，从坝上过去而闷倒坝下河中，光荣牺牲。”“泽下西泽下村刘旺生，因人行空运线未使绳捆住，结果空运线一断，摔到山下50余米高的下边，也光荣牺牲。”从这两起事故可以感觉到，当时民工的劳动强度和危险程度都非常大，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endprint

二

红旗渠一期工程基本竣工，这段渠总投资668万余元，社队投资545万元。一期工程建1个拦河大坝，打通7条隧洞，架起14座大渡槽，斩断45道山崖，搬掉13座山峰，填平58道沟壑，共用工448余万个。10月1日，这一天的日志没有说工地上如何过国庆节，而是记下了工程投入的明细账。“这段渠总投资6685000元，其中国家投资685000元，县投资547300元，社队投资5452700元，全部用于材料与物资的购置，本年度没有工分及生活补助。”记录者可能无意，但阅读者应该有心，具体分析一下，社队投资实际上也就是老百姓的投资，占了总投资的81%。这些投资全都用在了材料和物资的购置上，工分和生活补助没用一分钱。

实行包工定额，调动民工的积极性，成为红旗渠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工程开工以来，经过短短一段“大帮轰”后，红旗渠建设探索了不少有效管用的措施，其中一项就是实行包工定额。到了第二年，这项措施已相当成熟了。7月9日的日志说：“今天召开了各营营长会议，会议开了一天时间，非常紧迫。”早上6点多钟各营长就来到工地，既检查了质量好的工地，也检查了质量差的工地，然后回来开会，围绕质量、安全、干劲各营长发表意见，并交流了工作经验，下午王才书做了总结， 讲了三种包工定额方式。“1、地里包工，家里凭票吃饭；2、地里包工，家里不凭票吃饭；3、地里没有包工，家里没凭票吃饭。这应很好研究改进。”

王才书部长病重得无法走路，马有金副县长开始到红旗渠工地一线指挥。9月16日，“王部长虽身患重病，每日进行治疗，但因其一心为工程着想，每日总是带病工作，他抽时间用电话联系指导，中午趁吃饭时间和晚上人们在家时，总要召集在家人员谈谈工作，了解各公社工程进展情况，并从了解中提出指导意见。”“王部长回去了，我们所有同志表示要以最大的努力搞好工作，希望他到县里检查身体治疗痊愈。”日志中这些朴实无华的话，生动描写了王才书这位红旗渠上的关键人物，此后他虽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但在关键问题上仍继续为红旗渠做着贡献。随后，马有金副县长就出现在工地上了，他对问题看得准，抓工作力度大，亲自带头干。一到任就召开指挥长会议，要求干部都要上工地，依托重点带领民工生产。干部上工地要带垫肩，带领大家背石头，当天任务一定当天完成，指挥长要亲自包工。

红旗渠经常搞检查评比，两次检查评比间隔9天，标准大不一样。通过检查评比推动施工是一个好办法，红旗渠的检查评比务实管用，不搞虚的。11月份的第一次检查评比。“①社会主义教育30分；②干劲30分；③质量20分；④安全节约20分。”9天之后，又进行第二次检查评比，早上4点各指挥长们就吃饭了，然后即动身到各工地检查，中午11点才回来开始总结评比：“①工效40分；②质量30分；③安全30分。”这次把“教育”和“干劲”两项都取消了，加上了40分的“工效”，“质量”和“安全”也分别增加了10分。这些变化很有意义，标准更实在，针对性更强。

参与红旗渠建设的近六分之一的民工被评为劳动模范，一等劳动模范奖励垫肩一个。12月2日的日志记载，“全工地共有人数6800人，共选出模范1652人，其中一等617人，二等655人，三等480人。”“共奖给垫肩617个，奖状1272张。”也就是说，将近六分之一的民工被选为模范，一等模范每人奖励一个垫肩，一等模范和二等模范有奖状，三等模范什么都没有。一等模范和二等模范相加，正好是1272人，奖状也只有1272张。时代赋予的这种非凡荣誉，今天的人们可能不大理解，但这就是在物质极度匮乏年代激发精神力量的有效方式。

马有金副县长的问题意识很强，重视干部作风建设，喜欢动真格的。这里我把马有金在12月22日晚上召开的指挥长会议强调的事情做一个缩写，能够看出他的领导风格。马有金说，个别领导对任务不摸底，说什么通水不成问题，但他有多大任务都不知道。领导指导工作一般化，抓不住主题，怕艰苦，上工迟。马有金要求，民工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帮他们完成。年底前谁完成谁先回家，坚决不协作。干部要做到上工在前，下工在后，发现问题要随时解决。在红旗渠纪念馆，我看到了马有金在隧洞里抡锤打钎的照片，他真的是有这么一股较真拼命的劲头，红旗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

领导干部亲自推车抬筐抓定额试验，施工效率大幅度提高。说实话，我们从纪录片看到的热火朝天场面，还不是红旗渠的全部，它还有另外的一面。（1962年）3月4日日志：“郭家窑大队对来挖方抬筐每人每天挖1.8方，用小车每人每天推2.5方，这样有些偏低。在这种情况下，马县长、王文全、宋广忠等同志就给他们试验，三人用小推车推，在三个小时内就出9方，抬筐也是三个人，就抬了3、4方。通过试验后，民工们一致认为自己的定额偏低，提高到推车每人每天8方，抬筐抬3方。现在大家生产很积极。”这一天马有金和他的同事，起码在工地上干了6个多小时，用试验来证明原来的定额偏低，但又没有因此把定额搞得过高。

