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受周总理的外交艺术

邓媛+黎虹

1963年12月13日，第一次跟随周总理访问非洲的过家鼎有些紧张和忐忑。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支“年轻的”代表团。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5年里，鲜有大规模的外交出访活动。由于路途遥远，代表团一行七八十人，专门包下了荷兰皇家航空公司的两架专机。过家鼎记得，飞机里的空间挺大，比较舒适，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出访待遇。

最忙碌的翻译时光

过家鼎和他在外交部的同事冀朝铸，都是代表团的翻译组成员。总理出访时，翻译组的任务较为繁重。“既要负责领导同志的口译，又要负责把领导同志在各种场合的发言、出访当地发表的新闻公报翻译成英文或法文，并印出来散发。”过家鼎回忆道。

周总理的英文口译工作主要由冀朝铸承担，而英文笔译则以过家鼎为主。

在当地中国使领馆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切都需要自力更生。翻译组几乎把“全部家当”都搬上了飞机——那时没有复印机，带的是油印机；还有两台从瑞士最新买的打印机，甚至还带上了复写纸。

这段历时50多天的访非之旅，也是过家鼎和冀朝铸翻译生涯里最忙碌的时光之一。与翻译们相比，周总理本身亦很少休息。过家鼎对当时总理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是，“不辞辛苦，日理万机”。出访当年，过家鼎只有30岁出头，“总理已经66岁了，身体却比谁都好，不感冒，有时彻夜不眠。”

让翻译也要上桌、也要吃饭

“对我们的出访，帝国主义也是害怕的。中国人自己连饭都吃不饱，但现在开始走出来了！”过家鼎解释道。“而一些非洲国家，仍然对美苏等帝国主义抱有幻想，希望得到它们的恩赐。”

于是，一方面想与中国交好，另一方面又顾忌西方压力。比如在原定代表团飞机只是路过加油的突尼斯，总统布尔吉巴力邀周总理访问，但在欢迎晚宴上，布尔吉巴简单寒暄后就对中国的对外政策发表了负面评论，“你们跟印度发生冲突，谴责铁托和赫鲁晓夫，还想让我们与西方国家为敌……你们这种做法在非洲是不受欢迎的”，这使得全场气氛当即紧张起来。但周总理随后表示，两国虽然就对外政策持不同意见，但不妨碍求同存异建立良好关系。周恩来的话赢得了全场掌声。第二天，突尼斯就与中国宣布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这就是总理的外交艺术。”过家鼎说，总理出访时从来不指着别人教训说不应该这么做，而是会耐心地讲，“我们自己是怎么做的，我们的体会如何，供你们参考”。

除了繁重的翻译工作，过家鼎在访问期间还有一项兼职：“看飞机。”每到一个新的访问国，代表团就会派出两个成员24小时看守飞机。

1964年元旦后，代表团前往阿尔巴尼亚休整，过家鼎便在阿尔巴尼亚机场“看飞机”。清晨，当地气温零下20摄氏度。过家鼎在机场站了几个小时，冻得直打哆嗦。

但有时，百密也有一疏。

过家鼎记得，一次行程前，荷兰机长突然发现被看守的飞机“被人动过了”。代表团成员顿时想到“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心里一紧。保险起见，机长让大家在原地等候，他自己先开飞机盘旋一圈。一圈后，机长发现飞机没有问题，这才招呼大伙儿登机。所有人虚惊一场。

过家鼎说，那时在国际社会上，翻译人员薪水很高，但地位较低，一般到出访国，宴会上都不会安排翻译人员的座位和食物。然而，在周总理眼中，翻译人员是他的参谋、助手。为此，他专门指示礼宾司司长跟对方礼宾司交涉，让翻译也要上桌、也要吃饭。

因此，在埃塞俄比亚为周总理举行的欢迎宴会上，过家鼎和冀朝铸也收到了出席邀请。冀朝铸坐在周总理身边，过家鼎坐在陈毅副总理身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破例安排。”过家鼎表示。

