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干部忆总理
徐忠
时任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的回忆
1958年7月，淮安县委、县人委派王汝祥进京，向周恩来汇报淮安工农业生产情况，请求帮助解决办工业所需的500吨钢材和300吨钢管。周恩来于7月27日晚接见了王汝祥。
第一次见到总理，我心情激动，本来想好准备说的话，总是语不达意，丢三落四的。总理因为有重要外事活动，接见时间不能太长，于是对我说：“我和你的事改日再谈吧。”
两天后（即1958年7月27日——编者注），夜色将临之时，我如约走进中南海大门，匆匆步入一座树影斑驳的庭院，只见总理已等候在办公室门外的草坪前。
“吃饭了吗？”总理见我走来，老远打着招呼，迎上来和我握手，拉着我一同步入客厅，在藤椅上促膝坐下。这时，我局促不安地低着头、搓着手，不敢正视总理的目光。那天见总理时，我没有将来意和盘托出，只是转弯抹角地以汇报故乡情况为由，暗示家乡的困难。总理却一语道破：“你是来找我这个老乡开后门的吧？”顿时，我脸上火辣辣的，暗自思忖，总理将是一种什么方式的批评呢？我心神不宁地抹了一下额上的汗水。
只见总理沉吟片刻，颇有歉意地说：“老王，这次你来，我招待不周，仅让你吃个便饭，你一定要嘀咕我这个老乡太小
气了。”
“不，不，总理，那天，我吃得很好。”
總理摇了摇头，说：“你们在下面招待客人可能比它丰盛，我这总理不自由啊！国务院有待客标准，我不能例外。”
我听罢，心中别有一番滋味，但又不知说什么好。
“听说你们要重建我家房子，这不行，不要以为我是总理嘛！”
“不是重建，是修理。房子年久失修，快要倒塌，我们把它扶扶正，尔萃（即周尔萃，周恩来的堂弟周恩硕之子——编者注）当兵了，拥军优属，也是我们应做的工作。”
“房子倒了，就把它拆掉，你们对城里地主的房子怎么处理的？我那房子，我看可以没收。”
我为难了，没料到总理会说出“没收房子”的话。总理的旧居，自发参观的人常常有之，没收怎么行？但总理的意见又难违拗，愣了半天，我灵机一动，说：“总理，城市没搞土改，怎好随意没收房子？”
总理听后，忍不住大笑道：“好，不谈没收，不谈没收。”
在那“火红的年代”，到处出现荒诞的奇迹。“大跃进”浮夸风也吹得我头脑发热，向总理汇报农业产量时，不免把粮食亩产从5000斤逐渐增加。总理听着霍地站起，面色严峻，沉默不语，在大厅内踱着步，双眸闪着感情复杂的光，说：“干劲要鼓，但要实事求是。”
我一时语塞。总理像觉察到不该打断我的话，又回到我对面坐下。接着谈到当时执行政策上的一些问题：“我们对知识分子政策是‘团结、改造，目前改造讲得多，团结讲得少，相当一部分人不能推心置腹地同我们交谈……”
谈着谈着，总理像要摆脱和暂时忘却那纷繁政务似的把话锋一转，微笑着说：“老王，老乡之间可不兴搞贿赂。”
“贿赂？”我吃了一惊，想起这次进京，带了一些家乡土产——茶馓，托总理办公室同志转交给总理，表达一点点心意。我低头嗫嚅着：“这是家乡人民的一点心意，请总理尝尝。”
“尝尝？整整一大铁盒子哩！不准请客送礼，国务院有规定。”
“这……”我尴尬极了，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什么滋味都有。
总理看出了我的心思，抬手摸了摸鬓角，哈哈大笑：“看，都把我当成黑脸包公了，这么多年，你是第一位从家乡来找我的‘父母官，好吧，我也只好破例地来个知法犯法了。”
总理十分感慨地说：“离开家乡太久了，连你这‘父母官都不理解我了。”沉思片刻，又轻声问道，“文渠没有堵塞吧？”
“没有。”
“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
谈到童年，总理娓娓叙来，神情专注。他仿佛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变得年轻多了。我见总理对故乡如此深情，便说：“总理您离开家乡这么多年，现在家乡变化不小，请总理回去看看。”
