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决定论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摘要]市场决定论是党中央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经验教训、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结合时代要求基础上提出来的。市场决定论把资源配置中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更好发挥作用有机统一起来，标志着我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入。作为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的体系，市场决定论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公有制主体、共同富裕、检验标准等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

[关键词]市场决定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3-0053-06

[收稿日期]2014-10-30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间融资的市场治理与风险防范的法律问题研究”（14BFX090）。

[作者简介]王学忠（1971-），男，安徽肥东人，中共安徽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市场经济法制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新界定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即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要起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创新既遵循了市场经济规律的一般要求，又有别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决定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以下简称《说明》）中指出的那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不是全盘否定政府作用，我国仍然要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础上正确发挥政府的作用。可见，市场决定论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毫无疑问，市场决定论是与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的坚持和与时俱进的发展。

一、政府与市场关系：从“都是经济手段”到两者“职能是不同的”

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水火不容成为人们固定的思维模式。这一模式对我国经济建设产生了巨大负面影响，严重阻滞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打破人们陈旧的思维模式，邓小平反思了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不能不搞市场，并以极大的政治智慧和胆识提出市场与计划一样也是经济发展手段的论断，只要能发展经济，社会主义就可以利用市场[1]（P203）。他在南巡讲话中全面阐释了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观点，提出哪个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不是判断社会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依据；计划经济不是社会主义专利，资本主义也可以有计划；市场经济也非资本主义独有，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1]（P373）。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述从根本上恢复了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方法的本来面目，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扫除了思想障碍。邓小平还认为处理好两种手段的关系是搞好我国市场经济的关键：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处理得好，就会对经济发展有利；处理得不好，就不利于经济发展[1]（P17），这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方向。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20多年以来，市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深度不断加强、广度不断扩展，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虽然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体制已基本成型，但如《说明》指出的那样，经济发展中存在着以不合法、不合理手段牟取利益的市场竞争秩序不规范问题；要素市场发育缓慢导致要素供需矛盾突出问题；部门主义和地方主义导致市场体系不统一问题；市场竞争机制扭曲导致优胜劣汰机制失灵和结构调整缓慢问题，等等。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必须解决以上问题。为此，《决定》对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关系从理论上作出新的表述：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发挥作用”。《说明》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市场和政府发挥着不同的资源配置职能。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发挥作用”的表述，坚持了邓小平的政府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论断。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定位，进一步强调了经济改革的市场化取向。把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遵循了一般的市场经济规律，必将推动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达到利用效率最优化和经济社会效益最大化的配置，从而全面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利用市场手段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思想。市场机制不是完美无缺的，经济发展不能完全排除政府的作用，政府的“更好发挥作用”的表述肯定了政府作为经济手段的重要性。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更好发挥作用”的表述，彻底地厘清了经济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回答了邓小平提出的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解决的问题。我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症结在于模糊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在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过度干预阻碍了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的作用充分发挥；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又出现政府缺位，市场失灵不能得到及时矫正。《决定》在指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明确了应如何“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即政府应大幅度减少直接配置资源，转而把稳定宏观经济环境，加强公共服务措施，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作为自己的职责。可见，市场决定论中的政府不再主导对资源的直接配置，政府主导的调控也不再是市场运行的必备条件；政府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作用是“补位”，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交给市场，市场无力解决时要积极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根据市场的需要进行有效调控。由此，政府与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资源配置中，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市场，政府作用则是为了保障“市场决定性作用”的更好发挥。

二、公有制主体：从“量”的突破到“质”的提升

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意味着排斥非公经济的存在。公有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很发达，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公有制经济[2]（P53-56）。只有在社会主义生产力高度发达之时，公有制经济才可能完全取代非公经济。改革开放以前，由于人们片面地强调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否定非公经济存在，制约了经济发展。邓小平基于对所有制理论的科学把握，从“量”的方面突破了社会主义必须是完全公有制的禁锢，创造性地提出了“公有制主体地位下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思想，既保持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又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发达的现实相适应。邓小平明确指出，公有制主体是体现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方面：我们进行一系列的市场化改革，无论是实行市场开放政策，还是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配合运用，因为坚持了公有制经济占主体地位，就没有违反社会主义性质，所以我们走的是正确的改革道路[1]（P149）。他同时指出，市场化改革不会危及公有制主体地位，因为非公经济所占份额还是很小的[3]（P351）；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又重申了这一观点：深圳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公有制经济处于主体地位，特区经济仍然属于社会主义性质[1]（P372）。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坚持公有制经济总量占优势地位，这对破除人们有关市场经济是否会危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担心，具有重大意义。在邓小平看来，发展非公经济不仅不会危及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且是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可行性手段：引进外国资本、先进技术，包括允许外商在国内建厂，都可以成为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补充[3]（P351）；允许非公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根本目的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进而促进公有制经济发展[1]（P149）。

