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一盏文化明灯 执一柄侠义之剑

他24岁时，在台湾商界已崭露头角，被台湾媒体评为宝岛前20名的佼佼纳税人之一，并有着很好的信誉。30岁不到的年纪，已成为台湾电力公司的董事，并当上台湾农林公司的总经理，也是光华基金的创始人之一。

与后来台湾行政院长、总统府资政的孙运璿共事多年，孙先生曾有意提拔他进入仕途，但他不想做官，只想为社会尽分心力，追随南怀瑾先生为中华文化的延续与光大做点工作，把教育事业办好，为社会为民族培养一批又一批的传承者。创办中小学校，成为亚洲屈指可数的优秀华文教育学校。同时他还关注时事政治，促进海峡两岸和平发展，他就是薇阁基金会董事长李传洪先生。

恩师马前卒

深秋时节，台北的天空，飘散着细密的小雨。

在薇閣小学的门口，记者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传洪先生。在一间不大的会客室里，李传洪打开了话匣，面对记者的采访，李传洪说得最多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南老师”。

南怀瑾，被誉为“国学大师”、“一代宗师”、“大居士”等等，2006年，南怀瑾先生结缘太湖七都。由李氏注入资金成立东西精华农科（苏州）有限公司，投入兴建太湖大学堂。2008年始以“文武、古今、中外”合一之教育理念，成立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建校十年来秉持着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以生命科学为基础，实践人文精神的理念不断前行。

李传洪，拜读南怀瑾的《楞严大义今释》后，发现竟然有人能将佛法的精义，做出如此深刻的解说，从而拜师致学。

李传洪是南怀瑾的护法弟子之一，追随南怀瑾大师大半生，虽然不是亲生儿女，但对南怀瑾大师有着不同常人的感情，加之南怀瑾的“视天下人如儿女”的教育情怀，深深地影响着李传洪的为人。

李传洪说：“南老师是一位可以教你怎样吃饭、怎样走路、怎样读书、怎样做人的老师，细小到站坐卧，宏大到儒释道诸子百家言，都能开示，令人顿悟。”

对李传洪影响最深的是，做人《六字决》，即静、缓、忍、让、淡、平。李传洪表示，做人要静，少说话多倾听；凡事忍让是智慧，退一步海阔天空；世间一切都要看淡一些，很多事情随着时间会变成云烟，；以一颗平凡之心待人处事，同时为人处事要学会平衡各方利益。

李传洪告诉记者，南怀瑾常常教诲弟子，“一日之计在于晨”、“有缺陷才是正常”、“器度决定高度”、“生命的能量来自静”、“越是难，越要缓。”

南老师身体力行，“事求妥帖心常苦”，每一个弟子的问题，有问必答，亲自回信。李传洪说：“老师的悲愿太大了，所以正如耶稣为众生背起十字架，遭受折磨。”

在跟随南老师生活的40多年中，他自诩是南先生的“马前卒”，李传洪很能体会并揣测老师关心的事。

台湾好心人

“他这个人真的就是这样，对两岸交流可以说倾尽全力。”与李传洪打过多年交道的原海协会副秘书长王小兵这样表示。

王小兵记得，2003年非典时期，当时，台湾医务人员因恐慌，不少人甚至不上班。正在大陆的李传洪看到钟南山的事迹后就萌发出一个想法：能不能将大陆防治“非典”的经验尽快介绍给台湾？

随后，李传洪主动联络台湾宋楚瑜先生，并请曾是医生的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与王小兵联络。大陆卫生部、信息产业部等部门齐心协力，组织医务专家与台湾方面的专家召开视讯会议。“钟南山的现身说法，让台湾的医生和护士深受鼓舞。”

让王小兵难忘的另一件事，是李传洪冲破台湾当局阻挠接收大陆赠送的防护服一事。虽然大陆当时也缺少防护服，但考虑到台湾同胞的境遇，还是决定从上海紧急调运一批防护服到台湾。当货品到达台湾机场后，陈水扁当局不让入关，并以“征税”为由进行阻挠。这时，李传洪又站了出来，他找到了佛教团体慈济功德会，由他自己出钱“交税”，请该团体出面接收防护服，结果三天后防护服就发放一空。

因为防护服上印有“中国上海”的字样，“非典”之后，包括“荣总”等台湾的医院都写了感谢信，但他们并没有感谢李传洪，因为并不知道是李传洪促成的此事。

《论语》子曰：“泛爱众而亲仁。”圣贤认为，要以爱人之心待人，更应乐于助人。多年来，李传洪身体力行地帮助別人。在李传洪看来，帮助弱者，是一种仁义之举，更是一种修炼。“见义不为，无勇也。”

2012年3月，阿曼渔船行至西印度洋塞舌尔海域，台湾籍船长和其他国家的27名船工，遭索马里海盗挟持。得知这一消息后，李传洪参与营救受困人质，前后历时五年多，耗资三百多万美元。

李传洪救的不是27个船员而是27个家庭，祖孙三代数百口人，这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在二千多个日子中李传洪投入的不只是钱财，他与受难者家属同样接受精神上的折磨，时刻都在担心海盗们撕票，这种仁爱的精神都是受父亲的影响及南怀瑾先生身教言教。

