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洋干部”也下岗

雪珥

1863年11月16日，大清国又一名高级领导干部被“双开”，这回轮到了英国籍干部李泰国。洋干部也能上能下，说换就换，这当然是新鲜事，展示了大清中央在干部人事任免乃至外交方面罕见的硬朗。

担任了9年的大清国海关关长（总税务司），李泰国在大清中央政府中很有些分量：他不仅执掌着海关这一大清国的主要财源，而且在大清国与西方各国，尤其是老大哥英国的双边及多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撤换这样的洋干部，牵一发而动全身，能有魄力下这个决心的，只有绵里藏针、外柔内刚的恭亲王。

越位

导致李泰国与其“老板”恭亲王翻脸的导火线，是其在经办“英中联合舰队”时对中国主权的蔑视和践踏。从那时开始，这一事件一直都被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经典案例，也是历经清朝、民国直至今日而评价依然的极少数“铁案”之一。

在购置舰队和招募外籍官兵中，恭亲王及中国政府给李泰国的授权仅仅局限在经济方面，他可以在审定的预算额度内自主开支。但李泰国却擅自突破了这一授权，在他与这支“混血”舰队的未来司令阿思本签订的劳动合同中，两人居然约定了阿思本只接受由李转达的中国皇帝的命令，而李泰国还可以对其认为不合适的圣旨不予转达。同时，双方还约定将舰队官兵4年的薪水一次性提前支取。这当然深深伤害了以恭亲王为核心的大清政府的感情，他们无法接受这样一个将海军大权拱手相让的合同。在李泰国和恭亲王等人的激烈争论中，他坚称中国地方官员过于腐败，因此舰队不能听从前线统帅的调度，而必须直属于皇帝，这又激起了曾国藩、李鸿章等前线大员们的激烈反对，并被迅速上升到军队听谁指挥的国家原则高度。

毫无疑问，在这样的局面下，恭亲王只能选择玉碎而非瓦全，舰队最后被解散。大清国第一次大张旗鼓的人才、技术双引进项目宣告破产。

对于涉嫌渎职的李泰国，恭亲王十分恼怒，他在给皇帝的报告中，用罕见的尖刻语言说，“李泰国办事刁诈，以致虚糜巨款，实难姑容”，处分结果是“将其革退，不准经理税务”。恭亲王随即娴熟、辩证地将这件坏事说成了一件好事：“该夷狡狯异常，中外皆知，屡欲去之而不能，今因办船贻误，正可藉此驱逐。”如果李泰国敢于不遵，则将通过英国公使对此进行惩办。

强悍的李泰国在这样的打击面前终于低下头，之后与恭亲王的几次见面，“词色之间，业已神丧意沮，迥非来时桀骜情状”。但恭亲王依然担心他“野性难驯”，为了防止他回到英国后“颠倒是非，处心积虑，遇事思掣中国之肘，不可不预为设防”，于是将详细的经过，发文告知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及李泰国的好友、中国通威妥玛，以彻底杜绝李泰国“造谣簧惑”的可能。

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等人认为：“李泰国给中国自尊心造成的巨大伤害，不可宽恕。他所要求的权力，任何主权国家都不可能交给一个外籍雇员。他甚至要求取消妨碍他染指海关税收的北洋和南洋大臣，要求一套皇亲国戚才能用的府第；他表现得与总理衙门大臣平起平坐，只有恭亲王才是上司；而在实际工作中，他总是不能及时拿出舰队的开支账目。”

野性

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人品上都有大问题，但接替李泰国的英国老乡赫德并不这样认为，他否认李泰国有任何侵夺中国军权的主观愿望，其问题仅仅是过于“英国化”的个性，忽视了中国国情，提出了过于激进的改革要求。赫德本人也认为“这种要求很可能推迟而不是加快有益的变革”，而以开明著称的总理衙门大臣文祥很明确地告诉赫德，中国需要改革，但改革需要时间，不能急躁。

比起祖国英国来，李泰国其实更熟悉中国。他的父亲李太郭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长期在华传教。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老李被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聘为翻译和顾问，此后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又转任驻厦门领事。老李在40岁那年（1845年）早逝，留下6个孩子，李夫人难以承受经济压力，只好将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李泰国送到中国，请德国传教士、同为璞鼎查顾问的郭士立代为抚养。

逆境中的李泰国十分勤奋，16岁那年便因地道的中文而被英国驻华使团聘请为翻译，成为“外交童工”。22岁时，李泰国出任英国驻上海副领事。此时，太平军已占领南京，位于上海的江海关失控，英、法、美三国遂各派一名税务司“协助”清廷征收关税。李泰国成了英方代表。不久，法美两国相继退出，李泰国独揽大权，遂根据西方模式对海关大举整顿。他建章立制，废除“税额包干”的陋习，所有税款“尽收尽解”、点滴归公，并对腐败的海关官员和从事走私的外商船只进行严厉打击，成了双方共同的“敌人”。在李泰国主持下，已近停顿的江海关在战乱期间居然稳步发展，为清廷战时财政雪中送炭。铁腕的李泰国也因此得到了恭亲王的赞赏，在全国海关实行统一管理的重大体制改革中，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税务司，成为官阶最高、权力最大的外籍雇员。

然而，作为大清公务员，李泰国在最为关键的国家忠诚问题上面临尴尬。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不顾利益冲突，担任了英方代表额尔金的翻译和顾问，参加天津条约谈判，并为英方起草了大部分条款。父子两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担任同样的角色，在大英帝国看来，自然是忠君报国的典范，而在恭亲王看来，李泰国多少有点“吃里扒外”。1861年，李泰国回英休假，一方面为购置舰队奔波，这导致了他与恭亲王的最后决裂；另一方面，他为了抵制领事裁判权侵人中国海关，而向国际法专家广泛咨询，厘清了相关法律界定，客观上维护了中国利权。

因此，赫德认为，李泰国在中国官场的失败，其实是个性使然，他“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有对手”，其粗暴言行，令他本可以成为“中国的朋友”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此后的大清洋干部们似乎在耐性方面都大有长进了，赫德本人就游刃有余地周旋于大清官场达47年之久，反倒令英国方面怀疑他对祖国的忠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