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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作”中的工匠精神

点击:0时间:2022-09-30 10:57:06

余大庆

苏州一直以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历史悠久而闻名。苏州的辉煌离不开众多巧夺天工的工匠们。他们一代又一代,用自己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将心血和智慧投入所从事的行业中,打造了“苏作”品牌,创造了人间“天堂”。今天,工业4.0又重新展现了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的前景,为了在更高层次上回归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我们应该重视挖掘传统“苏作”这一文化富矿。

一、现代工匠精神是传统工匠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传统社会生产(手艺)的特点是:个性化、精致性、慢工细活。而现代社会生产(机器)则是标准件、模式化、批量高效的大规模生产。匠人变成工人,丢失的不仅是匠心。传统手艺人对自己的产品负责,从头到尾产品制造的每一道工序都出自己手,看着原料慢慢成形,最后变成产品,感觉就像上帝创造世界一样。工匠创造了产品,有一种造物主那样的创造欣喜和成就感。相对而言,机器生产流水線上的工人,被分割在某一道工序之中,犹如机器上的零部件,只在特定流程起作用,而不能对整个产品负责。尤有甚者,资方为了节省劳动成本,把机器生产的效益推到极致,还发明了“泰罗制”,工人只能以最节省时间的机械动作劳动,这种劳动没有丝毫乐趣,遑论在工作中追求人生价值的自我实现!所以像传统工匠那样一生专注地做一件事,精益求精,为手艺而自豪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事物发展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发展规律,呼唤工匠精神在更高层次上的回归。细究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发展,“泰罗制”一类异化劳动是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即工业1.0和工业2.0时代的事情。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把人训练成机器”。但是工业革命并非只是那一两次,现代社会几百年的发展,迄今已经发生四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工业1.0是机械制造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与自动化时代,工业3.0是电子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描绘了一个通过人、设备与产品的实时联通与有效沟通,构建一个高度灵活的个性化和数字化的智能制造模式。新的生产方式宣告一个新的时代来临,有人称之为“后现代”。

区别于近现代机器大工业标准件批量制造,后现代理论家布西亚指出了当下社会个性化、精致化消费需求引领的生产趋势,也是一种高附加值的新生产。这时提出工匠精神,不仅仅把工作当作赚钱养家糊口的工具,而是树立起对职业敬畏、对工作执着、对产品负责的态度,极度注重细节,不断追求完美和极致,给客户无可挑剔的体验。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融入每一个环节,做出打动人心的一流产品。所以李克强总理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二、历史苏州是各行各业手艺人创造的人间天堂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还排在杭州前面,不为美景,而因多财。若论自然风景,苏州没有杭州那样的湖山胜景(苏州真山真水都在城外远郊)。而且偌大中国,山水之胜岂独苏杭?风景再美,也当不得饭吃。所以人们赞誉苏州,都称道其市井繁华。曹雪芹《红楼梦》开篇就说姑苏阊门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而李斗《扬州画舫录·城北录》也引有刘大观语:“杭州以湖山胜,苏州以市肆胜,扬州以园亭胜,三者鼎峙,不可轩轾。”说明三个名城中,苏州是以经济繁盛领先的。当然,这并不是否定苏州的“城里半园亭”。以苏州领衔的整个太湖地区也因“苏湖熟,天下足”为人向往。

但是,苏州并非从来就是人间天堂。江南地区曾经是经济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地区。西汉时期,江南农业还停留于粗耕阶段,生产手段相对比较落后,虽然矿产、林产资源丰饶,然而尚有待开发。“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汉书·地理志下》)。“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史记·货殖列传》)。当时江南地区“火耕水耨”,也就是烧去杂草,灌水种稻的简单耕作方式。江南地域辽阔,人烟稀少,稻米和鱼是主要食物,人们还可以从山泽中采集植物果实和贝类为食,放火烧荒,耕种水田,不需要商人贩卖货物,没有非常富裕的人。

与此相对,开发最早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则是我国古代的政治和经济重心,也是中原逐鹿的场所。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乱,由于南方地区较之容纳量有限的北部边疆在自然和社会条件方面更为优越,避难人群往往将江南各地作为首选目标。这类以逃避战乱为目的的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以两晋之际永嘉之乱后的人口南迁、唐代安史之乱后的人口南迁和两宋之际靖康之乱后的人口南迁最为典型,史称“衣冠南渡”。