李传洪的父亲李土曾说：“真正的学问是在林林总总的社会历练中获得的，只有学识是不够的。”

李传洪小时候每天放学后，他就跟随着父亲到迪化街上的茶行喝茶，了解人情世故。“我爸爸从小穷怕了，自己非常节省，省到连一碗五毛钱的面都舍不得吃，但亲朋好友有难，他一借就是二三十万台币给人家，那时十万台币就可以买一栋房子。”李老先生的善行，深深教育他的子女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31岁那年，李传洪与南怀瑾结识，第三天南怀瑾先生向李传洪借贷数百万台币。后来南怀瑾先生因为政治原因避走美国时负债累累，李传洪一次性帮南怀瑾把数千万元的债务还清。

1988年，李传洪还未进入大陆投资，时任温州市长的刘锡荣，找到了南怀瑾，希望其投资建设连结温州到金华的“金温铁路”。当天半夜南先生打电话给李传洪，叫他第二天上午坐飞机到香港，中午在中环办公室见面。

李传洪回忆，南怀瑾先生把一堆分析报告丢给他说：“他们都是以生意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是要解决浙江一百多年来没有解决的民生问题。浙东1700多万老百姓出入都不方便，从温州到上海要坐船经过一昼夜才能抵达，遇到台风大浪都不能航行，又载人又装货也很危险。传洪，你回去后即刻筹一千万美金给我作为开办费用。”

李传洪这时心里在想，一、二百万美金还容易，一千万美金是有些困难的。但他二话没说，在南先生面前只应承说：“噢、噢”。回到台北后，李传洪左思右想，桃园、中坜的土地不是那么容易出手，台北有块六千多坪“合二万多平方公尺”的土地，用作“康宁驾驶学校”，当时每月学费收入可达二百多万新台币，现金流在当年也算是笔不错的收入。

在李传洪决定出售这块土地前，台北市议会陈健治议长持坚决的反对意见。他告诉李传洪，基隆河马上就要截湾取直，根据“都更法”你可取得百分之四十的土地，二千四百多坪，每坪价格应超过300万一坪，价格相差一百倍以上。李传洪在权衡老师的利民事业高于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以每坪四万多的价格卖给了台北美丽华大饭店，得款数计一千多万美元。

周恩来亲戚

对自己这一特殊身份，李传洪态度相当低调。“我的岳母是周恩来的表妹，岳母的父亲是地主，却十分支持周总理参加革命。”

1949年，李传洪的岳母家迁居到台湾，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与周总理在大陆的后人（时任中国驻英使馆参赞的周尔鎏———他曾一直跟随在周总理身边）取得联系。

“周恩来总理不是神，而是活在人民心中的完人。”李传洪说，不只是大陆，台湾也有很多人非常尊重周总理。

2018年2月29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纪念周恩来诞辰110周年大会上，李传洪与其他19位家属代表一道列席。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切慰问了李传洪。

温总理说：“你跑这一趟太辛苦了。”因为那天李先生是从台北飞到北京。然后温总理又问：“南开大学好不好？”李传洪因为捐助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所以被聘任为学院发展委员会主任委员。

文化布道者

“中华文化是一座伟大的圣山，我就是一名朝香客，要延续这个香火，一步一步往上走。”多年来，李传洪一直致力于两岸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与传承。

在记者采访中，李传洪表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西方教育思想影响，国民逐渐淡忘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文化教育精神。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一代的中国人逐渐失去了文化根基，中国文化出现了严重的断层危机。

“我们现在的教育，大体上都是传授知识和技能，并不重视传统教育的人格养成和民族文化的传承。”李传洪表示，追求“中国梦”是所有中国人的理想，过程中最重要的是恢复中华文化，从基层深根、扎根。

1978年，台北市私立薇阁小学由李传洪接任董事長。在李传洪看来，教育工作，是无怨无悔、点点滴滴的树人工程。

李傳洪确立了四个办学方针即文化传承、精致教学、生活教育、社团活动。还开办了静定与脑力开发课程，成立了儿童智力开展研究中心，开展静定与脑力开展的相关课程。

薇阁提出以“培养品格与文化素养的实力学生”为目标。李传洪深有感触地说：“让孩子变好，比让孩子变聪明更重要，人格养成远比智育成绩重要，读经典好比播种，让孩子受用终生。”

1993年，李传洪成立了私立薇阁高级中学，一所相当知名的精英高中，以田园教学和英语教学为其特色，经常被媒体称为台北市私立名校，培养优秀人才，学校设有奖学金，惠及百分之八十的学生。

2008 年，李传洪在江苏太湖设立太湖大学堂与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学校只有两百多名学生，想要争取入学的家长们常一席难求。李传洪表示，主要是因为实验学校办学成效显著，学校结合中西、古今、文武，教案还推广中西人文科技文化，同时学生要学书法、礼仪乃至于武艺等。其实验成果与教案得到中国大陆其他各级学校的认可。

教育是立国之本，李传洪多年来致力于经营台湾薇阁中小学校、太湖大学堂、吴江太湖国际实验学校等，默默推动，默默地去做复兴中华文化的儿童基础教育，堪称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