总理点了点头，仰躺在藤椅上，微启双眼，充满感情地说：“是啊，我何尝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我在南京梅园新村，有一回梦见自己在文渠里划船，醒来后便想，将来全国解放了，我一定回去看看。可这些年多少事情等着我们去做？有时候工作忙，—遇到棘手的事情、难遣的烦恼，紧张得饭都顾不上吃，觉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约几位童年时的朋友，爬爬鼓楼，放放风筝……”总理说着，眼睛湿润了，完全沉浸在思乡深情之中。
我端详着总理，忽然发现他老人家两鬓斑斑，瘦削的面孔铁青铁青，一刹那间显得那么疲倦和憔悴。我曾听总理婶娘讲过，总理少年时“乌眉大眼，天庭饱满，身体很结实”，我的心头一阵颤动，极其恳切地说：“总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
总理微笑着未置可否，沉默了一会，说：“老王，你是‘父母官，我的心里话对你不隐瞒，我讲个故事你听听，你裁判裁判。有这么一个摆渡的，他在湍急的激流中，把船划到了河中心，这时，他感到很疲劳，而对岸又是旅客很向往的地方，你说，这个摆渡的该怎么办？”这段谈话含义极深，说明自己是国强民富的“摆渡人”，宁愿自己忍辱负重，一定要渡过各种难关，把全国人民渡到“很向往的”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的“对岸”。这就是他“为人民服务而死”的崇高精神的内心
世界。
为了打破沉默，总理递过一封信，信封上写着：“江渭清、刘顺元、惠浴宇同志收”。总理说：“扯到现在，没入正题，你从家乡老远来，我不能让你空手而归。我这淮安人也得尽点淮安人的责任。这封信你交江苏省委，你们的困难尽量请他们帮助解决。”接过信，我连看都没看，就往口袋里装。
“慢”，总理制止我，“你打开看看，信的内容与你们的意图符合不符合？”
我的心更加不安，连声说：“行行行。”再一次要把信往口袋里装，总理看出了我的拘谨，风趣地说：“不看，回去交不了差，不要后悔哟！”
总理看着我装好信札，又用商量的口吻说：“老王，我还有个不成熟的看法，上次你说你们打算把全县的旱田全部改为水田，我看这不一定妥当，要照顾群众的习惯和情绪，旱作物也有高产的。”
转眼间，三个小时过去了，我向总理告辞。总理送我緩缓走出客厅。月色朗朗，夜风轻拂，空气中弥漫着花草的芬芳。我回头看着总理，久久舍不得离去。总理站在台阶前，沉默着遥望南天……我百感交集，再次邀总理从百忙中抽身回故乡看看。
总理微微点头，紧紧握住我的手说：“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代向淮安的机关干部问好。噢，还有要实事求是地将《淮安日报》办好，每月按期寄给我一份。”
时任淮安县委副书记颜太发的回忆
1958年12月31日，周恩来邀请包括颜太发在内的十位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大会的代表到家中做客，共进午餐，向他们了解农业生产、社员收入分配和口粮安排等情况。
那是1958年1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代表大会。我们淮安县是先进单位，县委决定派我为代表去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晴朗的下午（具体哪一天我记不清了），我们淮阴地区代表团带队的同志通知我说：“周总理明天上午要接见几个代表，你是其中之一。”
早饭后，一辆面包车把我从住地西苑旅社接走，开到前门饭店停了下来。等那次被接见的11位代表（应为10位——编者注）会齐后，我们一起乘车前往中南海。
