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敬业价值观及其思想特质

韩玉胜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华传统美德的重要性，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国传统文化。“敬业”是从公民行为层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和概括，是对公民职业行为准则的价值评价。中国传统社会有着优良的敬业传统，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敬业之道的优良传统和准确把握其思想特质，将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敬业”核心价值观提供必要的精神力量。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敬业”

“敬业”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1]《礼记》所说的“敬业乐群”是古代学校对学生进行考核的一个必要阶段，为学生能够读断经书文句和明察圣贤志向之后的一个更高阶段要求。对此，唐代孔颖达疏曰：“敬业，谓艺业长者，敬而亲之；乐群，谓群居朋友善者，愿而乐之。”[2]在这里，孔颖达将“敬业”理解为尊敬那些技艺和学业见长之人。朱熹则从主体的心意态度层面解释敬业，他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3]

到近代，梁启超结合《礼记》里的“敬业乐群”和《老子》里的“安其居，乐其业”两句话，总结出“敬业乐业”这一说法。在梁启超看来，“敬业乐业”无非包括两层内涵：第一层，“敬业”就是指“责任心”。梁启超认为，但凡职业都可敬，对于职业要忠实，亵渎职业终会害己。他说：“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职业不敬，从学理方面说，便是亵渎职业之神圣；从事实方面说，一定把实﹝事﹞情做糟了，结果自己害自己。所谓敬业主义，于人生最为必要，又于人生最为有利。”第二层，“乐业”就是指“趣味”。在梁启超看来，最苦的不是工作，而是那些不甘心工作的人。他说：“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过于无业游民，终日闲游浪荡，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摆在那里才好。他们的日子真难过。第二等苦人，便是厌恶自己本业的人，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却满肚子里不愿意做。不愿意做逃得了吗？到底不能。结果还是皱着眉头，哭丧着脸做去。”（《饮冰室合集（5）·文集》之三十九）因此，他认为工作劳苦不可避免，真正投入其中的人总能从劳苦中寻得快乐，只要肯继续做下去，趣味自然会发生。

除了“敬业”这一提法之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敬位”、“敬事”、“敬职”等说法，这些说法大都与“敬业”内涵相近。首先是“敬位”。早在《尚书·皋陶谟》中就有“敬哉有土”的记载，“有土”一般就是君主册封的土地，土地代表着地位，“有土”即“有位”，表示以恭敬的态度去履行职务。在儒家伦理文化中存在着鲜明的敬位意识，这种敬位意识通过“德位之辩”而得以彰显，所谓“敬位意识”就是处于某个职位（某种职业）的人就应该敬重、遵守这个职位（职业）所应该具有的道德准则。儒家认为，一个人能否适合某个职位，关键在于自身德行能否与这种职位相匹配，故孔子说：“不患无位，患所以立。”（《论语·里仁》）有的学者将儒家的敬位意识概括为“以德思位，以位思职，以职思责”[4]。这种概括甚是恰当。儒家“敬位”的另一个表现是专注于自身职位，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论语·泰伯》）。其次是“敬事”。“敬事”最早出于《逸周书·谥法》：“敬事供上曰恭。”比较典型地体现在《论语》中，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卫灵公》）。朱熹对“敬事”的解释是“敬事而信者，敬其事而信于民也。”[5]可见，“敬事”主要是用于臣子之德，上奉君主，下事百姓，都要兢兢业业。最后是敬职，主要指勤于职守。见于马融的《忠经·观风》：“夫如是，则天下敬职，万邦以宁。”郑玄解释为：“官务修政，人始获安。”意思是说，如果天下官吏能够勤于职守，百姓就会获得安宁。

与此同时，古代典籍文献中还有大量的“敬”、“业”单独使用，也蕴含敬业之意。古典文献中，“敬”多理解为一种做事的基本准则和自我规约的修养功夫，如敬天、敬民、礼敬、主敬等，意指行为主体对于行为对象的尊敬之意。“敬”的对象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指的是一种恭敬礼貌的待人接物方式和细微谨慎的处事态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业”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凸显“德业”，即认为道德修养是事业成功、长久的必备条件。古代社会在对“业”、“事业”、“职业”进行论述之时不由自主地预设了其存在的道德前提，敬业、德业、爱业也就自然成为传统文化中“业”的应有之义。

总的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敬”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文化传统，也是古代社会做人做事的重要道德原则，它要求行为主体以诚敬之心对待自身以及与己相关的一切事物；“业”在古代社会更多是一种道德事业（德业），人们始终相信无论是王朝大业、人生功业还是具体事业，都只有以德性为前提才能够长久。因此，传统文化在论及“敬”、“业”之时不自觉地就涉及诚心待业（敬业）这一内涵，而且这种内涵与古代“敬业”一词（以及与之相关的敬位、敬事、敬职等）内涵相互贯通、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社会“敬业”的总体格局。