改革开放以来，公有制经济得到了巨大发展，尤其是国有经济在涉及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行业的主导作用日益显现，但也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国有经济缺乏竞争力，而非公经济遭遇发展瓶颈。《说明》指出，虽然国有经济基本上已与市场较好地结合起来，但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以解决其存在的一些问题。一些国有企业主要依靠享受政府特殊政策而不是完全依靠自身的力量在市场竞争中发展壮大，虽是市场竟争中的优胜者却非优秀者；相反，非公经济的市场活动受到诸如“玻璃门”“弹簧门”的阻碍。二是公有制经济在总量上已低于非公经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经济的结构不断变化，非公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上升并超过公有制经济，公有制经济已失去量的优势。《说明》指出，在公有制经济不占总量优势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寻找更加有效的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如何更好地坚持、发展和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问题。为此，《决定》在重申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就是明确各所有制经济都是我国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保障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重要基础；让国有企业在与非公经济平等竞争中获得成长，不仅做“大”，还要做“强”，不断增强国有经济自身活力，进而提高其对整个社会经济的控制力、影响力，以此来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市场决定论从“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的“质”的方面对公有制主体内涵进行的新的概括，表明我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这既坚持了邓小平强调的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观点，又对如何解决我国公有经济发展中的问题和如何应对所有制结构变化的现实作出了科学回应。公有制经济在不占“量”的优势地位的情况下同样可以保证经济发展的社会主义性质：通过增强国有经济“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来实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主导作用，从而保证我国经济社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决定》提出的同等保护各所有制经济财产权、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形式发展、完善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等举措，坚持了邓小平发展非公经济是为了加强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观点。同等保护各所有制经济财产权的举措，突出了市场在公有制经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有利于公有制经济进一步适应市场经济环境，有利于公有制经济在与其它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市场中发展壮大，进而增强公有制经济的市场竞争力和活力。实行政企政资分开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实质上也是让市场在国有企业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些措施必将促进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率和增强市场活力，国有企业也将有能力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把混合所有制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有效实现形式，有利于发挥市场在各类所有制资本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动各类资本优化重组进而形成多元的产权架构，这既坚持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又能使非公经济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用，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

三、共同富裕：从梯度实施到全面推进

市场机制有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增长，但也会导致财富过度集中和贫富差距拉大，并最终制约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邓小平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所在，搞市场经济必须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贫富分化；如果改革政策导致贫富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如果改革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市场经济就是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邪路了[1]（P111）。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收入分配平均主义现象严重，极大地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此，邓小平曾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出要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然后让先富起来的人和地区带动其他的地区和人富裕起来，最终实现全社会共同富裕的梯度实现路径[1]（P149，277-278，374）。第一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指出，在九亿人口的我国，要想收入平均发展，一步到位地实现共同富裕是不可能的，现实的做法是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让一个地区的部分人先富裕起来[4]（P536）。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坚持按劳分配、防止贫富过大差距的同时，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存在，激发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能够创造财富的生产要素的活力，允许人们根据自己的市场优势，自主地选择合法致富方式。为了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邓小平提出，拥有两亿人口的东南沿海地区要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利用区位优势率先富裕起来[1]（P277）。邓小平强调“致富不是罪过”[1]（P172），从而消除了人们对追求财富的疑虑。第二步，先富带动后富。邓小平设想，在20世纪末发挥政府调控功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先富带动后富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在深化改革、继续发展的同时，政府运用财税政策调控方式帮助、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先富带动后富的时机选择很重要，太早了会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甚至出现吃“大锅饭”现象，他认为在20世纪末我国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时机比较合适[1]（P374）。