当我们刚走进中南海西花厅的大门时，周总理和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已经迎了出来。总理红光满面、神采奕奕，既亲切又随和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同时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姓名（被接见的人事先已有一个名单），接着就和我们一起在他的办公室前合影留念。这时我忽然灵机一动：总理一定会被安排在中间。所以我就抢先站到后排中间的位置，心想这样照下来，我和总理一定靠得很近。哪知总理很谦和，他没有站中间，临拍照时，往左边一站就照了。
照完相，总理就把我们领进会客室，桌上早已摆好了烟、茶和水果。可是，我的眼睛却盯着总理看个没完。“老颜！吃点水果。”直到总理把削好的苹果递到我的手上，我这才不好意思地接过来。
大家坐下来汇报工作时，我的心又怦怦跳了起来。等其他兄弟单位汇报完了，总理才问我：“你说说，今年淮安的农业怎样？收成好不好？”我赶紧回答说：“您7月底给我们县委的指示，对我们的鼓舞很大，今年农业生产超过了预期水平。”
周总理满面笑容地听着，不住地点头，还不时地用铅笔在本子上记着。当我汇报粮食总产是10亿斤时，总理插进来问我：“7月份王汝祥来汇报的是16亿，现在怎么少啦？”我一阵紧张，忙向总理解释说：“先前是估计的产量，后来经过核实没有那么多。”当我说到这里时，心里忐忑不安，声音也比较低，讲完之后就等待着总理的批评。谁知总理却很认真又很和蔼地说：“实事求是嘛，收多少就应该报多少。”
听完汇报以后，周总理又谆谆地对我说：“丰收了是好事。但不能盲目乐观，一定要脚踏实地，乘胜前进，千万不能自满，回去以后，要把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去做。”他讲话时还不时挥动他那负过伤的右臂，作出各种手势。
中午，周总理招待我们吃饭，只有我们被接见的11名代表参加，他身边工作人员都回家了。看来总理深深怀念着家乡，他还特意把我安排在他身边的位置上落座，并不住把菜夹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碗里。他一边吃饭，一边不住地问我：“家乡人都有米吃了吗？”“市民买到蔬菜吗？”……周总理对家乡人民这么关心、热爱，问话又是那么亲切、和蔼，我先前那种紧张的心情逐渐消失了，心里感到非常轻松而无拘无束。总理也好像觉察了似的，非常高兴地对我说：“这样好，我们是家里人嘛！”
午饭后，我们又来到会客室。总理又一次叮嘱我说，要搞好农业，一定要动员群众多养猪。猪多，肥多；肥多，粮就多。这是人人都知道的道理。猪养多了，群众生活改善得也更快一些。猪子还能出口，为国家换取外汇，买回农业机械。他一再告诫我说，一定要和农民落实政策，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把养猪的事认真抓起来。看来，即使在“大跃进”的“狂热”年代，周总理的头脑也还是比较冷静的。
在不知不觉的交谈中，时间已是下午四点多钟了。我们都想在总理身边多留一会儿，但考虑到总理工作太忙，只好依依不舍地告辞了。临别时，周总理又一次握着我的手，对我说：“回去以后，要照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的话去做，把人民群众的生活切实安排好，把市场供应抓好。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搞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他老人家一直把我们送到大门外。
时任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的回忆
1960年，刘秉衡受淮安县委委派，代表淮安人民去北京看望周恩来，向周恩来汇报家乡生产建设情况，要求国家计委批准淮安建一个纱厂，请周恩来为革命烈士塔题词，还带去了周恩来家中祖辈的影像。
到了北京，我立即和总理办公室联系，把带去的东西交给了他们，住进了远东饭店。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个姓王的女同志陪同我们游览首都，等待总理