二、中国传统敬业之道的思想意涵

中国传统敬业之道贯穿于从政、经商、为师、行医等多个领域，就思想意涵而言，大体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总体概括：

1.尽职尽责

尽职尽责就是要求从业者竭尽全力完成其本职工作。首先，要勤于本职。古代先哲认为，职业活动的基本要求是做好本职工作，勤勉于本职工作，不能懒惰，辛勤劳动是事业长久的根本保障。《尚书·周书》曰：“功崇惟志，業广惟勤。”《左传·宣公十二年》曰：“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墨子·非乐上》曰：“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即是说，只有辛勤劳动才能不断拓展事业，才能建功立业。在古代圣贤看来，懒惰是消磨人之意志的一大敌害，也是人生事业成功的至大障碍。《国语·鲁语》从人之意念角度分析了勤劳的作用，它说：“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历代贤人志士更是以勤自勉、以懒自省，“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李商隐：《咏史》），“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韩愈：《劝学解》），这都是脍炙人口的励志名言警句，代代传诵，发人深省。

其次，要尽心竭力。尽心竭力就是费尽心思，使出全力，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中，这是一种很高的职业境界。在古代圣贤看来，虽然职业分工有所不同，但尽心尽力则是从业者所应遵循的道德原则，即虽然这种“尽心”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精神归旨则是一致的。王阳明说：“古者四民异业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己。士农以其尽心于修治具养者，而利器通货犹其士与农也。工商以其尽心于利器通货者，而修治具养犹其士与农也。……自王道熄而学术乖，人失其心，交鹜于利，以相驱轶，于是始有散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6]也就是说，职业有士、农、工、商的角色之分，但其“归要”在于尽心竭力以有益于生人之道。

最后，要有奉献精神。奉献精神是勤于本职、尽心竭力的必然结果，表现为一种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义务感。其实，勤于本职、尽心竭力就是对于本职工作的奉献，即勤勉工作，积极努力完成自己的任务，这是最基本的奉献精神。相反，“尸位素餐”则往往为人所不齿。《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仕而废其事，罪也”，常言道：“无功不受禄”就是此意。居其位而不能做出相应的成绩和贡献，就应该自觉离开其位，居其位就该尽职尽责，努力奉献，有所建树。中国古代先哲们所提倡的奉献精神，曾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为了社会、国家、群体、民族的利益鞠躬尽瘁、无私奉献，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在历史上谱写了壮丽篇章。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有多种形式的美德故事、成语、格言诗句，都生动而深刻反映了中国古代“敬业”尽职尽责的内涵。比如，车武子“萤囊照书”，王育“折蒲学书”，匡衡“凿壁偷光”的美德故事；成语主要有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克己奉公、忠于职守、百折不挠、不畏艰险等；格言主要有“鞠躬精粹，死而后已”、“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等。

2.诚信无欺

一般而言，诚就是真实不欺，既不自欺，也不欺人；信就是讲信誉，言必信、行必果，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是中国古代先哲极为重视的一种职业品质和职业规范，在各行各业均有体现，于商业活动中尤为凸显，诚信的职业内涵就是货真价实，诚恳相待，遵守契约，有诺必承。

一方面，货真价实，诚实不欺。自古以来，“货真价实”、“诚实不欺”就是商家用来招徕生意的商业用语，意为价钱实实在在，一点不假，代表着一种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态度。孔子就曾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则从吾所好。”（《论语·述而》）在古代，那些诚信经营的商家被称为“诚贾”、“良贾”。管子曰：“非诚贾不得食于贾。”（《管子·乘子》）荀子曰：“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财通，而国求给矣。”意思是说，诚信是经商之法，不讲诚信的商人不能从事商业，诚信可促使商业兴旺。中国古代活动中有一些广为流传的谚语，如“诚招天下客，信聚八方商”，“忠诚不蚀本，刻薄不赚钱”等，这些谚语不仅是中国古代商人经商的基本准则，也是他们获取事业成功的重要经验，历来为从事商贾贸易之人所效法。