早在两汉之际,中原兵争激烈,据说流民数量之多,甚至可能达到原有户口数不能存留百分之一的程度。人口流移的主要方向之一,就是“避乱江南”。东汉时期,连年水旱灾异,导致流民移徙,其中也往往有渡江而南者。北方人口大量南迁,使江南的经济发展水平上升,有了大量的粮食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工具和劳动力,还有了南方的纺织业、瓷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经济逐渐开发,为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奠定了基础。“江南之为国盛矣。……地广野丰,民勤本业,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丝棉布帛之饶,覆衣天下。”(沈约《宋书·孔季恭等传论》)唐朝中后期,我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江南地区农业发展逐渐超过北方。南宋时南移完成,标志为“苏湖熟,天下足”,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苏杭正是在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中,逐渐获得了“人间天堂”的声誉。中唐时期南方农业、手工业、商业、对外贸易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史称“天下大计,仰于东南”,经济重心南移的趋势愈加明显。随着东南地区的发展,苏州的地位开始凸显。白居易《咏怀》开篇第一句就是:“苏杭自昔称名郡。”两宋时期南方的粮食产量、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与规模、商业贸易、城镇数量都超过了北方,江浙一带已经成为全国粮仓地带和最大的纺织中心和商业中心,同时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进程也终于完成。诗人范成大在《吴郡志》中写道:“谚曰:‘天上天堂,地下苏杭。又曰:‘苏湖熟,天下足。湖固不逮苏,杭为会府,谚犹先苏后杭……”接着,他又援引白居易诗句进行论证,指出,“在唐时,苏之繁雄,固为浙右第一矣。”可见,人间天堂是手艺人造就的。在传统农业社会,不仅手工业靠手艺,农活也是一门手艺活而不再是火耕水耨的原始生产。endprint

来自封建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黄河流域,拥有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劳动经验的北方移民,给江南带来先进手艺,带来繁华,甚至把原本断发文身的吴人、轻死易发的吴文化,改造成为郁郁乎文哉的才子之乡、温柔婉约的江南文化。比如江南水乡常见的农业灌溉工具方板枱式链泵翻水车(及其制作工艺)就是来源于河洛。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认为王充《论衡·率性》所载“洛阳城中之道无水,水工激上洛中之水,日夜驰流,水工之功也”,就是这种翻水车。而范晔《后汉书》卷78《宦者·张让传》中说水车是东汉末年毕岚发明的。不管这些技术在两汉出现的具体时间早晚,发明人是谁,江南苏杭的开发得益于中原,经过江南各行各业手艺人传承改进的种种工艺技术,乃为不争的事实。传统手艺促进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发展,造就人间天堂。明清时期,苏州的工艺技术达到鼎盛,创造财富无数。不仅曹雪芹夸它“最是红尘中一二等富贵风流之地”,连皇帝修的颐和园里都建有一条“苏州街”,以慰藉帝王对苏州繁华生活的向往之情。

三、明清苏州的生活样式与手工制造业

在我国明清时代,苏州成为当时全国时尚的风向标,出现“苏意”一词。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小序》亦言:“当世言苏人,则薄之至用相排调,一切轻薄浮靡之习,咸笑指为‘苏意,就是‘做人透骨时样。不仅如此,在当时,一切稀奇鲜见的事物,也径称为‘苏意。吴从先《小窗自纪》说,‘焚香煮茗,从来清课,至于今讹曰苏意。天下无不焚之煮之,独以意归苏,以苏非着意于此,则以此写意耳。”万历《建昌府志》称:“迩来一二少年,浮慕三乏吴之风,侈谈江左,则高冠博袖,号曰苏意。”这些记述都充分说明苏州先民富于文化创意的精神特质。

这种创意造就了流行全国的“苏样”或“苏式”——就是苏州人生活中累积的一种文化样本,即苏州人的生活态度、审美取向以及因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等。“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其实,明人在当时就已经为“苏式”的这种含义作了诠释。如前述《小窗自纪》所言,同为焚香、煮茗,一般人只会注重实用价值,而苏州人却把它上升为一种意境,体味的是其中的美学价值。