接见。
4月24日（经查证是3月23日）晚，总理办公室来电话，说总理今晚要接见我们。我们一听，立即匆忙收拾了一下，乘上国务院派来的车子，直驶钓鱼台，激动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心想：马上就要见到朝夕想念的周恩来总理了，他老人家会向我们问些什么呢？
想着想着，车子已经开进了钓鱼台，拐了几个弯，就到了总理的临时住地（总理原住房屋正在修缮，这是国庆十周年接待过越南胡志明主席的地方）。王树荣、陈阜二同志被安排在楼下小会议室等候，总理的生活秘书何谦把我领进了二楼接见大厅。
我正在环视着厅内的陈设，只见总理身着淡蓝色彩条毛巾浴衣从西门进来，满面春风、神采奕奕，一边走一边说：“你来啦，请坐！”我紧紧握着总理的手，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这时我声音颤抖着说：“总理好！”总理说：“请坐，请坐。”语气是那么平和，那么亲切。“今晚一定要把你们接来，明天我要去天津。吸烟吧！”我说：“不会。”总理说：“我也不会吸烟，那么吃水果吧！”说着就拿刀子削苹果，我连忙拦住。“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又是老乡，随便些嘛！”接着总理向我介绍了在座的几位办公室的同志。
我坐下后，兩眼凝视着总理，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静下来，两手不知放在什么地方好。总理看出我拘谨的样子，就随口问道：“你家是哪里人？”
“是淮安人。”
“城里还是农村？”
“在农村。”
“一直在淮安工作吗？”
“是的。”
“是第一次来北京吧？”
“是。”
“来了几天了？”
“四天了。”
“都玩了哪些地方？”
我把我们几天来在北京游览的地方告诉了总理，激动的心情也逐渐平定了。
总理又问：“在北京还准备看望哪
些人？”
我说：“想去看叶林、许邦仪同志，已去过叶林同志办公室，未见到他本人。”
“叶林，我已经同他打招呼了。许邦仪在哪个单位？”
“高级党校党建教研室。”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刘昂同志说。
总理说：“你们还可以去看看杨述
同志。”
接着，总理询问了淮安城里的一些古建筑的情况：“东岳庙还在不在？有没有修理过？还有人去进香吗？我小时候去过那里。”
我答道：“‘大跃进时办工业，东岳庙腾出来做了工厂的车间，东西厢房的菩萨都搬到紫霄宫去了，东岳大帝的座像后来也搬到紫霄宫了。”
“鼓楼向南的石板路改没改变？”
“‘大跃进中，我们拓宽了南门大街、响铺街、东门大街，都铺了沙石路面。”
“三思桥还在吗？”
“在。”
“文渠还有没有船通河下？”总理又说，“小时候我曾坐船到河下玩过……”说着，总理的思绪好像沉浸在儿时玩乐嬉戏的情景之中。
我回答道：“由于整修道路，改变了文渠上的拱形桥，桥面低了，有篷的船通不过了。”
“驸马巷、曲巷还是不是沿用老名称？”
“还是老名称。”我又说，“靠近曲巷的双副街也拓宽了，与西长街成了直线。”
“我家院内的榆树在不在？水井坏了没有？”
“都还在。”
“淮安城内地下水位高，吊桶只要系一庹长的绳子就可以打水了。”说着总理还用手比画了一下。
这时，在座的一位女同志插话：“听说总理的老家不是在浙江绍兴吗？”
总理说：“从我祖父就迁居淮安，我的母亲是清江浦人，外祖父很有名气，周围城乡群众称他为‘万八太爷，是个了不起的封建家庭……”停了一下，总理又说：“当时淮安城里的孩子难得下乡，有一次，我同乳母一起上外祖父家，从西门上船，到了板闸，我们下船看了看，又上船到了清江。”说到这里，总理请我们帮助了解一下乳母蒋氏还在不在，并说：“小时候同她的孩子一起玩，很要好。”
说着说着，总理完全陷入思念家乡的情景之中。于是，我乘机请总理来南方时到淮安看看，并说：“家乡人民十分想
念您。”
总理说：“南方常去，可是苏北交通不便。我12岁离家，到今年整整50年了。”一边说，一边伸出右手，竖起五个手指。“我也很想回家乡看看，但有好多事要做，只好等有时间再说吧。”
