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了解的老领导项南
张军
项南逝世20年了。
回忆起他在世时，你每次看到他，他总是满面笑容地和你说句幽默话或俏皮话，使人感到亲切、自然、没有距离感，即便在他不幸落难时也还是那样乐观、洒脱，像没事一样。他夫人汪志馨去年初也过世了，虽然世事沧桑，自然规律谁也无法违抗，但想起他们总感到有些悲怆。1949年到1954年，我和项南先后在皖北团委和华东团委工作，其中在华东团委时我任他的秘书。以后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仍保持联系。项南开朗活跃，一生都像年轻人一样充满活力，许多往事都留在我的脑海里。
年轻时代的项南多才多艺
项南出生在福建革命老区，幼年参加儿童团、是个红小鬼。其父项与年是早期共产党党员，曾在南京、上海进行地下斗争，项南随父在沪半工半读。后因其父参加长征而失去联系，他便自己组织剧团宣传抗日，然后到苏北解放区参加革命。他聪明好学，自学成才，在艰苦斗争中锻炼成长。1949年他任皖北区团委副书记时才31岁，可以说是年轻的老干部，已经是吃小灶、发有呢制服、配有秘书的高级干部了，但他平易近人、不居功自傲，一直保持着年轻人朝气蓬勃的精神，不论到哪里都会成为青年人的中心，文娱活动也离不开他。他和同志们一起唱歌、跳舞，他不仅会唱很多革命歌曲，也会唱康定情歌之类的民歌。集体活动时，大家欢迎他唱歌，他就唱，他会吹口琴，也会表演，模仿苏北等地的方言土话也很逼真。他参加全国团代会回来后，模仿团中央秘书长康乃尔同志主持大会的声调和手势，模仿团中央领导成员荣高棠同志唱京戏的声腔和身段动作，都惟妙惟肖。还听说过去在苏北打游击时，国民党士兵突然包围了他活动的村庄，他来不及转移，就冒充老农民的儿子，遭受盘问，因会说当地土话得以脱险。他喜爱文学，用王植的笔名发表新诗，用皖青的笔名发表散文、杂文。有次和我们闲聊，他虽然没有参加1942年的延安整风，但他能说出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的文章内容，背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品中“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衣分五色，食分三等”等词句，他有惊人的记忆力。
他爱好读书，即使在战争艰险年代也坚持不懈，认真阅读，手不释卷。记得1950年在合肥召开纪念“一二·九学运”大会，他在会上给学生作报告，开始就与台下同学互动，他问同学们今天冷不冷？学生们回答不冷！不冷！他说天气还是冷的。当年1935年12月9日，北京的天气比这里还要冷，只是北京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因举行抗日爱国示威游行热血沸腾而不觉得寒冷。于是他顺势讲解“一二·九”学生运动，又讲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大批青年学生参军、参加革命，英勇战斗，前赴后继 。他希望同学们继承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努力学习，成为今后建设新中国的栋梁之材。他的讲话充满激情，生动感人，第二天全文在《皖北日报》上发表。项南会讲会写受到广大青年的欢迎，与他平时刻苦学习是分不开的。
项南人很活跃，但工作时又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有些同志比较自由散漫，不尊重领导，做事粗糙马虎，都受到过他的严肃批评。从1949年到1952年，项南在皖北团委和安徽团省委工作，时间不算长，但给人们留下的印象很深，这不单是他个人的作风、能力等因素，还有就是大的社会环境比较好，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群众心情舒畅，欢欣鼓舞。多年以后，原来团委中的同志出了两位民间诗人，俞乃蕴和盛树仪他们写诗唱和《洋楼巷忆旧》，俞诗写到“几度夕阳染翠薇，风狂雨骤折芳菲。洋楼巷陌无踪影，旧梦难寻是耶非”。盛和诗：“皓首回眸咏翠薇，洋楼一聚燕群飞。穿风过雨难遗忘，梦遇南公论是非。”“南公”是项南，“论是非”是指机关讨论问题发扬民主。这两首诗真切地反映了沧桑巨变，那时一些无忧无虑的青年，期待生活越来越美好、越来越幸福，怎么也想不到后来会有那么多的“狂风骤雨”，石青、杜恒（他们是浙大于子三事件后撤退的地下党员）、冬林等都被打成右派。至今尚健在的团委同志们都已皓首暮年，却难以忘记与项南等同志一起度过的那段欢快的青春岁月。
在安徽工作时的项南干劲十足
