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分析

魏永强+郑大俊

[摘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形态。前者立足社会本位，表征为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知识化和“规训”化，以致思想政治教育“目中无人”而有效性不足；后者立足个人本位，在合乎思想政治教育人的目的性和主体性的同时，有着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本质、脱离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基础的倾向。它们的问题在于，强调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拒绝统一。出路在于，扬弃各自理性片面走向融合，消除个人与社会“对峙”达成“和解”。

[关键词]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9-0079-07

[收稿日期]2014-04-01

[作者简介]魏永强（1973-），男，河南驻马店人，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郑大俊（1950-），男，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

思想政治教育是党的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在党领导人民革命、建设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凝聚共识、团结人心，发挥了巨大的政治保障和社会服务功能。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利益主体多元和分化，人的主体意识觉醒和高涨，思想政治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诸多质疑和批判，比如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本位”、“人学空场”、“解题低效”、“学科移植”等等。在外部压力和内源动力的双轮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开启了“成蛹—破茧—化蝶”的现代嬗变。遗憾的是，人的思维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思想政治教育在现代嬗变的途中也出现了偏向，从“人学空场”到“人的僭越”，从主体性不足到主体性迷失，从社会本位到个人本位。本文借鉴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本理论，从新的视角对思想政治教育现实形态作整体审视和分析，以期有助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

一、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基本意蕴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最初是由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明确提出来的一对范畴。韦伯从研究人的社会行动出发提出了著名的“理性人”假说，即人的行为的发生必须服从一定的目的或体现一定的意义，因为人类的行为一般是合乎理性的，包括以目的为趋向的工具理性和以价值为趋向的价值理性。在韦伯看来，工具理性是“通过对外界事物的情况和其他人的举止的期待，并利用这种期待作为‘条件或者作为‘手段，以期实现自己合乎理性所争取和考虑的作为成果的目的”。价值理性则指“通过有意识地对一个特定的行为——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作任何其他阐释的——无条件的固有价值的纯粹信仰，不管是否取得成就”[1]（P56）。随着社会的发展，它们又被赋予新的内涵。卢卡奇在“物化”理论中把“工具理性”或“形式理性”看作科学技术发展和理性观念演变的产物，看作一种思维方式或理解世界的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之下，人类理性被归结为数学上的可计算性、逻辑上的形式化和机械上的可操作性。霍克海默在《理性之蚀》明确区分了主观理性（工具理性）和客观理性（批判理性），主观理性即工具理性，它的价值由对人和对自然界的操纵来衡量，一种活动是合理的，仅当它为一个目的服务。实用主义的真理观最明显地反映了这种主观的或工具的理性。相反，客观理性是实在固有的一个原则，是一种生活方式，即一种与生命、自然谋求和谐的方式，它提出一个“真理的”和谐世界的可能性。客观理性强调对现实的批判和超越，它以人的自由解放作为最高的目标，因此，它又是一种批判的或解放的理性。[2]（P4）哈贝马斯则把工具理性看作“有目的合理行为的子系统”。可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种语义系统，既可理解为“一种思维方式或价值观念”，也可看作为“一种操作程序和社会系统”，不管怎样，其理论内核是一致的，这也为本文分析提供了理论前提。综上所述，工具理性是“人改造和控制自然以满足自身需要所形成的基本文化理念，它追求的是人对于自然而言的中心地位、物质需求的绝对优先、器重效率的单向度思维、技术规则和经验实证知识、能够计算和预测后果的行为、社会生活的组织化和程序化。”[3]（P52）价值理性是人们在现实的价值活动之前确立的，根据主体需要和意志出发进行价值活动的自我控制力和实践规则。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互为存在的基础和条件。“价值理性的存在，为工具理性的存在提供精神动力”。“工具理性的存在，为价值理性的实现提供支撑”。“工具理性不可替代价值理性，片面追求工具理性意味着人性的扭曲”。[4]（P67）当然，二者也有着明显差别。首先，从关注的焦点看，工具理性不是关注所选行为本身的价值，而是看重所选行为能否作为达到目的的有效手段；而价值理性恰恰看重行为本身的价值。如果说价值理性是引导主体“做什么”的问题，工具理性就是解决“如何做”的问题。其次，从价值旨归看，工具理性是以工具崇拜和技术主义为目标的价值观，通过精确计算的方法最有效达到目的，核心是追求效率；而价值理性是人对自身价值和存在意义的体认、忧患、建构与追求的自觉意识，核心在于人的存在意义。最后，从外部特征看，工具理性具有功利化、规范化、标准化、系统化等实用主义特点，而价值理性表现为合主体性和合目的性。

