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的重庆故事
黄奇帆
内陆创新发展加工贸易第一个故事，就是最近几年，我们改变了20多年来沿海地区加工贸易大进大出的发展方式，在内陆地区创新发展了大规模的加工贸易。
中国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沿海地区搞的加工贸易，最初是大进大出的“三来一补”，以后就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到2014年底，中国的加工贸易占全部进出1：345%左右。沿海的加工贸易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就是它的产业链很短。比如一台电脑，如果产值是500美元的话，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一般占整个电脑产值的50%，就是250美元；它的零部件、原材料从全世界运到中国沿海，又从中国沿海把整机销售到世界，整个的物流运输、仓储、销售环节占100美元；然后品牌商的研发以及售后的服务，一般占75美元，所以500美元中最后在中国沿海的加工贸易只留下75美元的总装，也就是占15%左右增加值的这一块，这个是沿海加工贸易的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由于它两头在外，原材料、零部件在外，在沿海加工，加工完了销售在外，所以它大进大出的物流结构特点，决定了它一般只能在沿海，所以过去二十几年，中国所有加工贸易99%在沿海，内陆几乎是零，原因就是物流成本以及物流的时间，就使得加工贸易放在内陆不合算，无法进行。沿海加工贸易发展二十几年来，由于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各种要素结构发生变化，所以最近几年，不少加工贸易订单转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都是沿海方便大进大出的地区。
如何把这一块经济既能保持，又能克服既有的缺陷？重庆形成了新的路数，改变了沿海加工贸易的薄弱环节。这就是，延伸产业链，把加工贸易的“微笑曲线”大部分留在重庆。重庆现在生产的每台电脑，它的产值的70%都在重庆，除了总装这个75美元留在重庆以外，零部件、原材料80%在重庆生产，所以250美元中的200美元落地重庆。
第三个特点就是产品的销售结算，跨国公司销售结算的这一块现在也留在重庆。大家知道加工贸易的核心结算方式是一种离岸金融结算，过去中国任何银行法人、自然人，都不能有离岸金融结算账户，而我们和惠普搞了第一笔离岸金融结算。那一天是圣诞节，惠普老总打电话说有1亿多美元要交给重庆财政，是离岸金融结算账户上的税收，你们的账户在哪儿？我马上打电话问，发现我们开一个离岸金融结算账户很麻烦，各方努力协调，在12月30日把账户开了，这一笔账就进来了。中国现在1.8万亿加工贸易的结算，5000亿在新加坡，3000亿在香港，2000多亿在爱尔兰，还有一部分在首尔、中国台湾、东京，我们大陆基本没有离岸金融结算。我们向国家提出了申请，国家外管局、人民银行等有关部门都同意了重庆的试点，推动了重庆这一块的业务，重庆离岸金融结算2011年结算了200多亿美元，2012年有400多亿美元，2013年是600亿美元，2014年到800多亿美元，今年预计会有1000亿美元。
这样三块加起来有350多美元，占一台电脑500美元的70%。现在经济比较低迷，电子产业一般效益都是下降，但今年1-4月份，重庆电子产业利润涨66%，为什么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效益？就是和创新了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有关，零部件、原材料大量本地化，前几年860多个零部件厂陆续在建设，现在正在大批投产，一下子把物流成本都降低了。
另外，凡是要搞的加工贸易品种，都要形成集群，我们叫做三个集群在重庆。一是零部件、原材料、整机上中下游产业链形成了集群，我们是5+6+860，五大品牌商，六大整机商，860多家零部件厂商都集聚在重庆。二是同类项产品、同类企业形成了集群在重庆，在中国沿海，富士康、仁宝、纬创、英业达、广达基本上各个省，你占两个，他占两个，一山不容二虎，互相分隔开来。在重庆形成了中国沿海所有加工贸易总装厂都到了重庆，各种电脑、网络终端产品的品牌商也到了重庆，形成了集群。六大整机商生产了全球网络终端产品的90%，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好的格局，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个企业订单少了，那个企业就多了，对重庆来说总体平衡，年年上升。三是物流运输、销售结算等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集群。我们这个集群方式就是产业链整合的模式，克服了沿海加工贸易的两个薄弱环节，取得了成功。2014年重庆笔记本电脑的产量是6300万台，全球去年销售2亿台电脑，我们占1/3，沿海地区所有的产量也是6000多万台。可以这么说，中国制造的笔记本电脑占全球2/3，重庆占1/3，沿海占1/3，一个世界级的笔记本电脑基地在重庆诞生。十八届三中全会讲到，中国下一步的内陆开放就是讲要转变沿海的加工贸易发展方式，推动整机加零部件垂直整合一体化的方式，在内陆开展加工贸易。这段话充分肯定了重庆的做法。