淮海战役胜利后，中央把合肥作为新中国皖北区党委所在地，办公在段家（段祺瑞）祠堂 。1949年4月在北京召开全国第一届团代会和青代会，皖北区参加会议的代表是项南、王化东、黄辛白和刘星，四人回来后都在皖北团委工作。因为他们都是才华横溢的年轻干部，写文章、作报告在当地很有影响，被人戏称为“四大金刚”。
团委机关在城内南面洋楼巷一个大院里，书记由区党委副书记李世农兼。项南任副书记，王化东任宣传部长，黄辛白任学校部长，刘星任青农部长。以后王化东调走了，黄辛白也调到华东团委了，调来汪志馨任组织部长，徐方略任宣传部长，曹川林任学校部长，崔剑晓任青工部长等。1951年皖南皖北合并，合肥成了安徽省的省会城市，项南任安徽省团委书记，丁浩任副书记。皖北团委机关除领导干部外，其他人员大都是1948年前后撤退到淮北地区的江、浙、沪、皖大专院校的地下党员和投奔解放区的进步青年，其中有邹冈、辛小兰、李明杠、刘丹夫、石青、杜恒、方煜等等，他们朝气蓬勃，积极向上，都曾是反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活跃分子，青年中的风云人物。团委机关里热气腾腾，干劲十足。
那时广大农村进行反匪反霸、土改镇反，但对城市影响不大。根据区党委指示，项南等四人从北京开会回来就积极筹办召开皖北区第一次团代表大会和第一次学生代表大会，同时开办皖北团校培养青年干部，那时我在学校部任学联秘书。团委机关的同志在大院里办公，吃住在一起，工作在一起，业余娱乐在一起，同志间不分上下，团结互助，就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以项南最为活躍。经过团委机关同志们上下共同努力，在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召开两个“代表大会”的任务，皖北团的工作发展速度快，走在其他一些省市的前面。
在上海工作时的项南勇于开拓奋进
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还没有结束，项南调到华东团委工作，秘书李学岩没能同往，临时通知我任项南的秘书，第二天即跟随他和他夫人汪志馨去了上海。endprint
项南没到上海前，最初华东团委书记是李昌，李调东北哈工大后，团委书记刘导生曾去合肥与安徽省委商调项南到上海工作，当时华东团委副书记是施平，项南到华东团委任第二副书记。项南到了上海，刘导生已调去北京了，不久施平也调北京工作，华东团委领导班子重新调整后，组成华东团委书记处，成员有项南、鲁光、杜前、周克、金湘五人，其中周克是上海市团委书记，金湘是江苏省团委书记。项南、鲁光和杜前三人主持华东团委日常工作，以项南为主，定期召开书记处会议或华东省市团委书记会议，研讨工作，周、金都来出席参加。记得开省市团委书记会议时，江苏、上海的金湘、周克，山东的张超，安徽的丁明志，福建的庄炎林等都来参加过。山东团省委书记张超喜欢学上海人讲话“侬、阿拉、勿晓得、昨天夜里厢……”等，很是风趣。以前有些文章讲到皖北和华东团委领导人员时不够完整准确，没有讲项南先是皖北区团委副书记，后是安徽省团委书记。在华东团委先是第二副书记，后来才是书记，有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不得不多说几句。
项南到了华东，情况和在安徽有很大不同，机关级别高、干部年龄大、日常生活严肃，不像在合肥时同志间那样随便。机关中下层干部已婚的较多，只有我们办公室的秘书潘宗亮（施平的秘书）、严如平（鲁光的秘书）、赵杰（办公室秘书）和我住集体宿舍，还有一些未婚青年大都是上海人，住在家里。各部门领导人鲁钊、孙轶青、陈向明、蔡怡曾、乔石等大都结婚有了孩子。
机关里工作，书记每周开会商量，然后分工到各部门去落实，因此各部门负责人联席会议很少召开，机关全体人员大会更少。平常工作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书记们研讨过干部李太成、吴增亮、陈明等的提升问题，李太成从团委调到华东团校任教育长。在审干工作中蔡怡曾受到错误处理，调离团委，“文革”后予以纠正平反。当时来和项南谈工作最多的是《青年报》的钟沛璋，他时常拿来稿件同项南商量修改，还有上海高校团委的钱李仁、程极明来谈工作，他们讲起话来条理分明，滔滔不绝，给我印象很深。
