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的领导核心地位是如何确立的

王运启

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代表一定阶级、阶层或集团的根本利益，为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特别是为了取得政权和巩固政权而建立的一种政治组织。政党由阶级中最活跃、最坚定、最有觉悟的一部分组成，有理论、有领袖、有纲领、有目的、有组织纪律，构成了政党的基本要素。因此，决定我们党前途命运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在于有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是我们党集体领导的萌芽，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是我们党真正独立、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期间，毛泽东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遵义会议期间，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形成了以张闻天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委，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遵义会议并没有确立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地位，但是毛泽东进入党的核心领导层，保证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和政策的实施，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导核心的开始。

在政治上，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张闻天。遵义会议后，博古已不适合继续担任党中央主要负责人。1935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遵义会议决定讨论常委分工，当时政治局多数人推举张闻天接替博古，成为党的实际负责人。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以后的长时期里主持和召开中央会议，会议地点一般都是在张闻天的住处，这种情况到了六中全会以后才改变。

在军事上，当时党的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遵义会议期间，与会者一致推举周恩来为军委主席。周恩来被确定为“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最后下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的任命则是“恩来同志军事上指挥上的帮助者”。他在军事指挥上没有决定权，掌握决定权的是周恩来，他只有通过周恩来才能贯彻其作战思想。应该说，毛泽东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是党的其他领导人所不能比的。他以军事领导人的角色进入中央最高领导层，获得了军队行动的最高参与权，对我军是极为有利的。

因此，可以说，遵义会议对我们党、对毛泽东本人都是一个重大转折点。遵义会议调整了党的核心领导层，李德和博古失去了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虽然既不是军委主席，也不是党的主要负责人，只是五个最高领导人之一，但是他获得了决定全党全軍最重大行动的权力，有利于其正确政策和思想的实施。可以说，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成为能领导党和军队走向胜利的最佳人选。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遵义会议上得到确立，是有一定道理的。用李德的话来说就是，“遵义会议是毛泽东取得党和军队领导权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毛泽东加强了在党内和红军的地位

遵义会议后，在新的军事领导的指挥下，中央红军和张国焘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于1935年6月在川西北胜利会师。会师之后，由于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向中央要权，再加上中央和张国焘在北上还是南下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最终再次分道扬镳。当时的毛泽东虽不是中央的第一负责人，但是他在党中央与张国焘的斗争中起着核心作用。张国焘说：“中共中央多数以毛泽东为首。”

1935年6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和赶来的张国焘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周恩来主持了这次军事会议，他代表中央提出，会后两个方面军要统一指挥，权力集中于中央军委，但是遭到张国焘的反对。会后，张国焘故意拖延军事行动，乘机策动部下向中央要权，中央不得不作出让步，任命张国焘代替周恩来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8月初，在沙窝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提升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3人为正式中央委员（其中2人进入政治局）、3人为候补委员。但张国焘仍不满意，声称：“在坚决提拔工农干部上还可以多提几个人嘛！”毛泽东当即指出：“四方面军中有很多好的干部，我们现在提6位同志，是很谨慎的。照党章规定，本来政治局不能决定中委，现在是在特殊情况之下才这样做的。其他干部不进中委，可以更多地吸收到各军事、政治领导机关工作。”通过芦花会议和沙窝会议，张国焘获得了全军指挥权，实际上代替周恩来成了军事上的最后决定者，但是张国焘的欲望还是没有得到满足，企图攫取更大的权力，分裂已不可避免。毛泽东虽然在军队中失去了所有权力和头衔，但是由于毛泽东是中央唯一能与张国焘抗衡的人，他作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代言人的身份突显。

与红四方面军分开后，在最为黑暗的时刻，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陷入了困局，中央部分领导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主张到中苏边境打游击，这容易使党丧失独立性，进而成为苏联的附庸。虽然毛泽东也出现了一生中少有的低沉，但是他始终保持着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以极大的革命热情鼓舞大家团结奋斗，并且指出了党和中央红军的正确出路。

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党内领导地位的初步确立

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才能和卓越的领导能力逐渐被党所认可。1937年8月下旬的洛川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被任命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书记，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实际上，均明确了毛泽东对全军的领导。洛川会议后，形成了毛泽东主管军事、张闻天主管党的政治格局。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到延安。王明第二次回国后，推行右倾错误思想，与以张闻天、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产生了极大分歧。由于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分支，党的领袖也需要由共产国际决定和批准。再加上王明是以钦差大臣、国际代表的姿态回国的，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回来是当领袖的，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当时，由于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尚未正式确立，再加上王明的卖力表演，对张闻天、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的权威产生了很大威胁。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议上的发言完全背离了党的正确路线。他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国民党正规战上，忽视和否认中共领导的游击战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抗战中的重要作用，甚至要求放弃党的独立和自主，要求“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真正统一的军队。毛泽东、洛甫等在会议讨论中先后发言，表达了不同观点。他们重申，抗战是长期的、艰苦的，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争取领导权。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须高度警惕并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endprint

王明的右倾错误，不断受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抵制，双方矛盾日益激烈和公开化。3月会议上，双方一致同意派任弼时赴共产国际汇报中共的抗战政策和党内领导层的情况。任弼时到共产国际后，对中国的抗战局势和中共党内的情况作了实事求是的汇报。鉴于任弼时汇报中谈及的王明与延安中央书记处之间的分歧，莫斯科明确表态对王明不信任，认为中共应在毛泽东的领导下。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在接见即将回国的前中共驻国际代表王稼祥时特别指出：今天中共在全国取得公开存在的条件，在群众中能够产生巨大的影响，但“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要靠党的一致和领导者的团结”，才能巩固发展统一战线。“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造成亲密团结的空气”。

1939年9月中下旬，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10月，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会议上，康生、陈云等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彭德怀等军事领导人也在会议上发言，肯定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当然的领袖。在这次会议上迅速形成了推举毛泽东为党的领袖的强烈呼声。王明意识到大势已去，在会上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拱月那样拱衛在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得到了“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的拥护”。虽然毛泽东婉拒了张闻天提出的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的建议，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已被党内和共产国际所认可，初步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但是还需要形式上的正式确认。

中共七大——毛泽东领导核心地位的正式确立

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前，中共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的发动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毛泽东认识到，党内的思想不统一，有些同志没有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特别是部分同志的机会主义，皖南事变血淋淋的事实让毛泽东认识到必须统一党的思想，迎接目前严峻的挑战。党内的一些错误思想没有得到纠正，特别是在对待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分歧。1940年9月，王明再版了其“左”倾教条主义的代表作《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而斗争》，他在出版序言中指出，“不能把昨日之是看成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这种抵触的思想，不仅阻碍中央正确总结历史经验，而且不利于党消除错误的思想，树立正确思想的权威。

从1942年起，以延安为中心的全党整风运动，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清算，使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进一步从思想上解决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这一根本方向问题，加深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整风运动破除了对苏联、共产国际的盲从，统一了党内思想，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决定性权威。轰轰烈烈的整风运动，使毛泽东最终实现了在党内的全面和绝对的领导地位。1945年4月2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组织上正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在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局、书记处主席，并继续担任1936年12月以来的军委主席。至此，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组织形式也完成了。整风运动和中共七大完全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包括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在内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

（责编/傅建芬）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