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经纪人”幕后黑幕

魏斌

想辟“蹊径”“打赢”二审官司

2015年6月10日上午，居住在北京朝阳区的翟岩民接到了一个电话，来电人显示为北京一家律师事务所（康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方时松。电话里，方律师告诉翟岩民，有件案子比较棘手，需要请他“出马摆平”。翟岩民窃喜：“生意”来了！

方时松律师向翟岩民简述了案情：山东省潍坊市一个名叫徐方民（实名徐永和，系潍坊下属县级市诸城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科副科长）的官员，因涉嫌贪污罪，被当地法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0年。徐方民不服判决，提起上诉，二审即将在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在二审开庭前的2015年6月7日，徐方民的妻子贾素桦通过方律师的同学，找到了山东潍坊籍的北京律师方时松。

44岁的方时松从业多年，曾当过中央电视台法制类栏目记者，还做过检察系统的专职法制报道。2007年通过全国司法考试后，转行当律师。据案发后方时松供述：接受老乡贾素桦的委托后，方时松以多年的从业经验判断，此案铁证如山，二审时很难推翻一审判决。贾素桦暗示方律师，她愿意不惜代价地为丈夫翻案，并先期付给方时松7万元律师费（后经警方核实，方时松本人只拿到了1.4万元）。基于老乡“情面”，方时松决定绕道“正常程序”，另辟“蹊径”。

6月8日，方时松在北京组织了一场“徐方民案件研讨会”，邀请了包括北京知名大学的多位法律学者与媒体人士，大家就徐方民一案进行了广泛讨论，针对徐方民案件在审理与判决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热议，最终还形成了文字，部分内容公布到了网上。

方时松感觉仅仅如此还远远不够，为了进一步向潍坊中级人民法院施压，他想到了在北京有着较高知名度的“上访热心人士”翟岩民。方时松被抓获后，向潍坊警方供述：“老翟是个热心人，所以想请他出马，在法院门口趁开庭时弄个有组织的‘上访，这样就会给当地法院和政府施加压力，最终达到让法院作出有利于自己当事人判决的目的……”在方时松看来，只有在“闹腾”了以后，才会达到他要“打赢”二审官司的可能。

翟岩民在方时松律师的“盛情”邀约下，就这样“隆重登场”了。翟岩民究竟何许人也？

发现“商机”

北京本地人士，今年54岁的翟岩民很久以来并没有一份固定的职业。年轻的时候，翟岩民曾经营过多种公司，如“先锋调查公司”，就是类似于做私家侦探的活，专门组织人员外出进行跟踪、盯梢，对婚姻不忠者和欠债人等进行包括隐私在内的深入调查，以获得当事人的认同，获取利益。可由于他屡屡涉嫌侵犯当事人隐私，公司不久亦关门大吉。后来，他又开设了“求知咨询公司”等，也是专与人打交道的活，组织社会上一些能说会道的人士专门就社会热点问题，“专业”解答来京上访人员的疑惑等，但很快就同样夭折。

翟岩民在创业路上“屡战屡败”，他却并没有反思自己，反而觉得是老天不给他成功的机会。翟岩民的妻子和他已经90岁的老父亲，对他多次进行了善意批评，要他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将一件事情做好，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尤其是翟岩民的儿子翟友才，对父亲的为人处世与做事风格深度不满。案发后，28岁的翟友才吐露心声，据他回忆——

幼小的时候，翟友才感觉父亲的确是个人物，总是听见其他人在父亲面前“翟总长、翟总短”地叫，让他觉得父亲好不“威风”。可后来，看见那些人在父亲公司倒闭时一个个头也不回地离去，而父亲则在潦倒之余，也一天天地苍老起来。对父亲的敬佩之情，也一点点下降，直到如今对父亲的感觉完全是“负值”。

从北京一所大学毕业后，翟友才在北京的一家文化公司任职。已经具备一定人生阅历的翟友才，见父亲仍每天在那“晃晃荡荡”的混事做，不觉深为生气并十分担忧，他多次劝说父亲，要父亲沉下心去，做好一桩事，以此获得社会正确的认同。但翟岩民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听进去。

父子俩因“事业”上的分歧而经常争吵，要么不见面，见面就拌嘴。儿子翟友才说：“以前你一直是我心中最伟大的父亲形象，现在，这个伟大的形象去哪了？”儿子如此质问自己，翟岩民既恼火又委屈，感觉自己做人做得很失败，连儿子都瞧不起自己。

为了让儿子和更多的亲戚朋友能看得起自己，翟岩民不是想着趁着还没有完全老态龙钟，赶紧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却想着要干点“惊天动地”的“大事”出来，让儿子和其他亲友们对他“刮目相看”。

由于过去所开公司业务的原因，翟岩民经常与公检法打交道，公司关门后，他仍经常向位于天安门附近的正义路一带溜达。时间一长，翟岩民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据他观察，在正义路法院、检察院的大门口，每个月的15号，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访民集聚在此，向法院递交各种申诉材料。翟岩民感觉，何不在这个地方组织一些有想法，有活动能力的人，和真的也有情况要反映的人，在全国各地进行“专业上访”，然后他作为组织者从中获利？