华东团委办公地点在东平路9号院内，这里过去是蒋介石的官邸，是一所高级花园洋房。有一次外宾来参观访问，要项南接待介绍。他经过认真准备，对这处院落作了介绍，大意是：这座洋房是典型的法国式花园洋房，30多年前，一位英国人建造的，以后又曾扩建过，由主楼和东西侧楼组成，外墙嵌着黑白黄等五彩鹅卵石，楼内有卧室、客厅、餐厅、书房，楼下会议室是由优质木材铺设的有弹性的地板，可作舞厅和放映电影使用（是全市屈指可数的有弹簧地板的场所）。房内设施很多都是从国外进口的，整个楼房显得优雅，具有贵族气派。蒋介石掌握政权后，由宋子文购买，送给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作为来沪行宫别墅。项南学过园艺，他曾告诉过我，在他19岁时就写过并出版了园艺方面的书，因此他对楼房后面花园中竹木、花草、假山、怪石等讲起来更是得心应手，就像是在宣读一篇优美的散文，不仅受到外宾们的多次鼓掌，也使机关同志们敬佩，这次接待外宾的讲解，显示了他的超众才华。
项南节俭朴素，各方面都很低调。华东团委仅有一辆小轿车，书记外出开会时公用。平时他骑一辆自行车上下班，后来自行车被偷，他到常熟区公安分局去报案，填表时写的是华东团委秘书，几个月后公安分局通知他去领回两只旧轮胎。我想如果他填写华东团委书记，也许情况就不一样了。
项南是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对事有见解、做事敢担当。那时各种运动多，他及早发现农村团的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有矛盾，有次要我和他一起去南京出差，了解农村团的工作情况，来解决农村青年团工作的这个矛盾。他认为青年团除了完成党的中心工作外，还要按照青年特点培养他们成为具有远大理想、科学文化知识和健康体魄的有用人才，这方面很多人重视不够。他要行政科买两张普通座位火车票（按规定他可以乘坐软席车），不带警卫去南京，并告诉我不要暴露他的身份。在火车上正好碰到各行各业都要向苏联学习，火车上推行列车旅客代表制，实际上就是把列车员的一部分服务转移到代表身上。列车员发现项南这个人很精干，就提议请他担任列车代表，当然大家没有意见。可他不知道项南有爱静心思考的习惯，他要利用在火车上这段时间来思考下一步工作。项不愿意当列车代表，建议列车员另选别人，我又不好向列车员说明他的身份，而列车员执意非要他当，并宣称全国人民响应中央号召都在学习苏联先进经验，你怎么连这点觉悟都没有！项南很尴尬，双方闹得很僵，幸好后来列车长来解围。
我们中午到达南京，下午就有江苏省团委一位同志陪我们到江宁县的农村里，他向乡里团干部说，这是华东团委两位同志来你们这里了解情况的，你负责安排他们吃住和活动，过几天我来接他们。这位乡团干部安排我们在农民家吃饭，晚上住在村头一个破庙里，房内有一张大床，上面铺着稻草，给我们两床棉被。那时天气早晚很冷，项南穿了件旧棉袄盖在身上，晚上睡觉他很警觉，把手枪放在枕头下面。早上起来后到农民家里洗脸漱口、吃早饭，乡团干部来了就喊“老项咱们走”，便开始一天的工作。连续进行四五天，省团委同志来带我们回南京，那位乡团干部拍拍项南的肩膀说：“老项再见啦！”省团委的同志便说，你知道他是谁？他是华东团委书记项南，乡团干部一下愣住了。项南这次下乡“私访”，是为了给华东团校这期团县委干部讲课准备的。一般领导作报告前找些资料、或要机关有关部门来汇报情况就行了，但项南很认真，亲自下去接触群众、接触干部，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做好工作。
要去团校作报告之前，曾在机关领导同志间进行过讨论，团的工作与党的中心工作矛盾，是个“敏感问题”。大家对项南的农村团的工作看法并不一致，后来，项南到团校报告后，学员中也有分歧。为此，在民主生活会上，项南受到团委一些领导同志的严肃批评，说他“新官上任三把火”“骄傲自满”“不肯倾听同志们意见”等。這次会对项南震动很大。他接受批评意见，曾提出“让贤”，自己当“配角”，大家没同意。我知道项是真心的，他从不计较个人恩怨，也不计较权位，把做好工作放在第一位。事实证明以后他和批评他的同志关系一直都很好。项南生性活泼，爱说爱唱。他给华东团校学员作报告，报告完了，有些学员知道他会唱歌就欢迎他唱歌，他就给大家唱歌。领导同志作报告还给听众唱歌，也是很少见的。endprint
1953年6月，北京召开全国第二次团代会，原来团中央书记冯文彬因故调离，由刚从四川川北区党委书记岗位上调来的胡耀邦接替担任团中央书记。项南作为华东区代表团团长参加会议，大会、小会、听汇报等十分繁忙，每天晚上还要写活动情况汇报，但项南参加娱乐活动的兴趣从不减少。晚上有节目演出，他都让我带上纸笔坐在他旁边，在前后节目间歇时间，他口授给大会汇报的内容让我用笔记录，等到演出快结束了，汇报稿也完成了，我把它抄好送到大会秘书处。他就是这样工作和娱乐的。