开创“三个三合一"开放体系
第二个故事，我想说的就是以“渝新欧”为代表，重庆形成“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的故事。
中国内陆开放滞后于沿海，内陆地区一江春水向东流，依赖于沿海地区走向世界，重庆作为西部的地区，原来也同样如此。我们在和惠普、台湾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各方面在合作的时候，引出了一个命题，就是全球的网络终端产品，各种智能设施，40%是欧洲在消费，30%是美国、加拿大、巴西这些地方在消费，还有30%是东南亚、日本、韩国，包括中国在消费。在这样一个格局下，如果到重庆搞世界级的电子产品基地，40%的产品要运到欧洲，按原来的路程，不仅消耗时间，而且运费很高。为了解决这件事，当时看着世界地图想到渝新欧铁路，为什么没有把它变成欧亚之间的运输大通道？
启动这件事后，发现三个问题：一是沿线六七个国家，每个国家海关都需要来一次关检，既耽误时间，也消耗成本，不当心还损坏货物，很不经济，很不合理，所以几乎没有人走这条线。二是每个国家的铁路运输都有一个运行时刻表，如果没有编入它的运行时刻表，你就是编外，就是慢车，没有进行渝新欧协调之前，我们的火车开到欧洲要开25天。三是价格，每个国家铁路运输价格都不同，哈萨克斯坦是一个集装箱一公里0.6美元，中国是0.8美元，俄罗斯是1美元，所以有一个价格协调问题。我们当时觉得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好，让重庆的三四千万台电子终端产品通过火车运到欧洲，一旦成功，就会从后位变成开放的前端，不仅重庆的货物可以不再通过海洋运到欧洲，还能吸引沿海的东西运到重庆再运到欧洲，劣势立马变成不可多得的战略优势。
我们要努力把这件事做好，第一件事，2010年我们花了6个多月时间，几个国家的海关签订了一卡通协定，欧洲人的说法是渝新欧自由贸易海关协议，重庆海关关检以后，六个国家海关不再重复关检，叫做关检互认，反之亦然，欧洲一个国家关检一路过来，我们也不再重复关检。
第二件事，我们把6个国家的铁路公司都召集在一起，在重庆每年开一次会进行协调，形成了五定班列，五定班列就是定起点在重庆，定终点在德国杜伊斯堡，定路径就是沿线的1.1万公里只停12个车站，第四就是定运行时间，总的是十三四天，还有一个定价格，我们把这件事搞好了。起点站是重庆，就是渝，中间经过新疆，到欧洲。这个协议签订以后，现在的渝新欧在整个的6个国家沿线1万多公里，是最高等级，它只要开过去，其他所有的特快、普快、快车、货车都让渝新欧，每小时120公里，出发十几天就到欧洲了。
第三件事是价格，大家有个求同心理，只要有一个是价格高的，其他低的都会支持高价的运输费，我们当然首先是协调俄罗斯，把他的铁路公司老总请来多次，大家一起协商，最初1美元，后来0.8美元，后来0.7美元，现在已经降到0.55美元。俄罗斯降到0.55美元，中国也降到0.55美元，其他国家也都降了下来。
这对渝新欧有里程碑的意义。这是什么概念？就是渝新欧的综合运价现在比海运便宜了。海运的运费算下需要七八千美元，而渝新欧是五六千美元，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价值比较高的货物走渝新欧比海运更划算。
把这些问题解决以后，渝新欧就得以成功运行。2014年3月份，习近平总书记到德国访问，就和德国副总理参加了渝新欧的火车进入杜伊斯堡火车站的一个仪式。总书记说了，中国正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发展，渝新欧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欧亚大陆桥的一个主要通道，是中国内陆和欧洲德国的一个经济联动的桥梁。总书记的这个讲话，又进一步推动了渝新欧发展，去年一年时间，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渝新欧得到了五个特许，五个重大利好。
第一、赋予渝新欧火车站，就是重庆团结村火车站，国家一类口岸。第二、既然是口岸，就需要保税区，所以国家批准渝新欧团结村火车站增加了一个保税物流园区。第三、中国和欧洲、俄罗斯，60年没有通过铁路邮政，从渝新欧开始，赋予渝新欧中欧邮政班列的功能。第四、赋予渝新欧专门的欧洲食品、肉类进口的口岸功能。第五、汽车整车进口口岸。中国每年进口车辆120万辆，其中有70万辆是欧洲的，渝新欧成了中国内陆可以把欧洲整车运到中国销售的一个口岸。有了这五个特许，渝新欧的货运量就能够得以极大的增长。
除了渝新欧铁路，重庆又进一步的推动了航空运输。过去的五年，根据联合国的一个简报，世界100个最大的机场，旅客增长率第一是重庆，第二是迪拜。我们已经进入了中国前7位。另外国际的货物运输量，原来是1万吨，现在到了30多万吨，这个增长量使得重庆的机场也有了一个一类口岸机场和保税区。重庆的长江航运，从来是国家内陆的航运枢纽，它也是一类口岸，也有一个保税区。
因此，重庆就形成了水陆空三个国家级的枢纽、三个一类口岸、三个保税区的“三个三合一”。有了“三个三合一”开放特征以后，重庆就成了中国内陆的开放高地。
由于这些开放的条件，使得重庆的外资企业大量入驻，这几年重庆引进的外资，已经连续四年每年超过100亿美元。对外进出口贸易，去年达到了950多亿美元，在全国排第九位，内陆地区排在第一位。
户籍制度改革促城乡统筹