新世纪以来，中央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等举措极大地均衡了区域经济发展；税收调节、财政转移支付也较好地均衡了地区间、行业间、阶层间的收入差别，但从现实来看，如《说明》指出的那样，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明显，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行业、阶层收人分配关系仍未理顺，甚至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为了缩小收入差别，《决定》提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之一是促进共同富裕，并明确了在市场决定性作用下促进共同富裕的方法，即从加大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改革民生投入的公平分配机制，全面促进共同富裕。

市场决定论下的共同富裕，坚持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观点，但又不局限于开放地区。《决定》提出的优化各类生产要素报酬的市场决定机制，大力拓宽各类生产要素投资、租赁渠道，改革上市公司股东投资回报机制，保护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投资权益，多途径提高居民的财产性收入等措施，必将进一步激发人民积极地、创造性地增加收入，提高人民收入水平。市场决定论下的共同富裕全面体现了邓小平先富带动后富的设想。一方面，积极发挥政府在再次分配中的收入调节职能，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平衡地区、行业、阶层、城乡收入，促进共同富裕。《决定》提出的合理确定机关事业单位工资标准、津贴标准和补贴标准，提高艰苦地区、偏远地区津贴标准，完善税收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转移支付制度等再分配制度，有利于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缩小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进而形成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另一方面，积极主动地帮助后富群众改善致富环境是政府的职责。《决定》提出，政府要积极主动地运用改革开放的积累成果，通过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等举措，着力改善民生，这些措施将大幅提高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生活质量，让更多的人拥有致富的能力和机会，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四、检验标准：从发展生产力到优化生产力

1980年，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应该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只有如此，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更加优越[1]（P372）。当市场经济改革面临姓“社”姓“资”问题的阻力时，邓小平指出，能够更好地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能够更好地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能够更好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就是社会主义的判断标准[1]（P372）。邓小平把市场作为发展经济的手段，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生产力发展；把能否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作为判断市场改革姓“社”、姓“资”的标准，又为市场改革的进一步推进扫除了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的20多年来，我国生产力得到迅猛发展，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但还不是经济强国、创新大国和服务业大国，经济发展中的消费需求不足与供给过剩问题并存，经济发展与自然环境间的矛盾日益加剧，生态资源破坏严重。《说明》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失衡现象严重，产品和服务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产业结构亟待调整，发展方式亟待转变。这些问题对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出了挑战，优化生产力发展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决定》提出要“促进重大经济结构协调和生产力布局优化”。

优化生产力发展不是不发展生产力，而是要更好地发展生产力。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不很发达，发展生产力仍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将进一步解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必然进一步促进生产力发展，这是对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坚持。为更好地发展生产力，《决定》一方面明确指出，要从健全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破解政府干预越位和监管缺位难题等方面推进市场改革向更广范围、更深层次迈进，推动资源依据市场规律实现效率最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提出发挥政府在生产力优化发展中的宏观间接引导作用，对在优化生产力发展中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的地方，政府通过国家发展战略和产业规划进行引导；加强财政和货币等宏观政策工具的科学运用；正确处理财政、货币政策与产业、价格政策间的关系，提高政策相机抉择水平；科学设置政绩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速度的不良倾向，引导生产力优化发展。这些规范政府干预经济的方式方法，目的是让市场在生产力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从而优化生产力发展。相比于发展生产力，优化生产力发展是检验标准的质的提高，发展了邓小平生产力标准的思想。市场经济检验标准本身是不断发展的。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生产力十分落后，生产力量的积累严重不足，经济增长本身就是生产力发展的体现，加之生产力发展中的问题不很明显，此时强调生产力优化标准不太现实。在生产力发展取得量的积累成果之后，生产力质的方面才会受到人们关注。当前，我国经济量的积累已取得巨大成就，具备了优化生产力发展的条件，此时提出优化发展生产力要求，符合生产力检验标准发展的内在规律。

总之，市场决定论在全面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结合当前经济发展实践、回应时代要求基础上，从政府与市场关系、公有制主体地位、共同富裕、检验标准等方面坚持和发展了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思想。在全面深化改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的历史征程中，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市场决定论，有利于深化人们对邓小平市场经济思想的认识，有利于人们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进而促进经济发展的转型升级，促进服务政府、有限政府、法治政府的形成，所有这些必将更有成效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张改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的阶段性差异[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3，（3）.

[3]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