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遗忘的贝德士遭遇
王春南
贝德士这个名字，已为很多中国人所知。他英文名Miner Searl Bates，亦译作贝茨、裴滋、贝德、贝特斯。原南京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副校长。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参与组建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他是一位帮助中国人民于危难之时的国际友人，是值得我们铭佩的。但是，60多年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被认作美帝文化特务、南京大屠杀的共犯加以讨伐。至今还记得贝德士遭际的中国人，估计不多了。
贝德士黯然离开中国
1950年，贝德士鉴于中美两国对立加剧，不得不结束他在南京金陵大学的30年教学生涯。这年7月，他获准离华，随后踏上归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奉行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路线。据《周恩来年谱（1949—1976）》，1949年11月8日，周恩来在外交部成立大会上说：我们不学清朝的西太后、北洋军阀的袁世凯、国民党的蒋介石跪倒在地上办外交。“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我们今天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他所说的帝国主义，主要是美帝国主义。自此，反美宣传和斗争一天天升温。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抗美援朝运动，其内容之一是进行“仇美”“鄙美”教育，反对“崇美”“亲美”。据南京市档案馆编《半个世纪的足迹》一书，1950年11月12日，南京市大、中学校师生全面开展时事学习，揭发、控诉美帝在华罪行，清算亲美、崇美的错误思想。反美教育遍及全国城乡，工农商学兵都被发动起来。金陵大学一位美籍女会计当时尚未离华，被一群天真的中国娃娃扔砖块，足见连孩子也受到了反美教育的影响。贝德士的学生王绳祖先生赶紧帮这位女会计办妥了返美手续。
据南京大学历史系茅家琦老师回忆：“朝鲜战争爆发后，要肃清美国影响，煽动仇美，便把贝德士说成是美国间谍。”
出乎贝德士意料的是，严厉的清算还等着他呢，不因他远离中国而了结。
问题出在金陵大学是美国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大学，贝德士是作为基督教教会派出的传教士来金陵大学任教的；在当时政治气氛下，教会大学的办学活动，及贝德士等美籍教授的教学活动，都被说成是美帝文化侵略活动。金陵大学等美国在华教会大学，其历史行将终结，对贝德士等人的清算即将开始。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召开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周恩来在会上说：“过去我们曾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随后，教育部于1951年1月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决定这类学校由中央政府完全接办。金陵大学代理校长李方训在教育部会议上发言，揭露、控诉了“美帝文化侵略”。
在金陵大学校内，对美帝的控诉、批判如火如荼。批判、斗争的对象是万里之外的贝德士等人。195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柏生采写的报道《南京金陵大学对美帝的控诉》，内云：
“一八八八年创办的南京金陵大学的全部历史，都是与美帝国主义侵华历史紧密地联系着的。”
“在抗战前一年，美帝更派遣美国财阀摩根的一个爪牙贝德士到金大教授历史，实际上是进行毒辣的特务活动。贝德士与日寇和汪精卫勾通，参与了当时的南京大屠杀。他一面在金大向同学们传布亲日思想，一面和日寇串通，在‘招人做工的名义下，把大批中国难民移交给日寇，让日寇集体屠杀了。”
批美帝，在金陵大学落到实处，就是批贝德士。贝德士成了美帝的化身。《人民日报》给贝德士安的罪名，一是“进行毒辣的特务活动”，二是与日寇和汪精卫勾结，参与了南京大屠杀。如果真是这样，那贝德士就罪大恶极了。其实，南京大屠杀进行之时，汪精卫不在南京，并且尚未叛国投敌，“与日寇和汪精卫勾通”，不知从何说起。
当年批判贝德士的人遗忘了一件事：《人民日报》在连续报道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时，曾于1946年8月2日登载过一篇题为《前金大教授贝德证明日军在南京残暴空前》的文章，贝德就是贝德士。四年多以前，贝德士还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揭露者，转眼间怎么变成南京大屠杀的参与者了呢？