第三个故事，就是重庆是个大城市和大农村叠加的地方，我们怎样以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为抓手，实现城乡统筹。
城乡统筹要以人为本，本质上就是农民工怎么转变为城市居民的问题。几年前，重庆差不多有900万离开土地到城市打工的农民，500多万在重庆主城区和县城打工，300多万在沿海打工，我们就考虑把重庆主城区和各区县城这500多万农民工，工作三年、五年以上的，自愿留在重庆城里继续工作的，自愿申请城市户口的，给他们城市户籍。
重庆这几年按照中央的要求，转移了270万农民工，加上一些家属，整个转进来的农村人口是400万，成为重庆城市户口。这个转户过程中，我们实现了城市和农村一体化的待遇，所有的农民工转过来，和城市居民一样，享受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小孩读书各种待遇，也就是同人同权同体系同待遇，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方面，就是农民工转户到城里以后，他在农村的三块地还能不能保留。有人说农村的三块地是集体产权，必须是集体一员，是这个村里，乡里的，才能分你耕地、林地、宅基地，你户口转出去了，不是集体一员，三块地是不是就没有了？我们觉得这是农民的基本利益问题，既然原来三块地分给他，转户后还可以继续留着，也就是对农民工转户后在农村的三块地，全部予以无条件保留，这样就保护了农民利益。留在农村的地交给别人耕种，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城里的农民工一旦变成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至少一年多1万块，促进了城市消费，同时也促进了社会人权生态。
有一个意料之外的事情是什么？从2012年开始，每到一季度，就发现重庆进出口猛涨百分之七八十，我开始都没有搞清，一般一季度地方开两会，二月份春节，三月份有全国两会，真没有太多精力满世界招商，为什么一季度进出口会冒出来？后来发现，沿海地区一到12月份农民工就开始回家，到2月份农民工回去复工，这中间企业就停工，农民工像候鸟一样两头跑，苦不堪言。而重庆农民工户籍制度改革以后，成了城市工人，也是小年夜放假，年初七上班，不存在两个月停摆的现象，所以老板就把沿海停的订单转到重庆，每年一季度订单上来，增长百分之七八十，三四月份又回去，全年增长百分之三四十。这个现象，属于生产关系改善和促进了生产力，是非常经典的一个经济学案例，我们本意是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结果变成了招商引资，进出口大发展问题。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义，改革能很好的促进生产力，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有利于人口红利的保持。
地票制度资源优化配置
第四个故事，我想特别讲一下重庆的地票制度。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发明过一个定理，也是因为这个定理得到诺贝尔奖。这个定理的基本要点就是：凡是政府管理的、有总量管制的公共资源，都可以进行市场化交易，而市场化的交易一定会使政府的管理能够实现更好的资源优化配置，产生更好的效果。这个原理的一种应用就是全球的碳汇交易所，我们也是根据这个原理，实施了地票制度。
全世界有个经济现象，100年的城市化进程，耕地是越来越多，因为农民进城平均使用100平米，在农村要使用250-300平米，这个意思就是1亿人进城，在农村用了250亿-300亿平方米的建设性用地，到城里只要100亿平方米，就可以多出150亿-200亿平方米。意思就是城市化过程是农村建设用地大量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少量增加，最后使得整个国家建设性用地总量减少，耕地增加，其他所有国家，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如此。但中国4亿农民进城了，为什么耕地却一直在减少？关键是农民两头占地，进城4亿农民差不多有10万平方公里的农村建设用地没有退出。怎么让进城农民把农村的建设用地退出来，同时又保护农民的利益，这一直是个难题。
我们按照科斯定理，成立了重庆土地交易所，设计了一个地票，实际上就是土地的用地指标。农村的建设用地主要有三块，一是宅基地，在外边务工新农民把老家的房子即使卖掉，也只能卖两三万，但是把房子拆了，复垦为耕地，地票就能卖十几万元到二十万元左右。第二就是在过去几十年形成的乡镇企业，现在废弃了，也可以复垦为耕地，验收以后也可以产生地票。三是农村闲置不用的粮站、学校、公共场所也可以复垦为耕地。农民把农村宅基地退出，形成地票，拿到土地交易所交易，城里人买了这个地票，就可以在城郊接合部的地方征地，发展房地产，这个过程是城市建设用地增加，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的过程，有助于农民致富的过程。按照这个原理，我把这件事向国家有关部门汇报，住建部、国土部和发改委等部门都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支持重庆搞这个试点。这些年来，我们每年3万亩，一共搞了15万亩的地票，地票最初每亩交易价9万，后来到20多万，这样15万亩地差不多300亿人民币进了农村，反哺了农民。城市房地产商买了地票去征地，搞他的房地产，农民卖出地票，双方的整个过程都是自觉、自愿，不是政府强制的。