记得大会期间有件事，项南曾向胡耀邦建议，要求中央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改称共产主义青年团，因为青年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直到大会结束，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来接见代表并和代表一起合影，胡耀邦都没有向中央领导提出要求青年团改名的问题。事后项对胡耀邦有些埋怨。1957年全国第三次团代会才改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共青团”。胡耀邦在大会期间未向中央提出青年团改名，可能当时有别的原因，在这里我只是想说明项南肯用脑子想问题，勇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项南平常做事有条不紊，科学安排时间。星期一上班，先同鲁光、杜前商量安排一周的工作，然后找人谈话、研究问题。每天送给他看的中央文件、电报和下面送来的请示报告，紧急的及时处理，一般的放在桌子上，然后抽出一天时间专心阅读。工作再忙，他每周都抽出一天时间，浏览报纸杂志画报等上面的文章，了解社会信息及其他知识。他写文章和外出作报告，只要我找好资料，他便亲自写好提纲或文稿，从不要人代笔，从他的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但我不得不讲，我不适应他的工作，总觉得他忙而我没有多少事好做，坐在那里空得发慌。高层机关，就像高山中流出的泉水越往上越清冷，越寂静，缺少人间烟火。我喜欢平凡生活，人来人往，熙熙攘攘，自由自在，虽也有人事纠葛，阴晴冷暖，但我比较适应周围热闹的生活环境。在征得项南理解同意后，我离开了“秘书仕途”之路，就到下面部门去工作了。以后又离开了团委机关，但我们一直保持联系，他母亲和他的孩子来上海有时住在我家里。他母亲还向我们讲过项南青少年时在福建家乡参加革命活动的情况。我们家里人去北京或路过北京，都去他家看望他们，受到热情接待。我和他们曾是上下级的工作关系，却也是很好的亦师亦友关系。
在北京工作时的项南不畏挫折
1954年大区撤销， 华东团委工作人员大都调到北京，部分人员应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向胡耀邦要求留在了上海，分到宣传文化新闻出版系统，我和一些同志到出版社当编辑。不久开始了反胡风、反右派运动等，这段时间政治运动紧张，我和项南的联系很少。
1955年曾在《青年报》上看到他写的访苏日记，文笔清新，语言优美，情景描写感人，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及时结集出书。1960年我去北京参加第三次文代会，曾去看望项南、汪志馨 ，项南不在家，汪告诉我，项南受到了批判，现在京郊公社劳动，我才知道项南出事了。后来听团中央的同志说，毛主席曾多次讲过青年要学习好、工作好、身体好，团组织要照顾青年人特点开展工作。项南是个敏感而又勇敢的人，根据上述精神，时任团中央书记的项南在为团中央书记处起草第三次团代会的发言稿中提出了十点意见，中心内容是青年团工作要有自己的特点、扩大团内民主生活、选举自下而上、开展自由活泼的争论等，开会时书记处推选项南代表书记处发言。1958年反右倾，项南因此被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右倾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留党察看两年，降级下放公社劳动。那时他不理解毛主席的话是不能“借题”发挥的。其实，强调团的工作特点，并非反对党的领导“闹独立性”，强调扩大青年民主生活、选举自下而上、开展自由争论等，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难道广大青年不应有这些权利吗？这些问题值得讨论而不应禁止，是个深刻教训。
项南被批判下放到农村劳动后，他并不怨天尤人，除积极劳动外，还帮助公社干部出主意想办法发展生产，提高产量，受到基层干群拥戴。胡耀邦了解项南的才干，1961年推荐项南到中央八机部工作，先任办公厅副主任控制使用，后任农机局局长、再升任副部长，项南不论受到什么冤屈、都不计较个人得失，分到哪里工作都全心全意、努力开拓新局面。有首诗写道：
“我是一个为党工作惯的人/没有工作做/比死还难受/当我还能够有所贡献的时候/一切痛苦都不会在我心中停留”！（郭小川诗）项南就是这样的人。
1966年“文革”开始后，项南作为“走资派”整天被批斗，没完没了。他告诉我有次在办公室批斗他，实在忍无可忍，大喊一声，拍案而起问造反派“要干什么？”把报纸夹子都摔断了，后来造反派就把他押送到乡下劳动改造 。