而“苏式”这种时尚化的特点,同样存在于当时人们对器物的认识上。举凡苏州人所尚之物,即为流行。《广志绎》中还说:“姑苏人聪慧好古,善于仿古法造器,家具亦是如此。又如斋头清玩、几案、床榻,近皆以紫檀、花梨为尚,尚古朴不尚雕镂,即物有雕镂,亦皆商、周、秦、汉之式,海内僻远皆效尤之,此亦嘉、隆、万三朝为盛。”这种质地好,但古朴不尚雕饰的“苏式”家具,被公认为“雅”的代表。拥有这样的“雅”物,成为文人士大夫们附庸风雅,彰显身份的重要手段。谢肇淛言:“茶注,君谟欲以黄金为之,此为进御言耳。文房中既银者亦觉俗,且诲盗矣,岭南锡至佳而制多不典,吴中造者紫檀为柄,圆玉为纽,置几案间,足称大雅,宜兴时大彬所制瓦瓶,一时传尚,价遂涌贵,吾亦不知其解也。”邹枢贯在记述自己与金陵名妓卞赛之交往时写道:“常以金陵十竹斋小花笺、阊门白面圆簿画兰,邀余题诗,余信笔题就,颇惬其意。每以十竹斋珠砂印色及水沉香等赠余。”在记录与沙女交往时又说:“常以阊门云母笺截斗方吟小令,作蝇头楷赠余索和,余取宣德纸以碎珠研粉砑石赋诗一半儿十首答之,喜甚。”著名文人袁宏道为此还专写《时尚》一篇,介绍了苏州一带的著名工匠,以及他们所制作的器物如何风行全国的过程。

“苏式”之所以能成为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这里面有着复杂的原因。“吴中素号繁华……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馐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心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才辈出,尤为冠绝。”明人王铸《寓圃杂记》这段记载点出了苏州时尚是如何形成,并日益为天下所宗的最重要因素:一为“物产益多”,二为“人心益巧”。张瀚《松窗梦语》说:“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工于器者,终日雕镂,器不盈握而岁月积劳,取利倍蓰;工于织者,终岁纂组,华不盈寸,而锱铢之缣,胜于盈丈。是盈握之器,足以当终岁之耕;累寸之华,足以当终岁之织也。”工艺美术较高的商业价值,进一步刺激了它的生产与进步,加强了苏州引领海内风习的优势地位。

形而上的苏州创意(苏意),转而化作形而下的工艺、器物(苏式),同时成为流行寰中,四方追慕模仿的生活时尚、文化样板(苏样)。早在“日风”、“韩流”造就哈日族、哈韩族粉丝之前六七百年,苏州就已经以自己强势经济+强势文化的优势地位在东亚文明圈独占鳌头。苏州私家园林对日本枯山水庭院风格的形成,桃花坞年画对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艺术的流行等等,均发挥了巨大作用。今天被视为日本民族服饰的“和服”,其实就是“吳服”的日本版。

四、“苏作”与苏州工匠文化

北宋时,朝廷开始在苏州设立造作局。明人宋应星《天工开物》有“良玉虽集京师,工巧则推苏郡”的名句。明清时期苏州独占鳌头,经济富庶,人文荟萃,已经成为全国区域经济与文化中心。苏州地区繁盛的艺术创作和工艺品制作,举凡园林、绘画、丝织、刺绣、玉雕、漆器、家具、文房雅玩、竹木牙角雕刻,甚至连书画作伪的“苏州片”,都代表了当时全国的最高水准,并被赞誉为“苏州工”。清浙江巡抚纳兰常安在其所著《受宜堂宦游笔记》中说:“苏州专诸巷,琢玉、雕金、镂木、刻竹、髹漆、装潢、针绣,咸类聚而列肆焉。其曰鬼工者,以显微镜烛之,方施刀错。其曰水盘者,以沙水涤滤,泯其痕迹。凡金银、琉璃,绮、铭、绣之属,无不极其精巧。概之曰苏作。”于是诞生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一个专有名词:苏作,既是其书面字义苏州制作的直接表达,也承载着极其精致、引领风骚的文化意涵。