二、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独断”

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指以服务于统治阶级、实现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维系社会的生存、促进社会的发展、实现社会的有效管理为主要目标的思想政治教育。以社会为本位，服务服从于社会需要是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要求。从发生学角度上说，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是历史的产物，源于阶级社会的形成，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教化”工具而出现的。党的思想政治教育产生于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工作主要任务是团结凝聚民众、启发阶级觉悟、建立革命政权。围绕党的中心任务开展工作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项基本原则。建国后，思想政治教育在维护和巩固政权，团结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抵制西方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保证社会秩序稳定运行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人的主体意识的自觉，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由于内在的逻辑矛盾日益显示其理论和实践上的“独断”，表征为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知识化和“规训”化。endprint

1.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功利化是工具理性的基本精神。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是指思想政治教育片面强调社会价值而忽视个体价值，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出现短期的、显性的功效，忽视思想政治教育长期效益的价值取向。思想政治教育功利化是实用主义的体现。在地位和作用上，片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等“生命线”地位和“保证”作用。在教育目标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过于高远、单一，脱离实际，夸大甚至拔高社会对人的要求。“片面追求教育目标的标准化、规范化，使得教育者用同一标准或规范要求所有受教育者，而忽视受教育者政治、道德、心理品质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忽视受教育者思想品德发展的现实性和递进性。”[5]（P89）在教育内容上，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带有强烈的政治道德痕迹，具有崇高性、理想性，重视思想政治教育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工具理性”，重视即时的泛政治论功效，而忽视其对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价值。在教育功能上，主张思想政治教育“万能论”。把思想政治教育比作“救火车”，把思想政治工作者比作“消防队员”，社会需要什么，思想政治教育就去抓什么。发展市场经济，就提倡思想政治教育经济功能；出现生态危机，就大谈思想政治教育生态功能；当发生群体性事件时，又要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维稳功能。思想政治教育聚焦现实问题固然不错，的确也有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方面功能，但功能毕竟有限，不应一味地无限扩大，更不能罔顾客观事实无限泛化，否则就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

2.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主要指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知识化。质言之，就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化约为主知主义的“知性教育”，化约为特定政治伦理和道德观念的灌输和传递。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是知识的传授关系，教育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相应的知识。因此，教育者只关注理论知识的宣传和教育任务的完成，没有意识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主体间的“交往”和“共同视域”的融合，没有意识到受教育者的情感体验和道德、思维、判断及选择能力的培养。“没有意识到这种手段的合理性并没有包括对善和美的追求，不会增加受教育者对生活的理解、对价值的追寻，掌握了政治理论知识并不等于具备了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精神涵养。”[5]（P90）诚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无论课堂上所学的教材具有多么充实的道德思想和政治思想，但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总是把认知的目的放在第一位，知道它、学会它、记熟它，而且教师也会全力以赴地追求这一点。这个目的越是被置于首先地位，它就越是有力量地占据了学生的内在力量，而思想也就越来越远地退居次要地位，从而把知识转化为信念的有效系数就越来越低。”[6]（P169）

3.思想政治教育“规训”化。“规训”就是规范化训练。福柯认为，“规训是一种权利类型，一种行使权力的轨道。它包括一系列手段、技术、程序、应用、层次和目标。”[7]（P375）规训是一种权利技术，它通过一种持久的运作机制，把人体进行解剖，探究它，打碎它和重新编排，对人体的各种因素、姿势和行为精心操纵，来造就一群驯顺的肉体。规训是一种“制器”的机制，一种把人的生命本性抽象掉而使其工具化的机制。规训的具体方式就是讲授、讨论、实验、作业、考试、答辩、评分等一系列标准化的环节。规训是工具理性极度膨胀的结果，规训的特征在于技术化、标准化和规范化。规训教育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制器性教育，把人看作机器人，把人作为技术的工具进行培养的教育。思想政治教育“规训”化体现为教育目标的预成性、教育内容的既定性，教育方法的灌输性和教育过程的标准化。即教育目标上，教育者作诸如理想上的崇高与远大等统一标准的规约性预设；教育内容上，教育者有着规范性的既定文本内容；教育方式上，强调灌输和服从；教育过程上，借助于现代教育技术和教学体系，把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等同于工业生产过程，按照标准化的程序进行流水作业。规训教育是一种成功的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其成效显而易见，“但在个体主体意识快速发展的当下，这一模式不断遭到质疑。”[8]（P51）