非同一般的安保

1964年春节后，在北京召开的总结会议上谈及访非之旅，期间谈到了这次访问的安保问题，周恩来说：“我们代表团里有几个同志，他们天天在考虑安全问题；我们的后方司令杨尚昆同志，也是经常打电报。这是他们的任务。我跟陈毅同志就不大想这个问题。”

周总理提及的“几个同志”，主要指由孔原（中央调查部部长）、黄镇（外交部副部长）、童小鹏（总理办公室主任）组成的代表团“三人领导小组”，也包括了孔原直接领导的安全组成员，黎虹就是其中成员之一。

从1947年开始，黎虹从事了30年的情报工作。出访前，他在中央调查部负责台湾和美蒋情报的收集工作；出访时，他担任孔原的秘书，负责对总理的安全保卫。“但那时去非洲，还真是两眼一摸黑。”现今84岁的黎虹笑着回忆说。

周总理率团访问非洲之前，国内事实上专门成立了一个安全小组：由军队情报部门和党的情报小组成员组成，负责人是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

为新中国领导人出访设立专门的安全小组，始于1955年4月震惊中外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之后。黎虹曾参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调查工作，他深知当时国际形势的复杂与严峻。

对黎虹个人而言，他以前的主要工作经验集中在东南亚地区。“在东南亚我们还可以依托当地华侨的力量，但是非洲当时没多少侨胞，我们心里也没有底。”黎虹说。

为此，1963年12月启程的代表团提前一个多月开始部署安全准备工作。在随访的安全组内部，分工也较为明细。有人员专门盯着总理专车，专门负责总理的贴身安保工作，有人员专门看守行李，当然也有之前过家鼎所说的看守飞机……

“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人民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高涨时刻。我们担心的是，当地反对派的行动会不会对我们产生危险。”黎虹解释道。

一个目前人们较为熟悉的故事发生在加纳。代表团抵加之前，加纳总统恩克鲁玛遇刺，行凶者居然是总统卫队成员，恩克鲁玛和其搏斗后面部、背部受了伤。当时周恩来总理的表态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去支持”。

1964年元旦后，如期到访加纳的周恩来令恩克鲁玛非常感动，“你们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来的啊。”恩克鲁玛对代表团说。

黎虹认为，“总理和我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他是从政治意义上来把握的，虽然他也理解我们的工作需要。但是当政治意义与安全问题发生矛盾时，总理会首选前者。”

出访时，周恩来倡导平等待人、客随主便原则，他自己便是严格的践行者。黎虹透露，周总理身体有两个旧疾，一是易流鼻血；二是腿上长湿疹。

但在访问国家里，几乎每顿饭都是烤全羊、手抓羊肉。为了表示对主人的尊重，周总理不怕“上火”，大口大口地吃。他提醒“吃不惯”牛羊肉的中方工作人员，入国问风，入境问俗，不要失态。

其实在非洲炎热的天气下，周总理一直忍受着湿疹的折磨。平时走路摩擦，患病处疼痛。这让随行的工作人员又难过又钦佩。

即便如此，总理仍然停不下来。他还关心来自荷兰的机组人员。后来荷兰飞行员回忆说，“我们飞机差不多跑遍了全世界，但没有看到任何国家领导人像你们的总理这样平等对待我们。”而在代表团离开加纳首都阿克拉时，周总理在下榻的国家大厦专为加方服务人员举办了一次宴会，并同陈毅一道向他们敬酒，服务人员感动得泪流满面。

（源自《国际先驱导报》）

简介：

过家鼎：中国资深翻译家，外交部外语专家。曾任中国驻马耳他大使、驻葡萄牙大使。

黎虹：原中央调查部成员。后历任胡乔木秘书、中央顾问委员会副秘书长、公安部副部长等职。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