这时，我向总理汇报了淮安的农业生产情况，总理强调说：“要把农业搞上去，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当我汇报粮食产量时，总理神情严肃地说：“对我要说实话，实事求是，收多少，就报多少，不要浮夸，不要说假话。”并说，“搞好农业生产，一定要把水利
搞好。”
我说：“苏北灌溉总渠搞好后，淮安用水方便多了，水患基本消除了，只是渠北的排涝问题还未得到彻底解决。”
“现在是长旱谷多，还是水稻多？”总理问。
“我们在渠北搞了旱改水，现在全县大部分是一麦一稻。”
总理问我：“农具厂办起来没有？还办了哪些工业？”
我向总理汇报了1958年他写给江苏省委的信（请江苏省委统一考虑安排淮安工业）的落实情况：淮安已和无锡结成了协作关系，解决了淮安办工业的很多问题，设备要啥给啥，没有资金就先运回安装使用，把生产搞起来再付款。农具厂上马后，接着先后又办起了化肥厂、农机修造厂、缫丝厂、内衣厂、化工厂。
总理听了很高兴，说：“你们首先要把支农工业搞好。”
这时，我向总理汇报：“我们淮安种植了10万亩棉花，年产可达10万担皮棉，想办一座3.5万锭的纱厂，请国家计委批准立项，并帮助解决成套设备。”
总理听后随即问道：“这件事你们有没有向江苏省委报告？省委是什么
意见？”
我说：“已向省里报告了，省里还没有意见下来。”
总理很和蔼地说：“你们种了棉花，就要办纱厂，那大城市怎么办呢？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要顾全大局，全国一盘棋。江苏还要考虑苏南和南通需要棉花哩，要服从省里的统一安排。”
接着，我又向总理汇报淮安准备建烈士纪念塔，想请总理题词。
他说：“我不题词了，你们要我写什么字我就给你们写。”
“革命烈士纪念塔。”我说。
“好，我就写这几个字。”说着，总理翻开本子，用铅笔竖写一行“革命烈士纪念塔”。写好后，又念了一遍。在座的一位总理办公室的同志说：“要不要加‘淮安两字？”总理说：“不要了，外地在淮安牺牲的同志也很多嘛。”
略停了一下，总理语气较重地对我说：“我们订一个君子协定，我给你们把字写好，你们也给我办一件事，替我处理好老家的房子和祖坟。这件事前次淮安来人我已说过，至今还未落实。”
对总理故居房屋的处理，当时淮城区委与县有关部门多次研究，出于对总理的崇敬，迟迟未作他用。为了不致遭受人为损坏，还派人看护维修，加强管理。而总理一直在催办这件事。早在1950年总理婶母周八太去京时，总理就曾提到。后来，总理又写信给淮安县委，总理办公室也打过电话，传达了总理不让修理、不准把住进去的群众赶走、不准让人参观等三条指示。1958年，总理曾当面交代淮安去京汇报工作的同志。这次又交代我要替他处理好这件事。总理说：“你们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的故居不要留在那里让人参观，如果有人要参观，就请他们去韶山瞻仰毛主席的故居。房子可以公用，办托儿所、办学校，或作生产车间都可以。祖坟可以深埋，不要占地，不能影响机耕。上面还可以种树、种庄稼。”
谈着谈着，时间已经到了午夜，我怕总理身体劳累，几次请总理早点休息，他总是说：“见到你们不容易，再谈谈，再谈谈。”
这时，何谦同志又替他加了一件大衣。总理要在座的一位办公室的同志把我们这次带来的总理家前辈的影像拿出来看看，因为总理在淮亲属都认不出哪幅是总理母亲的影像，所以我们这次就把总理老家现存的十多轴影像全部带来了。总理一幅一幅地过目，不时地告诉我们这一幅是他家什么人，那一幅又是什么人。就是不见总理生母的影像。总理分析说，可能他父亲带在身边，一次在上海被国民党抄家时失落了。并说，这些影像画得很好，几十年了都未褪色。
接着又谈到了替尔辉（即周尔辉，周恩硕之子，前文提过的周尔萃的哥哥——编者注）找对象的事。这次总理要求我们回淮后，在淮安帮助尔辉物色对象，并要我们帮助外交部总务司请两名既会做菜，又会制作茶馓的厨师。
这时，总理对机要秘书孙岳同志说：“你要同他们保持联系。这次他们带来的淮安茶馓很好，只是多了些，少带一点就好了。”并说，“我们也找点东西送给