另一方面，遵守契约，有诺必承。诚实守信还表现在商品交换中要遵守契约、有诺必承，中华传统商业一直把“守信”视为“商业生命”、“商业之魂”，一直笃信“一诺千金”，“言出必行”，“可终身而守约，不可斯须而失信”（张弧：《素履子·履信》），“有所许诺，纤毫必偿，有所期约，时刻不易”（袁采：《袁氏世范》卷二）。在传统商业活动中，诚信主要体现在对服务对象要信守承诺，相信合作者能够“以心换心，将心比心”，你以诚信待人，他人以诚信回报，形成一种默契的信任關系。例如，明代中期商业活动中流行“伙计”制度，即出资聘任一些值得信赖、善于经营的人掌管企业运营，这些人不需要出资却可以参与红利分配。事实证明，当时这些“伙计”往往非常卖力，值得信任，在当时成为佳话。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社会职业生活尤为重视诚信无欺的职业道德，并提出了内至诚心外到行为规范的一系列道德要求。这种诚信无欺的要求在于，只要做出口头承诺，就要义无反顾地去兑现，所谓“言必信，行必果”，“祸莫大于无信”。正是这种坚定的道德信念和敬业精神使得一些商业巨贾财富日增，事业日隆，家业日兴，传为佳话。这告诉我们，只有诚信才能事业长久，职业欺诈等于自取灭亡。

3.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意指一件事情已经做得非常出色，却还要追求更加完美，好了还求更好。精益求精是尽职尽责的必然要求，只有不断钻研，提高工作技能，才能出色地完成本职工作，它表现了对事业和理想的执着追求。

第一，技艺精湛，广搜博取。在传统社会，不仅注重职业修养，也十分看重职业技术，儒家就倡导既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也要“游于艺”（《论语·述而》）。关于职业技能，无论从事何种行业，都必须重点突出一个“精”字，认为只有具有精湛的技术手段才能优质地完成本职工作。唐代著名医药学家、被后人成为“药王”孙思邈就曾批评那些学艺不精的“愚医”，要求医者要掌握精湛医术。他说：“世有愚者，读方三年，便谓天下无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尸！”（《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精诚》）此外，对待职业精益求精的另一个表现是广搜博取，既要掌握精湛技艺，也要精于搜取广博知识。儒家创始人和教育家孔子就是一个善于涉猎广博知识的人，他能够传授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在内的各种专业知识，可谓“博学”、“多能”之人。在孟子看来，对于教育者而言，做好教学工作，既要具有广博知识，也要注意多种方法。他说：“教亦多术矣”（《孟子·告子下》），“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孟子·尽心上》）。

第二，刻苦钻研，孜孜不倦。中华民族是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益求精就是自强不息精神在职业领域的体现，具体表现为刻苦钻研、孜孜不倦，是敬业理想的高度集中体现。俗话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要想干出一番事业，没有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精神是不可能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管仲早就体会到了这种职业精神的可贵，他向齐桓公陈述治国方案中关于“工群”的主张就说：“令夫工群萃而州处（命工匠集中居住），审其四时，辨其功苦，权节其用……相语以事，相示以巧，相陈以功。”（《国语·齐语》）这段既体现了对工匠考核的要求，也展现了工匠之间相互学习、讨论、研究技术的景象。《诗经》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诗经·卫风·淇奥》）人们一般用这段话来形容君子的学问品德像打磨雕刻象牙、兽骨、玉器和美石一样精益求精，在“德业相劝”的职业理念之下，这种切磋、琢磨又何尝不是一种敬业精神！当然，这种敬业需要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欲速则不达，离不开积土成山、水滴石穿的日常功夫。

总的来看，中国传统“敬业”是对传统社会从事职业活动的劳动者提出的一种职业道德或者职业要求，或者说是对中国传统职业活动道德精神的一个凝练和总结。就其内容体系而言，中国传统“敬业”是职业态度、职业荣辱、职业理想的高度统一。作为职业态度，它要求从业者尽职尽责、勤勤恳恳，对工作充满热情，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并且具有奉献精神；作为职业荣辱，它要求从业者货真价实、诚实不欺，遵守契约、有诺必承，注重职业信誉，坚决拒绝商业欺诈、坑蒙拐骗等低劣行为；作为职业理想，它要求从业者精益求精、刻苦钻研，不断提高职业技能，将职业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径，取得事业成功。