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按照知识理性的指引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体系，但工具理性在思想政治教育领域的过于强化必然导致实践的偏向。第一，过于注重政治道德认知和思维逻辑推理在教育中的应用，忽视了价值理性以及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在教育中的作用，使思想政治教育沦为空洞的道德说教和灌输，以致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不足。第二，思想政治教育知识化，使思想政治教育沦为智育的附庸，使思想政治教育与整个教育体系脱节，与生活世界剥离，甚至与教育主体拉开距离。第三，导致受教育者本性的“遮蔽”和精神理性的“贫瘠”。“规训化过程既是‘去人化的过程，也是一个使人‘材料化过程。”[9]（P16）这一过程中，人被当作工具来塑造，生活的实体被剪裁和肢解，人的本性被遮蔽，精神理性最终走向贫乏，剩下的只是被驯化的符号性存在。

三、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偏执”

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以人为目的， 以满足人的利益需要，实现人的价值和意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旨归的思想政治教育。人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关注人本身的价值是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所在。一定意义上说，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场”是顺应时代的要求，为了克服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独断”而出现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自身的反思和批判，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客观发展的结果。从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它的产生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1.合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性。价值理性所诉求的合目的性，是指合乎人的目的。在价值理性视野中，人是终极目的，是各种努力的终极关怀，一切努力都是为了维护、发展、实现人的利益，提升人的价值，凸现人存在的意义，促进人的发展。首先，从教育实践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是“人”，思想政治教育是始终围绕“人”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是人，由人来组织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是人，促进人的道德完善。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是人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满足人的需要，促进或实现人的发展与完善才是最根本的事情。这种以人为目的，为人的发展和完善服务的内在价值，方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之所在。”[10]（P156）其次，从存在论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由人的生存、发展活动所催生，是人维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手段，是人的存在的一种形式”。“思想政治教育以使人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为指向，它致力于通过促进人之崇高精神境界的自我塑造和生成而提升人的存在，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目的的本真性回归。”[11]（P123）endprint

2.合乎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主体性是主体人的本性，是人作为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是在与客体相互作用中得到发展的人的自觉、自主、能动和创造的特性。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主体性发挥的前提是主体人的存在，尤其是受教育者作为主体的“人”而非“工具”的存在。价值理性以主体的人为中心，以人的价值实现和存在意义为目的，契合思想政治教育主体性的需要。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尊重人的主体意识和个性发展，培育和发展人的主体性，使人真正成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主体。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有着自身的内在局限。其一，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本质。思想政治教育的本质在于“政治性”[12]（P18）或“意识形态性”[13]（P175），这是思想政治教育存在的合理性基础。思想政治教育无疑具有浓厚的政治性或意识形态性，因为它是由统治阶级所发动的并通过一定的制度、组织、队伍等形式付诸实施的，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利益是国家利益的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意志的反映，“国家就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主体”。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过于强调人的本质、人的价值、人的解放和人的发展，把思想政治教育各个要素都贴上“人”的标签，忽视人存在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抽象和蒸发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本质和意识形态功能，“抛弃”了国家和政治，这样一来，思想政治教育同一般的教育又有何区别？事实上，任何历史时期或社会形态的教育，都避免不了社会文化的纠缠或意识形态的影响，即便是在表面上与意识形态相当遥远的智育、体育和美育， 也必然与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关系，更不要说以政治思想与道德价值为核心的思想政治教育。因为任何教育都不是脱离时空、脱离文化的抽象存在。其二，脱离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实践基础。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质是建立在抽象的人本主义而非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基础之上的。尽管学界早已提出以“现实的个人”为出发点推动研究范式转向，实际上“人”仍然是囿于整体的抽象的人，而非立足实践生活中的鲜活的个体。进而言之，人本主义人学可分主体性人学和生存论人学，无论是主体性人学还是生存论人学，都是一种形上思维，因为他们都预设了一个前提。“在主体性人学中，人的自由自觉状态，构成了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在生存论人学，存在的澄明之镜则是人的本真生存状态的根基。”[14]（P110）无论人的自由自觉状态，还是人的本真生存状态，实质都是人的抽象存在，而非“具体的现实的个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5]（P501）。而社会生活本质上是实践的，脱离人所处的特定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而空谈人的价值、人的发展和存在意义，无异于沙滩上的楼阁因缺少现实的牢固根基而坍塌。作为实践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表面上看它是人与人之间以思想为纽带的精神活动，但实际上这种精神活动无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真实反映”[16]（P124）。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人们之间蕴含丰富的政治、道德和情感交流等诸多关系，只有通过社会关系来透视这一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才能进入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处。