1970年他恢复工作，197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华国锋抓农业机械化，重新启用了项南担任国务院农机组组长，派他带队出访美国，回国后来上海时在我家里讲起美国农业的发展，这时项南已苍老许多，有点卷曲的黑发已经脱光，但他的神采仍和年轻时一样，谈笑自如，好像“文革”对他也没有任何影响。他说美国农业机械化水平很高，一个家庭农场要种三四千亩土地，播种、除草、灭虫、施肥、收割等都是机械化、化学化，需要时给有关公司打个电话就行了；说他们农场职工一年只工作三四个月，其他时间就去进修、讲学、旅游等，农场职工每人可提供四五十人的粮食，比城市工人对国家贡献还大。他还说我们农业也应先机械化，然后集体化，听到这些好像“天方夜谭”，那时“先机械化”“美国先进”等这些话是人们不敢说的。
“文革”結束后，1979年，我去北京参加第四次文代会，会议中间，我去看望项南和汪志馨。
项南的兴趣很浓，他对我讲起不久前他带队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和丹麦四国进行考察访问。他说这些国家过去农副产品靠殖民地供给，殖民地独立后，农产品依赖进口，要改变这种状况，他们靠工业化程度高，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实现了农业机械化，便成了农产品出口国。他们按照人们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什么东西能赚钱就生产什么，如法国的葡萄酒在国际贸易中占很大份额，我们新疆盛产葡萄也应酿出名牌葡萄酒来。丹麦过去粮食靠进口，后来农业机械化，粮食吃不完，三分之二的粮食出口。法国过去粮食、糖业等都靠进口，农业机械化后，却成了欧盟内最大的农产品出口国。英国过去每人每周只有一个鸡蛋供应，后来也是大量鸡蛋出口。项南这次出国访问，学了很多种植施肥、畜牧饲料以及管理技术等方面的知识、增长了见识，回来积极向中央报告，并写了不少文章在报刊上发表。因为我出生在农村，问起我国农业发展的问题。他又联系过去访美的情况，说美国与西欧国家情况不同，他们的经验不能照搬，要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来进行借鉴：我们以粮为纲，但不能一刀切，要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我国人多地广，要因地制宜，按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来种植农作物。美国有农业经济种植区，我们也要把土地适当集中，形成产粮、产豆、产棉、牧业等省、地、县经济区；西欧有些国家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牧业，吃粮为主改变为吃肉为主。种植的专业化，有利于农副业科研、技术的快速提高和农业机械化化肥化的发展，这对我国农林牧副渔的全面发展至关重要。项南生前在农机部工作时间最长，对我国的农业发展是有积极贡献的。endprint
在全国文代会期间，传说中央要派项南到中宣部工作，我问他是否属实，他说中央领导没和他谈过。我知道他喜爱文艺，说到文艺界没有很好贯彻“双百”方针，他马上纠正我说：不是没有很好贯彻而是根本没有贯彻，今天批这个，明天批那个，那还有人敢写作？他的话大胆而深刻。过后我想项南幸亏没到中宣部工作，如果他到中宣部工作，他的这些言论，定会遭到不少人的反对，不会很久有人就会把他赶下台。
在福建工作时的项南勇当改革先锋
1980年，项南被派往福建工作。这时的项南经过反右、“文革”，又曾到美国和西欧一些国家访问，对发达国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开阔了视野，深深感悟到不改革开放不行。他认识到“对党危害最烈的是‘左不是右，给提不同意见的人，随便以右倾右派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其结果永远落后，葬送现代化”，“我们从观念到体制都必须进行改革”。项南没有辜负中央领导和人民对自己的期望，他铭记“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在福建他顶住各种压力，清除干部中“左”的思想，大力进行改革开放，为国企“松绑放权”，积极发展民营企业和乡镇企业。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受邀去福州参加“中篇小说选刊”颁奖会，会议中间曾想去看望项南和汪志馨，不巧他们陪中央领导同志去厦门等地考察去了，没能见到。