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孙回忆“延安五老”之一的林伯渠

王硕

齐放，是中共“延安五老”之一林伯渠（1886～1960）的外孙。2016年初秋的一天，在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的中国科技会堂内，齐放接受了记者的采访，讲述了他记忆中的外祖父林伯渠。众所周知，林伯渠曾参加南昌起义、长征等重要革命活动，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一、二届副委员长。

“延安五老”的称谓源自朱德诗作

林伯渠少年时就读于私塾，受到了比较好的教育。1902年，他考入了湖南西路师范学堂。

1903年冬，经选拔考试，林伯渠被师范学校选送到日本东京弘文学校公费留学。由于当时的清政府昏庸腐败，林伯渠一心想推翻清朝统治。1905年8月，他在日本东京加入了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者同盟会，从此成为了一名“职业革命者”。

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将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5位老同志尊称为“延安五老”。“延安五老”这一称谓，源自朱德总司令1942年写的《游南泥湾》一诗，诗中有“轻车出延安，共载有五老”等句。

这5位革命老者，均系1921年建黨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1933年在江西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时，他们就分别担任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吴老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董、林、徐、谢四老均参加了长征，历经艰险。

让读小学的小儿子拿着碗到大食堂用餐

齐放的母亲林秉元，是林伯渠的小女儿。在与姥爷林伯渠为数不多的接触中，林老给齐放留下了对后辈既亲切又严格的印象。“姥爷去世比较早，那时我还小，要见一面也不容易。记得我们小时候都比较调皮，我跟我哥去见姥爷的时候，就在屋里到处乱跑。姥爷见此情景，就跟我妈说，应该给他们立规矩。”

齐放告诉记者，林用三是他的舅舅，原名叫林相持，是因出生时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所以姥爷就给他取了这个名字，后来上延安保育院才改名林用三。林伯渠对舅舅十分严格，给他改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希望他要用脑想问题、用手造机器、用脚踏实地，这便是“三用”。

林老还时常教育子女，不要持有自身高人一等的想法。在延安抗战的时候，林伯渠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为了防止子女生活上搞特殊化，他特地关照秘书、警卫员，不让他们违反制度给孩子提供特权。他不仅让年龄较大的子女，过着和一般青年学生同样的生活，就算是他身边最小的孩子林用三也不许例外。齐放说，当时，他的舅舅林用三才上小学，林伯渠让他自己拿着碗到大食堂和一般干部战士一道用餐，还要求林用三看戏不抢前排，在大街上不许吃群众的东西。因为有些群众认出林用三是边区政府主席的孩子时，会主动送给他东西吃。

在齐放的印象中，姥爷从来没有利用自身的地位和权力为自己谋方便。他也一直教育自己的子女，任何人都不能用他的关系给自己办事、给家里办事，凡事都要靠自己。齐放说：“姥爷对我的影响，就是做一个对国家和党的事业有用的人，而且时刻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

率先垂范做人民的勤务员

“为人民服务的老勤务员”，是百姓对林伯渠的赞誉。林伯渠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自1937年9月起，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达13年之久。他经常说，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从乡干部到边区政府主席，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一切工作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他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带动形成了延安时期“实行民主真行宪，只见公仆不见官”的风尚。

1945年6月13日，在边区政府各厅、处、院、局负责人参加的边区专员联席会议上，林伯渠提出：“新民主主义政权作风就是，我们各级政权的负责人员，都是广大人民的勤务员，不是高居在上的官僚。”“政权工作的本体就是这样：边府的各厅、处、院负责同志，他们以什么为对象？就是以边区150万人民为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