他们。”
听总理说要送东西给我们，我连忙说：“不要，不要。”
孙岳同志低声对我说：“我们跟总理多年了，知道他的脾气，他说的话要听，不要违背他。”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
总理说：“明天请你们吃饭，邓大姐在家陪你们。”又说，“你们到我这里，不要公家花钱了，回去的车票我替你
们买。”
我说：“车票已请建筑工程部的同志代买了。”
“那么饭店的食宿费由我们结算吧。”
“我们外出参观多，很少在饭店用餐。”我说。
这时已是深夜1时30分了，我再一次请总理休息，并起身向总理告辞。
总理问：“随同来的其他同志呢？”
我說：“同来的王树荣、陈阜二同志现在楼下。”
于是，总理下楼看望了他们。我向总理作了介绍，总理同他们一一握手、问话。（王树荣同志回忆说，总理问我：“你到北京来过没有？”我说：“就这一次。”接着总理又问我多大岁数，入党了没有。当我腼腆地回答是共产党员后，他鼓励我要好好工作，多作贡献，并嘱我以后有机会再到北京来。）
这时总理对何谦说：“天已不早了，做点夜餐吃吧！”何谦同志说：“他们已在下边吃过了。”我忙说：“不必了，总理，我们这就回去了。”
第二天下午，总理让邓大姐请我们到家里做客。邓大姐和我们进行了亲切的
交谈。
邓大姐怕我们的思想问题没完全解决，反复地同我们讲道理。她说：“咱们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听党中央的，恩来同志是党中央副主席啊，你们要按他的意见办，听他的。”并风趣地说，“在处理故居和祖坟问题上，我是新的‘夫唱妇随。最近我请童小鹏同志去广州处理了我父亲的坟墓。淮安现在有没有搞深埋？未搞也可以等一下，不要引起群众不安。”
邓大姐还就妇女运动中的一些问题向我们了解情况，并向我们作了宣传教育。
我说：“我们办起了内衣厂、缫丝厂、化工厂、服装厂、鞋帽厂，女工多了，街道上的妇女大多参加了社会主义建设。”
邓大姐问：“有没有妇女当领导干
部的？”
我答道：“现任领导班子中还没有。抗战期间淮安的县委书记李风同志就是女的，还有女县长孙兰。”
邓大姐说：“要注意培养，充分发挥妇女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邓大姐问我们这次来京还有什么事。我说：“还要请建筑工程部帮助设计内部招待所图纸。”
她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规定了经济建设的方针，你们搞内部招待所，首先要考虑经济、实用，然后才能考虑美观、大方。”
我表示回去后向县委汇报，一定按党的方针办。
晚上，大姐为我们安排了便宴（在钓鱼台，国庆十周年时朝鲜金日成主席下榻过的一幢楼里），在座的有童小鹏，原总理办公室主任、东北某钢铁厂杨厂长夫妇，邓大姐为我们一一作了介绍。
席间，大姐指着茶馓对童小鹏等人说：“这是淮安的土特产，很好。”又问我，“这叫什么名字？”
我说：“淮安鼓楼岳家茶馓。制作技术精巧，据说过去只传媳妇不传闺女。”
邓大姐风趣地说：“那我可以学了，我是淮安的媳妇呀！”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这时工作人员把总理回送给我们的礼单给邓大姐看了，邓大姐在礼单上加注了产地，并让工作人员把礼品搬上了车。
晚上，邓大姐又招待我们看电影，她说她三句话不离本行，喜欢看反映妇女方面内容的电影，“不知你们喜欢不喜欢？”
“喜欢，喜欢，都是一样受教育。”我立即回答说。
那天看了两部电影，先放的是《万紫千红总是春》，后一部是《笑逐颜开》。大姐一边看一边联系影片内容指点我们要了解解放广大妇女劳动力的意义和做法，她说：“毛主席说‘妇女能顶半边天，‘大跃进中妇女的作用就充分说明了这
一点。”
电影看到中途，邓大姐对我说：“我有些累了，先回去休息了，你们看吧，你们走时我就不送你们了。”（编辑 赵鹏）
供稿者：淮安周恩来邓颖超研究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