1986年因公出差去厦门和泉州，听人传说：项南提出在厦门建设国际机场，见到李先念时希望中央支持拨款，李先念用开玩笑的方式回答项南说：支持你们建国际机场，但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又听说项南向邓小平同志要求，扩大厦门经济特区，邓问他搞成什么样的经济特区，项南回答说搞成像香港一样的国际自由贸易区，当时小平没有立即表态。我到泉州和石狮看到那里经贸红火，服装、家电、手表等商品非常丰富，社会变化很大，老百姓非常高兴。在发展中外合资企业方面，福建利用中央给的“特殊性、灵活性”的政策，建设铁路、通信、港口、机场。在与外商签订合同时，项南提出对外方和我方有利就签；对外方有利对我方无害的也签；对外方有利对我方无利的，但能增加就业以及今后可能有利的也要签。这种大胆的做法引起一些人的不满，说福建变成外国“租界”了，项南反驳说这同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下的“租界”是完全不同的，现在主权在我、引进外资是为了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前沿，山多地少，过去经济比较落后，我看到一份资料上说：项南在福建任职期间，福建的经济增长率从全国的第二十一位上升到第三位，电子工业从全国排名第十八位上升到第六位，工业产值增速18.8%、名列全国第二位，乡镇企业产值增速 50%，农业产值增速第一次达到两位数，福建省的经济发展速度走在各省市前面，创造了多个全国第一，项南成为改革开放的先锋人物，受到人们的称赞。当然这不是项南一个人的功劳，他只起到带头人的作用。项南是福建人，对家乡有感情，曾说：“闽之水何泱泱，闽之山何苍苍，若要福建起飞快，就看思想解放不解放。”他在福建是思想解放的榜样。
正当项南在福建干得有声有色，深孚众望之际，他被突然调离，其原因说法不一，有的说他年龄到限，自动请辞；有的说他与晋江假药案有关；有的说他是工作正常变动等，这事我不好打听、也没有问过项南，因为我知道项南去福建工作，是胡耀邦提名小平同意的，他的升降涉及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机密。不过这事有些蹊跷，干劲十足的省委书记，忽然要他下台，然后去搞扶贫，使人难以理解。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和工人作家胡万春去东北，回来路过北京住在鲁迅文学院，第二天上午我去项南家，他搞扶贫工作去了。汪志馨陪我说话聊天，她说项在福建得罪了上下一些人，他们借着晋江假药案攻击诬陷他，项南很愤恨，拒不就此检讨。不必多问，我理解这是一件错案寃案。中午项南回来，笑容满面，精神状态和以前一样，谈起扶贫工作就像年轻人那样热情奔放。午后，他又去工作，顺便把我送回鲁迅文学院，真没有想到这竟成了我们的“最后一面”。
结 语
项南从一个纯真、坦直、勇敢的青少年，投身革命，奋斗一生，最后成为封疆大吏。他廉潔奉公，勤俭持家，即使在改革开放的商业大潮中贪污盛行之时，他也是出淤泥而不染。然而在他人生道路上，多次遭受不白之冤。春华秋实雾霾天，雾霾侵袭他，折磨他，直到他逝世为止。项南在福建被人赶下台，但他的人格魅力和形象在福建人民心中是抹不掉的。改革开放的潮流，无人能够阻挡，“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革命老人李锐前辈，晚年与项南成为好朋友，他在写胡耀邦的诗中有两句“是非公道在人心”“活在人心便永生”，这两句诗也可以用到项南的身上。
2017年5月修改
注释：
[1] 华东团委，全称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华东工作委员会，简称华东团工委、华东团委，内部也称华东青委。
[2] 文中提到华东团委的黄辛白曾任高教部副部长，孙轶青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乔石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钟沛璋曾任中宣部新闻局局长。留在上海的包括从北京又回上海的施平曾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市人大副主任，杜前曾任上海市体委主任，周克曾任上海市委工业部部长、组织部部长，陈向明曾任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李太成曾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责任编辑 崖丽娟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