《人民日报》这篇报道的作者还忘了向金陵大学校方核实一下，贝德士来到金大的时间及其简历。他到金大，不是在“抗战前一年”，而是在1920年；不是由“美帝”派出，而是由美国基督教教会派出。1934、1935年，贝德士作为洛克菲勒基金学者到哈佛大学进修过日语、俄语，此事与“美国最老的大企业集团之一”摩根财团扯不上关系。《人民日报》的报道却说“在抗战前一年，美帝更派遣美国财阀摩根的一个爪牙贝德士到金大教授历史，实际上是进行毒辣的特务活动”。道听途说，任意编造，荒唐离奇。
经过对美帝的批判运动，金陵大学被接管，并入了南京大学。
欢送贝德士合影背后的辛酸故事
在贝德士离开中国前五个月，早期受教于他、学业有成的学生们编了一本《贝德士先生留华讲学卅周年纪念》，表达惜别和敬仰之意。据刘家峰《“理解变革的中国”：在华传教士的中国情怀与观察（1949-1969）——以贝德士文献为中心》一文，贝德士的高足，时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的王绳祖，在纪念册上留言：“三十年来，追随你最久的两个学生，要算是陈恭禄先生和我。我知道你是一个追求真理、实事求是的学者，我知道你是一个肯牺牲自己去帮助别人的基督徒。”
贝德士离华前夕，王绳祖先生不顾外界压力，召集了欢送贝德士的茶话会。南京大学历史系方之光老师让他的学生袁蓉将欢送贝德士合影传给了我，我看了60多年前的这幅老照片，不免酸楚。照片上的贝德士学生王绳祖、陈恭禄，后来都因为与贝德士的关系而受株连。贝德士的另一位学生、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说：“在一片打倒‘美帝的呼声中，只有王绳祖、陈恭禄等金大历史系教授为这位美国老师举办送别茶话会。当然，嗣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难免为此付出代价。”
王绳祖先生1923年入金陵大学化学系，后转入历史系，得到讲授美国史的贝德士的悉心指导。1927年毕业，任中学老师，1929年贝德士将其召回金陵大学历史系任助教，后升讲师。1936年所著《欧洲近代史》，被商务印书馆列入大学丛书。贝德士为此书作序，称：“书中所述，不持一方成见，不标任何学理，惟以冷静头脑，研究事实，作精确之记载而已。”同年，王绳祖通过中英庚款留学考试，在贝德士的推荐下，赴英国牛津大学学习。1939年归国，任金陵大学教授。后任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直至金陵大学被接管。因为与贝德士关系密切，又因为主持欢送贝德士的茶话会，政治运动没有少找他的麻烦。据茅家琦老师回忆，王绳祖在欢送贝德士的会上致辞，最后一句是“后会有期”，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王绳祖就因为这四个字挨批，说他盼望美帝卷土重来。
南京大学历史系吴世民老师说：“贝德士对王绳祖先生有知遇之恩。1950年后，贝德士被认为是美国的文化特务，王先生为他背黑锅。‘文革中‘清理阶级队伍，我跟系里的老先生们编在一个‘学习班接受审查。王栻先生最早被宣布‘回到革命师生队伍。王绳祖先生被挂的时间较长，因为他被认为与‘文化特务贝德士关系密切。后来弄清贝德士不是文化特务，王先生才被解脱。”
南京大学历史系孙应祥老师在“文革”前因工作关系，看过江苏省有关部门保存的南大历史系老先生们的档案，据他说，王绳祖先生跟贝德士的关系都是公开的，没有背后的活动，他们的关系是正常的师生关系。
1978年贝德士去世，十多年后，他的女儿曾访问南京，并寻访父亲的学生王绳祖，惜王已谢世。“后会有期”，从未实现，但王绳祖却因这句话而获咎。
陈恭禄先生1921年入金陵大学化学系，转农科，再转历史系。1926年毕业，执教于中学。1928年至金陵大学任助教。1933—1936年在武汉大学任教，由讲师升至教授。此后在金陵大学任教授，1952年后转入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授。所著《中国近代史》，193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被列为大学丛书之一。此书扉页印着这样一句话：“献给贝德士：我的先生，朋友和前同事。”可见陈恭禄与贝德士关系之深，对贝德士仰慕之切。正是由于跟贝德士关系亲近，再加上据说被陈伯达《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定性为“反动历史学家”，陈恭禄在1949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备受煎熬。
1956年12月出版的南京大学内部刊物《教学与研究汇刊》创刊号（人文科学版），第一篇文章就是陈恭禄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自我批判，题为《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评》。文中承认受了帝国主义思想的毒素，旧著《中国近代史》是一本“反动有毒素的书籍”。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如果不是强大的外部压力，一位享有盛名的教授是不会这样作贱自己和自己的著作的。该刊还登载了“刘希纯”的《关于“对旧著‘中国近代史的自我批判”的几点意见》一文，该文对陈恭禄的批判词语尖锐，火力很猛。据笔者了解，这位署名“刘希纯”的教师，一年后竟成为专政对象，命运比陈恭禄更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之可怕，就在于你不知道明天会怎样。
