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希曼”的标本意义

沈栖

1960年5月，以色列将逃逸15年的“屠犹元凶”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缉拿归案。汉娜·阿伦特请缨作为《纽约客》特派员，前往耶路撒冷采访114次庭审过程，并发表了基于这一审判所完成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

根据阿伦特的观察，这个恶贯满盈的犹太种族大清洗的前线指挥官，看起来相当平庸，“个人素质极其肤浅”，自我辩护也显得词穷理屈，与其说艾希曼是个恶魔，不如说他更像是一名极为普通的公务员。阿伦特对艾希曼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及其个人本质进行了重新界定，认为他不具有伊曼努尔·康德曾提出过的“极端的恶”（Radical evil）——拥有坚定理念与信仰的“恶”，“平庸的恶”（Banality evil）才是他背负至少300万无辜死难者罪责的潜质。

阿伦特通过“艾希曼”这一具象的标本，在《报告》中对“平庸的恶”作出了条分缕析，半个世纪已过，似仍值得咀嚼——

被腐败政治激怒，被天真理想激荡，以超常的热情投入政治性抗议活动，这是“平庸的恶”的原始动因。当年希特勒宣扬的是日耳曼是天生的优质民族，而犹太人是必须消灭的劣等民族，这是“净化人类”的需要。全民族的“艾希曼”几乎全然投入了这一政治性抗议活动。如阿伦特所说：“聪明的煽动者借优美的词句造成超常的刺激情境，尤其是抓住年轻人这个易被感染的年纪，他将发现很容易就可以带引他们走向为他的政治目标效劳的方向。”“艾希曼”们在成长中被灌输暴力的思想，暴力就流淌在他们的血管中，再加上潜伏于人类基因里、潜意识层面中的对权力的崇拜、对控制他人的欲望，肆意施暴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根本上说，“平庸的恶”的始作俑者乃是体制和社会结构本身。阿伦特说：“‘平庸的恶是现代性的产物”。在纳粹这部“发动机”中，艾希曼犹如一个“齿轮”，在前后左右都拥有相同“齿轮”的转动下，自己也不得不随之转动，“永不生锈”。艾希曼在接受审判时喋喋不休地为自己辩护，说得最多的一句话便是：“一切都是服从命令。”人们在反思“恶”的平庸性时，应该注意到单一的极权主义环境是如何孕育着这种“平庸的恶”。自不待言，艾希曼的罪行理当清算，但这仅是“末”，追究“平庸的恶”之“本”在于社会体制。——阿伦特关于纳粹极权主义体制下全民“艾希曼”现象的分析，至今仍不失其警策意义。

艾希曼曾经亲手签发了处死上百万名犹太人的命令，但是，阿伦特认为：他并不是虐待狂或精神病人，而是普通的“正常人”。他所犯下的罪行并不是出于什么深刻的邪恶动机，而在于他是一个根本拒绝思考的人，对自己所作所为的后果根本未予思考，也没有外在的声音能唤醒他的良知。阿伦特将这种没有思考的人生视为行尸走肉，“邪恶是那拿不定主意为善为恶的人做出来的”。正是这些“道德冷漠的社会”所造就的类似艾希曼的“正常人”，在虐杀狂飙骤起时，陡然失去了一切道德的判断力；也正是由于千千万万的失去自己头脑的“艾希曼”的参与，才可能使得奥斯维辛式的灾难成为事实。

纳粹非人化的荼毒是“艾希曼”辈出、“平庸的恶”丛生的关键要素。阿伦特是这样分析纳粹实施非人化过程，即三步“杀人”法：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这是全面宰制一个人的前提”；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使被杀者“在历史上成不了烈士”，“无法用良心来作抵抗”；第三步更可怕，它杀绝人的个性思想，“摧毁人的个性就是摧毁人的自发性，摧毁人靠自己重新开始的能力”，使之在非人化的待遇下，既没有自主的能力，更没有反抗的意愿。在纳粹政府多年专制的“政治宣传”以及高压政策的限制下，“艾希曼”们早已丧失了“自主”和“反抗”的环境与权利，出于对自身的保护，几乎没有人敢于质疑甚或挑战纳粹政府的权威，正是这种“从众”心理和漠视的行为造就了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平庸的恶”。战后，社会呼吁“普通法西斯”也值得忏悔和反思，雅斯贝尔斯甚至认为，凡是在纳粹时代生活过的人都要承担刑事、政治、道德、集体这四种罪责。

纳粹时代过去了，但把纳粹的历史性罪恶拿出来清理，并作深入的探讨，这永远不会结束。“平庸的恶”的观点至今依然是学术界研究德国人在纳粹统治下所犯罪行的一个坐标。

（作者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

本栏目责任编辑 殷之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