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农村闲置的建设性用地复垦为耕地，把地票的交易价格扣除复垦的成本，15%归集体，剩下的85%全部归农民。总的来说，我们这个300亿进了农村，相当于农民增加了财产性收入，这就是我们的地票改革。
有了地票以后，我们现在建飞机场、学校、高速公路、医院这些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用国家的指标，搞房地产就买地票，由市场来支持这件事。这是一个资源优化配置的案例，重庆绝对有把握说，虽然城市化会带来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但通过地票的推出，到2020年，重庆3400万亩耕地一亩都不减少，还能增加100多万亩。
投融资拓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五个故事就是讲重庆怎样通过投融资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和实体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都在讲战略性新兴产业，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重庆市政府去年开始研究了这件事，在几十个产品的门类中，我们选了重庆有条件发展，也必须发展的十个行业，这十个行业包括芯片及液晶面板等电子核心部件、物联网、机器人及智能装备、石墨烯及新材料、轨道交通及通用航空等高端交通装备、新能源汽车及智能汽车、综合化工、页岩气、生物医药、环保产业等，这十个行业去年是600亿产值，我们做了一个规划，到2020年应该发展到1万亿。这十个行业，要发展到1万亿的话，需要投资6000亿。在这个情况下，市场没有问题，如果拉到了掌握技术的企业、团队一起干，技术也不是大问题，关键是大资本，一个项目通常几百亿的投资，靠一般的民营企业很难，大型国有企业也不容易，就是世界性的企业，如果光靠自己原始积累拿几百亿搞项目，也很困难，所以我们考虑到资本市场，推进了一个改革。
重庆一年要制造1亿台式电脑、笔记本电脑，需要大量的液晶面板，但是搞一条8.5代生产线，就需要300多亿，我们有市场，找了京东方，京东方有技术，它有1万多个专利已经被世界认可，但是给他说搞这个项目要330亿，他觉得很困难。后来我们说钱我们来解决，由京东方增发100亿股股票，我们全部认购。当时股票市场市值2.1块一股，重庆六七个企业用210亿认购了100亿股。京东方拿到这210亿以后，再向银行借120亿，共330亿，去年3月开工，今年4月份全面完工，现在重庆多了一个330亿年产值的液晶面板企业。另外又因为我们这么大一笔投资，股市当然有反映，去年京东方2.1块一股，现在已经变成近5块一股了，我们这100亿股就赚了250亿。
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件事，六七个国有企业花了210亿，赚了250亿，你原来的210亿拿回去，赚来的250亿，产权归你们，由政府建立一个高科技战略新兴产业的股权投资基金，把这250亿放进去，还是你们的所有权，五年以后也许又翻番了，变成500亿。另外我们还吸引了16个国内比较重要的投资者，比如说中国人寿，国家开发银行，中国社保基金会，还有各种金融机构，他们出550亿，加在一起就800亿，现在我们已经有了这800亿股权投资基金，我们不会自己赤膊上阵搞几十个项目，项目总体是有技术的企业来搞，他们也会带来资本。大体上，如果企业带来2块钱，我们基金参股1块，这样的话，我们800亿能够引入1600亿，形成2400亿的资金，这2400亿是资本金，再跟银行贷款3000亿，这就形成了5000多亿的投资，在几年时间里形成滚动投资，我相信我们今后五年，这个五六千亿投资到位，1万亿产值就会出来。
我讲这个故事，代表资本市场用好用足它的市场空间，为高新技术战略新兴产业服务。
以上讲的五个故事，归根到底就是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按照中央的要求，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要用改革、开放和创新来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改革是一种资源优化配置，是一种生产关系的调整，通过改革能够产生改革的红利，而这种改革的红利，会推动中国经济进一步的加快发展。开放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制度，它和地理位置没有直接关系，中国的开放因为从沿海开始，几十年下来大家容易形成固有思维，好像开放就是蓝色文明，忘了中国黄土地文明的开放可是几千年前就发生了，所以开放是种制度。十八届三中全会讲了，今后30年，中国开放最大的潜力在内陆，中国将全方位的、全域化的开放，重庆的开放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创新驱动将是今后发展的根本动力，光靠投资拉动，劳动力投入，已经不是新常态下的基本要点，新常态下的基本要点就是创新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