对陈恭禄的进一步批判接踵而至。1958年，《历史研究》第12期刊发两篇长文批判陈恭禄。如果说以前是在南大范围内批陈，那么，这一回是在全国范围内批陈，陈恭禄成了全国的“反面典型”。一篇文章是对南大历史系批判陈恭禄等人的综述。文云：10月16日一整天，南大历史系全体师生批判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下午，除了历史系师生，中文系全体老师也参加了批判会。共有11人发言。“批判了陈恭禄先生旧著《中国近代史》中的人口论、地理环境论、‘公平态度的‘客观主义、中国落后论等二十七个反动论点”。“大家一致指出：陈恭禄先生旧著《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极端反动的著作……是一部向中国人民的宣战书，是向战犯蒋介石献策。”当时的南大校长到会并讲话。文章又云：7月1日创办的南大历史系系刊，已经发表的文章有《批判陈恭禄先生在辛亥革命史上的反动观点》《批判陈恭禄先生对中国近代史所作的反动结论》。批判会和批判文章给陈恭禄扣的政治帽子很大，很吓人，简直就是对陈恭禄的狂轰滥炸。
另一篇文章称：陈恭禄“立场反动，观点谬误，专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服务。……最可耻的是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而宣传的反动立场。所以陈恭禄先生在他的《中国近代史》卷首，就把这本书谨敬献给美帝国主义派驻中国的特务、传教士、但披上教授外衣的贝德士”。
当时批陈恭禄的一个做法，就是将陈与其老师、所谓美国“特务”贝德士挂钩，以为这样就能把学术问题上升到政治问题，深挖其“反动本质”，将其“批倒批臭”。
“文革”爆发时，陈恭禄的生命只剩下最后几个月，但他没能逃过厄运。方之光老师回忆说：“陈伯达早就点了陈恭禄先生的名。1966年5月，陈伯达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革小组的通知，通知中写明组长为陈伯达）。南大历史系按上面要求，在教学大楼（不久改称‘文革楼）开会讨论剥夺陈恭禄先生的各项权利。那时陈恭禄先生已患癌症，没有到会。王绳祖先生站出来反对。就他一人反对。”
陈伯达一言，竟然能定陈恭禄后半生。陈恭禄的苦厄、磨难、郁郁以终，竟然是因为陈伯达一句话，难道陈伯达“口含天宪”？
以往我也相信陈伯达在《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中指陈恭禄为“反动历史学家”。2014年底，为了弄清陈伯达在什么语境下说这句话，我到南京图书馆，将1948年4月出版的陈伯达《中国的四大家族》一书浏览五遍，没有找到这句话。我不甘心，又在于川主任的帮助下，查了《四大家族》的九种本子，仍然没有找到。我又查阅了陈伯达的《人民公敌蒋介石》一书，书中未见“陈恭禄”三字。一些人、一些文章说陈伯达给陈恭禄政治定性，却找不到文字依据，真是不可思议。我向茅家琦老师请教，他说：“1958年‘教育革命中批判陈恭禄，根据就是陈伯达那么一句话，他说陈恭禄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我对陈伯达说过这句话并不怀疑。”我又问吴世民老师：“是否看到过陈伯达点名批判陈恭禄的原话？”他回答说：“陈伯达说陈恭禄是反动历史学家，都是口头传，我也听到过，但从没有看到有书为证。”
难道陈伯达给陈恭禄政治定性，只是口头传达，没有落下文字？
我当年就读南京大学历史系，没有上过陈恭禄先生的课，他那时讲授史料学，不教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代史。我读他的《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是在草成此文之前，算是弥补了当年没能上陈先生的课的缺憾。陈先生和王绳祖先生在民国时期分别因《中国近代史》和《欧洲近代史》而得大名，今天看来，不能说是“浪得名”。《历史研究》1958年第12期的一篇文章说陈恭禄“卖狗皮膏药”，“实际只是空头家”，近于人格贬损。我读了陈先生的书，深感他眼界宽阔，史识甚高。他既通中国史，又通世界史；不但对历史学有精深研究，而且对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曾下功夫钻研。他鄙视不通世务、袖手高谈、无补于国的书生。他自己是有实际知识的，谈论历史上各朝各代的成败得失及经验教训，能讲到点子上。他非常重视“眼光敏锐的政治家”对建设、振兴国家的作用；非常重视改革对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非常重视“政杂言庞”情况下提高改革主持者的“政法（即政治、法律）威权”对祛除痼疾、革除弊政的作用；非常重视制度建设对国家繁荣兴旺的作用；非常重视控制人口增长对国家安定的作用（《历史研究》的文章批陈恭禄的“人口论”，尤其没有道理）；非常重视民众的生存状况的改善对防止社会动荡的作用；非常重视吸收外来新知识对破除国人因循守旧思想的作用。读他80年前写的史著，仍有一新耳目之感。我读他的《中国近代史》，最受感动的一处是，陈先生在评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封疆大吏的功过是非之后写下的一段话：“吾人生于今日，指摘前人之过，殊非难事，设使吾人生于当时，决不敢谓对外知识，高于时人。吾人之责任，则在明了当时之背景与环境，而可以识其政治社会。……吾人不能为之恕者，有得新知识之机会，不知利用，而顽固反对，阻碍中国之进步，增加民众之痛苦也。……今之论古，犹后之论今，古人给予吾人极大代价之教训，可不勉乎？”史家有这样的情怀和眼光，研究历史，论人论事，就能得出比较客观、公正的结论。