四、阿里阿德涅之线：个人与社会统一

无论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尽管都有其合理性，但它们本身又都因内在局限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其观点在理论和现实中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质言之，这两种形态的思想政治教育始终围绕的主题是思想政治教育是为了社会还是为了个人、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是社会本位还是个人本位，争论焦点归结为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即，个人和社会谁先谁后、谁主谁次、谁是目的谁是手段、谁决定谁的问题。问题在于，在对待个人和社会关系上，它们都采取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各执一端，非此即彼，割裂了个人和社会的统一。

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是一切社会问题的根源，也是解决思想政治教育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逻辑前提。正是基于对个人和社会关系的不同理解，才出现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价值取向彼此对立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态。厘清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也就是弄清二者分歧的关键所在。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立足社会本位，认为社会是神圣化的、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先验存在的实体。真正的个人是不存在的，只有人类才是真正的存在，因为不管从哪方面看，我们个人的一切发展，都有赖于社会。“人之所以为人，只因为他生活于人群之中，并参与社会生活。”[17]（P9）因此，个人是为社会服务的，人是手段，社会是目的，社会价值高于个人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就是“一定阶级、政党、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18]（P4）。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立足个体本位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人处于优先地位。因为社会是由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组合体。没有个人，就没有社会。因此，社会是手段，人才是目的。个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个人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思想政治教育没有个人价值，社会价值就形同虚设。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的缺陷都在于割裂个人和社会的关系，把个人和社会、个人发展与社会进步对立起来，而忽略了二者的统一。事实上，个人和社会互为条件，相互统一。统一的基础就是社会实践。首先，人是社会的基础， 社会的形成离不开人。“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 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15]（P187）其次，人是社会中的人，人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15]（P3）再次，“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的丰富的社会关系。最后，社会实践是个人和社会统一的基础，人的一切社会关系都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和发展的。既然个人和社会的存在互为条件、不可分割，“所以我们无论按什么标准看待其中的一方，也必须按统一标准看待另一方；因此，要把一个因素同另一个因素区别开来，认为一个高一个低，或者说一个是手段另一个是目的，就变成说法上有矛盾了”[19]（P49）。其实，“这个问题根本不涉及两种相互对立的含义，而是只有一种含义，就整体而言是社会，就其差别而言是个人，使整体成为部分的手段或使部分成为整体的手段，就好比使一出戏成为剧中人的手段或使剧中人成为这出戏的手段一样。”[20]（P190）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把社会看作超越个人之上独立存在的实体，人仅被当作从属于它的活动工具；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却把人看作抽象的实体，把社会看作个人发展的手段。这两种貌似对立的思想进路，其实都体现了单向度的思维方式，贯穿着一种“社会和个人孰先孰后、谁为谁服务”的实体性思维逻辑。在这种思维逻辑的演进下，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就成为“孰是目的、孰是手段”的关系。因此，我们既要避免把社会当作实体的东西凌驾于个人之上，只讲工具理性，不讲价值理性，漠视人的需要和自由发展；也“应当避免重新把‘社会当作抽象的东西同个体对立起来”[15]（P188），只讲价值理性，不讲工具理性，把思想政治教育变成片面或简单迎合受教育者需要的庸俗主义，从而消解思想政治教育政治性本质。无论工具理性思想政治教育，还是价值理性思想政治教育，惟有以开阔的胸襟，包容的姿态，批判的眼光，扬弃自身局限，汲取对方精华，走向人的理性融合统一，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和解”，才能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发展创新，才能在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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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刘云华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