本来传统社会“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士工分途,轻视工匠“贱业”。但苏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却是手工劳动中加入了文人的匠心,不知不觉提前尝试了我们今天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社会理想。这也毫不奇怪,生产原来就是为了满足消费需求。面对附庸风雅的富豪权贵和追逐时尚的社会人群,为了制造适销对路的产品,手工工匠必须借力于文人雅士的苏州创意,苏意让文化人与工匠走到一起,形成“苏作”。比如苏作家具和其他风格家具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用料、结构和造型。苏作家具的造型是很有灵气的,因为这些家具基本是文人在指导,就跟苏州的园林一样。据说苏州有些私家园林就是唐伯虎、文徵明这些文人参与设计的。由于文人大多擅长山水,注重景致,因此在设计园林的时候强调移步异景,有一种明显的画意在其中。苏州的家具也是如此,文人有自己的审美观,家具做出来好不好看很重要,如果成品家具无法满足他们的审美要求就会重新制作,这种追求完美,刻意制作的家具就可列入苏作家具精品。当时进贡给天子的苏作家具,重视家具结构,雕饰较少,有明显的江南灵秀风格。endprint

家具之外,其他苏作产品也是一样。苏州玉雕的风格以小巧、精致、细腻为主,在题材选取上深受苏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影响,这也成为苏州玉雕区别于其他地区玉雕的主要标志。历史上苏州玉雕行业能工巧匠辈出,明代陆子冈就是玉雕大师中的巅峰人物,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在玉器上留下自己名字的琢玉人。据《苏州府志》载:“陆子冈,碾玉妙手。造水仙簪,玲珑奇巧,花茎细如毫发。”陆子冈不仅技艺高深,且能书善画,所有雕刻,从设计、绘画、题款均出自自己之手。中国古代工匠艺人向来不为世人所重,称其为“雕虫小技”,而陆子冈以一介手艺人,在琢玉业超凡入圣,被士大夫所推崇敬重。陆子冈是中国玉雕史上唯一一位坚持留名于玉雕作品上的艺术家,也是第一位要求社会承认其艺术价值的艺术家。晚明作家张岱,对陆子冈推崇备至,在《陶庵梦忆》中,将陆子冈治玉与鲍天成治犀并列,称为“吴中绝技”,“上下百年,保无敌手”,诩为“盖技也而进乎道矣”。

近世苏州更出现学者传统与工匠传统走向结合,传统工匠升级转型的现象。一批文化匠师同时具备学者与工匠两种素质,“习艺求名,志在不朽”是其人生追求。明末苏州人孙云球身处世乱、家道中落,于是放弃举业,改习匠作,有了许多制造发明以及一部著作《镜史》。另一位造镜名匠薄珏,通过自学及刻苦钻研掌握了丰富的人文、自然科学知识,创制望远镜,成为当时民间有名的制造匠师和工业科學家,著有《格物论》百卷。计成以造园这个一技之长在江南交游文人士大夫,著有作为文化匠师的经典之作《园冶》。及至晚清、民国,原本文化程度并不高的苏绣大师沈寿,也继承了苏州文士与工匠结合的传统,对一生刺绣技术进行理论总结,口述了一部《雪宧绣谱》。香山帮后期重镇姚承祖教授撰著《营造法原》并作为苏州工业专科学校的讲义。这一新传统其实是历史的发展扬弃了传统社会的职业偏见,回到了文化发展与工匠精神成长相辅相成的历史正轨,正如儒家经典《大学》中所言:“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这一句将“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儒家立身行道、修身养性的不朽追求完美地结合了起来。

苏作不仅是苏州一市的文化财富,也是简称“苏”的整个江苏省的精神遗产。众多巧夺天工的工匠们,用精湛的技艺、敬业的精神、毕生的心血、别致的匠心,创造了苏作骄人的业绩。我们今天缅怀先辈贤达们的光辉业绩,体悟其敬业乐业勤业精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并大力弘扬,可为创造现代新“苏作”,把产品做精、技术做深、利润做厚提供精神助力。

(作者系中共苏州市委党校教授)

责任编辑:彭安玉endprint

标签: 苏州 工匠 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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