还原一个真实的贝德士
一位领袖人物说，分清敌友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但政治运动一来，人们的头脑就发热了，常常认友为敌。说一个人是敌人，即使没有根据，也总会有人相信。就像贝德士这位国际友人，当年抹黑他并不难。不过短期可以，长久不行。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一直是热门。该研究针对性很强，就是为批驳日本国内一些人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论而研究，为教育国人不忘历史、不忘国耻而研究。批驳否认南京大屠杀的谬说，必须有证据，这就要用到外国人提供的证据，包括贝德士提供的证据。所以，南京大屠杀问题越往深处研究，越能证明贝德士是清白的，他不是有罪，而是有功。
1997年出版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编《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一书，第三部分《外国人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文献资料》，就收有《贝德士文献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书中这样说明贝德士文献的来历及其历史价值：
“1991年7月至1992年3月，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先生在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系统地检阅了贝德士留下的全部文献。由于贝德士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一直在南京，并且参与组建南京安全区和国际委员会，做了大量保护、救济难民的艰苦工作，目睹了日军的烧、淫、杀、掠等种种暴行，还通过各种渠道向全世界揭露、谴责日军的罪行，所以贝德士文献是重要历史见证和宝贵资料。”
1997年出版的约翰·拉贝著《拉贝日记》中，收有贝德士就日军南京大屠杀给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有一封信写道：
“由于贵军士兵持续不断的抢劫、暴力和强奸，整个城市笼罩在惊恐和悲惨的气氛中。1.7万多人，其中很多是妇女和儿童，逃到我们的建筑物里来寻求保护。目前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涌进安全区，因为外面的情况比我们这里还要糟糕。”
“我和我的朋友们（欧洲人和美国人）在进行我们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多次遭到贵军士兵的威胁。如果在此过程中我们被酗酒或失去纪律约束的贵军士兵杀害或伤害，那么谁应当对此承担责任，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这样的抗议信，是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共犯能够写得出来的吗？
贝德士的这类抗议信，是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犯下的南京大屠杀严重罪行的有力证词。
据南京出版社于第一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出版的《南京大屠杀辞典》，1937年11月下旬，贝德士参与组建南京国际安全区，任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委员。南京沦陷后，留在南京，积极参与保护中国难民，使成千上万人免于饥寒。并多次向日本驻华大使馆递交对日军暴行的抗议信。1938年春夏之际，协助英国记者田伯烈筹划出版了《日军在华暴行》（1938年6月在纽约出版）。1946年7月作为起诉方证人赴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为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作证。1947年2月，中国军事法庭审理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时，向该法庭提交了关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的声明书，并出庭作证。
《南京大屠杀辞典》对贝德士生平事迹的概括，已是学术界的公论。遗憾的是，给贝德士洗清“美帝特务”、日军南京大屠杀共犯的罪名，已是在他去世之后。不管怎么说，贝德士可以安息了。
我们不应当忘记贝德士，不应当忘记他曾经的遭际。
附言：吴世民老师对本文一至四稿多所指正，深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