说干就干。翟岩民组织“访民”到各地法院和检察机关等打听各类案情，了解到所谓的“冤案”后，他便向当事人家属承诺，他能够帮他们“申冤”。当事人正愁“求告无门”，对翟岩民深信不疑。翟岩民则组织一批只要给钱就什么都肯干的无业人员，来充当“访民”，他给他们每次发数百至千元不等的酬劳，然后组织他们去当地的法院和政府部门门口拉横幅喊口号。截至案发，翟岩民在河南、黑龙江等地多次组织无业人员“集体上访”，而他每次少则获利数千元，多则上10万元。

翟岩民在“业界”的“名气”越来越大，所以，当方时松律师感觉案情棘手的时候，便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翟岩民。

接到方时松律师的“生意”之后，翟岩民立即行动起来。他联系了一个名叫任建才的人，并要求此人担当潍坊“维权案”的“现场指挥”，他自己任后方总指挥。50多岁的任建才是山西吕梁市石楼县人，他多年在北京从事专业上访活动，时常穿一身白衣，留着长头发，有时还梳个辫子，常常以“道士”而自居。不务正业的任建才，家中有八个子女，其中有两个孩子还是由当地政府部门在抚养着，而他却在外面给不知底细的人进行着“维权”，以此获取每次数百元的蝇头小利，着实让人费解。

2015年6月14日下午，翟岩民通过电话遥控，将15名“访民”（分别是来自山东、山西、辽宁、吉林等地的无业人员）指挥到山东潍坊，先是安排他们在旅馆住下，然后由任建才请他们吃晚饭，吃完饭后每个人发几百至上千元不等的酬劳。案发后据任建才供述，这次来潍坊的人有15个，除了一个人外，大家都去过黑龙江庆安火车站，在那里“帮助”庆安枪击事件中所谓的“受害人”声援，具备一定的经验，所以他们都认为自己一定能成功，成功后再聚集在一起吃饭。接下来，他们还要去广州，那里还有一场更大规模的行动在等着他们，横幅都已经在加紧制作了。

2015年6月15日，即徐方民涉贪案开庭的当天，上午八时许，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口突然聚集了一批男男女女，他们高举“人民有权监督司法”的横幅，嘴里直呼“冤枉”。这批人正是由身在北京的翟岩民进行着遥控、由任建才现场指挥的“职业访民”。经他们这么一闹腾，法院门口迅速聚集了数百围观群众，法院门口的道路被堵得水泄不通。不少围观者拿出手机拍照，并迅速通过微博、等方式，向外界扩散。

就在翟岩民暗暗得意的时候，从网上看到消息的儿子翟友才，给父亲打电话来了。翟友才厉声责问父亲：“是不是您策划的？您不要觉得这么做有成就感，不要以为我和爷爷、妈妈会对您刮目相看。您这是在玩火，知道吗？赶紧收手吧！”翟岩民觉得儿子小题大做，反而对儿子说：“你老爸我就是有组织能力。前几次就组织得很成功，这一次声势更大，更出色，你不佩服还不行。”儿子长叹一声：“爸，我真的没有什么话可以跟您说了，您好自为之吧！”

儿子的担心果然“奏效”。由于他们组织的“上访”，已严重堵塞了交通，警方前去疏导交道，并询问“上访者”有何冤情？这一问不要紧，警方发现，这批“访民”不仅不了解案情，有几个人甚至连他们要“声援”的对象名字都叫不出来，而且口音还五花八门，根本不是他们嘴里在喊着的，自己是涉案人亲戚朋友什么关系。这让警方产生了高度怀疑，遂对这批人采取了措施，将他们控制起来，带进警局进行询问。

面对警方审讯，包括任建才在内的“访民”们未做任何抵赖，如实交代了“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违法事实，并将幕后指使者远在北京的翟岩民供出。6月15日晚，接到潍坊警方协查通报的北京警方，在北京将翟岩民抓获，随后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将翟岩民刑拘。次日，方时松律师、任建才等人亦被刑拘。

令人玩味的是，当事人家属贾素桦得知内情后，没有对翟岩民、方时松等人表现出丝毫同情，反而责怪他们“拿了钱没有办好事情”。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其有违法犯罪行为，警方暂时并未对贾素桦采取措施。

得知父亲真的触犯刑律之后，翟友才伤心之余，表示自己不会去看望他，要让他“受点教训”，“这么大年龄，再不改过，就真的晚了”。当身在潍坊看守所的翟岩民获悉儿子的态度后，悔泪长流：“我一直想做个成功人士，让老父亲与儿子以我为荣。但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与我的初衷背道而驰，我真的错了……”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午间节目部主任、央广时事评论员王健对此评述：法治社会不应向“闹访”低头。“这种‘职业闹访行为披着正义的外衣，赤裸裸地亵渎法律的尊严。背离了法律的信仰，抹黑了司法公正。”王健认为，“职业闹访”有生存的空间，说明我国的法治仍需不断地完善。在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同时，要让每一位公民都有正当申诉的渠道，通过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让人们对法制的信仰不断上升，这样才会彻底铲除“职业闹访”生存的土壤。

编辑：程新友 jcfycx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