召开连长以上干部会议，主要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和明确一些规定。以往总指挥部只召开营长以上的干部会议，3月7日这天召开了连长以上干部会议，共有350人参加。工地上的连级干部大多是生产小队干部，身份都是农民。马有金直来直去，讲话不拐弯抹角，他对连长们说：“今后规定一条，连长不能换，营长不能换，技术员不能换，搞安全的不能换，因为我们不是住店的，我们是来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定额是按照中央60条，按劳取酬的政策原则，我们如果在这方面做不好，就会伤害群众生产积极性。”“定额就是克服平均主义。领会如何，也就是你执行中央政策的好坏问题，如不执行，这是违背中央指示的一种指导方法。”“今后规定一条，干部哪一天不参加工地，向总指挥部请假。”“各营都要刻碑，”“刻碑时必须把指挥长、连长写上，以后谁出了问题谁负责。”马有金口气粗犷严厉，要求严格苛刻，又能把大道理讲得头头是道。他有一个口头语——“今后规定一条”，说明不是讲完就完了的，是要在规矩上明确下来执行下去。连长们的“刻碑”，如今已成红旗渠的一景。endprint

病中的王才书部长为红旗渠又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王才书带领有关同志，到山西平顺县协商解决红旗渠建设有关问题。从7月19日开始用了4天，工作很深入，协商的内容很丰富。23日下午4点王才书从平顺县回来，晚上开会介绍了到山西的情况：“林平两县就有关红旗渠问题写了协议，并互相通过：一、分水的问题；二、渠道存在的问题；三、退赔问题（另有协议书）。”在红旗渠纪念馆，展示了双方签订的协议书，不但把分水和补偿事宜都写清楚了，而且对红旗渠通水后的问题也考虑得很周全。两县签订的协议书，表明了山西支持林县引水的积极态度，也看出了王才书一行的远见卓识。

三

红旗渠各工程竣工通水的时间，实际完成情况与原计划有很大不同。最初，林县县委提出大干80天，建成红旗渠的口号。当时对工程时间的计算方法很有意思，他们以农户盖房子所用时间为依据，用上工地的劳力数乘上工程的长度数，粗略算出80天就够用了。很快，工程的艰难使他们明白可不是这么简单，仅一期工程就搞了200多天，1960年9月30日，“第一期工程放水成功。约6个流量的水从渠首进入，流经20余里，从王家庄泄水闸放出。”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王家庄”在平顺县，即一期工程在山西地段。据说，二期工程于1962年9月30日建成，但日志对此没有记载。1963年2月7日“三期工程正式放水。”“到九日下午因漏水严重关闸停放。”接下来全线修补治漏，同时实施四期工程。1964年12月31日，“下午两点正式从总干渠渠首放水。”“这是总干渠竣工和一干（五公里）渠竣工以来第一次全线试渠放水。”红旗渠前后四期工程，也就是当初提出要大干80天完成的工程，实际用了5年的时间。

1965年4月5日，举行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红旗渠通水庆典大会。红旗渠通水庆典大会，“参加会议的约有二万人以上。”“进行大会第一项，鸣炮奏乐开会（五鸣大炮）。进行大会第二项：向主席鼓舞致敬。三项：向在工地牺牲了的干部民工致哀。四项：县委第一书记杨贵同志作报告……”“发奖后有安专豫剧青年演员宋贵琳唱南海长城一段。周香连唱朝阳沟一段，又对唱朝阳沟一段。宋贵林□□一段。孙记明唱□罗筐一段，张□菊唱朝阳沟二大婶一段，全体演员演红军飞夺泸定桥。”第一项，大炮放了5响，现在看来主要是为了节约炸药。第二项，向主席“鼓舞致敬”应该是“鼓掌致敬”的笔误，这一议程既传统又现代。第三项，向牺牲的干部民工致哀，这是特别重要的议程，——必不可少的哀悼！“红军飞夺泸定桥”作为通水庆典大会的压轴戏，体现了革命寓意。

一年后红旗渠全线竣工，后面的工程就是干渠加高加固和支渠配套了。1966年上半年，红旗渠一、二、三干渠相继建成通水，县委书记杨贵在这前后频繁出现在日志里。4月20日，在全县分五个地点同时举行通水典礼，12万人参加。此后的红旗渠建设，转入总干渠加高加固和支渠配套，其日志断断续续时有时无，到1966年10月13日，日志记完最后一篇：“指挥部召开第五次会议，经过大家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分配任务合理，不再重分。”至此，《红旗渠日志》平平淡淡画上了句号。

1969年6月，红旗渠加高加固支渠配套等全部工程完工，但没有日志记载。史诗般的红旗渠，给后人留下一项苦难辉煌的水利工程，给今人留下一笔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我们应当十分珍惜。

责任编辑：李艳玲 高天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