三、中国传统“敬业”的思想特质

通过对中国传统“敬业”思想资源的梳理考究能够大体勾勒出其肖像。这些敬业内涵蕴含了丰富的思想特质。

德业双修的人本关怀。中国传统“敬业”的第一个特征是德业双修的人本关怀。这里所谓的“德业双修”指的是职业与道德、职业生活与个人修养之间的有机融合。通过对中国传统“敬业”思想内涵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敬业”是传统道德修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才能事业成功、事业长久，反之则是自毁事业，或者说“有事无业”（《左传·昭公十三年》）。可以说，中国传统“敬业”是以人的意念、行动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一套完整职业规范和职业操守，它充分认识到职业活动在个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要求从业者将职业教育与人格教育相贯通，其基本精神就是把个人真正融入职业生活，从中寻求到生活乐趣、生活真谛乃至生命价值所在，这就是所谓的“成业”。因此，这种“德业双修”的思维方式折射出职业生活中“以人为本”的道德关怀。这里所说的“以人为本”当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而是传统社会“爱人”、“仁爱”等思想在职业领域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爱人”和“仁爱”思想，在传统职业道德中得到了贯彻，中国传统“敬业”把“爱人”作为立业的出发点，要求在职业活动中体现“仁爱”精神，这也是“德业双修”的充分体现。

业以载道的重义追求。众所周知，职业活动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获取经济利益，用于维持日常生活和延续生命活动，利益获取成为职业活动一个不可或缺的内涵，或者说是职业活动的应有之义，如司马迁所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但是，中国传统“敬业”却积极赋予这种“逐利”活动以道义内涵。它不仅将职业视为谋生的手段，更是体现人之道义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那么，中国传统“敬业”所彰显的这种道义追求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认为，这种道义主要指的是重义追求。首先，不能以利害义。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自古以来，中国社会就坚持这种“重仁义”、“去贪欲”的道德理念，职业生活中也是如此。通过上述分析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敬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诚实无欺，要以正当手段获取利润，勤俭致富，智慧致富，信誉致富，不能以利害义。其次，注重以义致利。中国传统“敬业”所说的重义除了不能以利害义的内涵之外，还表现为以义致利。所谓“义者，宜也”，“敬业”要求从业者兢兢业业、恪守道义，并不是完全不顾及他们的利益获取，而是倡导一种合理的、适宜的利益获取方式，养成一种良好的职业习惯和职业风气。通览中国传统“敬业”的思想内涵，以义致利的思维逻辑非常清晰。例如，古代的那些儒商在长期的商业经营中深刻总结出“义”和“利”是一对和谐共生的关系，甚至二者可以相互促进。这些构成了中国传统商业文化中的一大特色，也成為中国传统“敬业”的一大特点。

业以济世的社会理想。中国传统“敬业”的第三个特征是业以济世的社会理想。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传统“敬业”并不是孤立地思考职业道德和职业修养问题，而是往往将其置身于群己关系的范畴内进行理解，故“敬业”与“乐群”往往连并使用。其实，“敬业乐群”是中国传统社会群己之辩在职业领域的缩影。中国传统文化特别强调“爱人”、“济众”、“济世”，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更有进一步生发出的心系天下的情怀，恰如张载脍炙人口的“横渠四句”中“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子语录·中》）的那份责任担当。中国传统“敬业”即彰显了这种群己关系的恰当处理方式，正如没有因为职业活动是一种“逐利”活动而丧失其道义内涵一样，中国传统“敬业”也没有因为职业活动的个体属性而剥离掉其社会属性，而是积极赋予职业活动以社会内涵，要求从业者进行有益于社会的职业活动。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敬业”蕴含着调整群己关系以适应和谐社会秩序的道德要求。故“敬业”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业者应该认识到不能尽享群体之权利，而不顾当尽之义务。

当然，我们也应当认识到，随着时代变迁以及生产方式的变革，传统社会生产条件下的敬业观难以适应当前社会状况。比如，中国传统社会职业等级观念与当今社会“职业只有分工不同，并无高低贵贱之分”的职业精神相背离；传统社会小农经济为本、“封建继承”、“子承父业”式行规制度很难继续适应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的市场经济；中国传统“敬业”所说的“精益求精”主要指手工技术的熟练和经验的积累，而现代社会的机械化、自动化要求科学技术层面的精益求精；传统社会经济活动所说的诚实无欺主要是基于经验层面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而当今社会随着职业交往日趋频繁、网络营销等虚拟手段的介入，契约精神和法律手段就成为当今职业活动必不可少的保障。因此，我们需要以辩证思维和发展眼光来审视中国传统社会敬业观的优良传统，以期让它能够更好地融入当今社会生活，成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敬业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王文锦.礼记译解（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1：514.

[2]孔颖达.礼记正义（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427.

[3]朱熹.朱子全书：第2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37.

[4]杨建祥.试析儒家德位之辨中的敬位意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7（3）.

[5]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49.

[6]王阳明.王阳明全集：第四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986.

〔本文系江苏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2015年度资助研究项目“中国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哲学系助理研究员，博士后）

责任编辑：戴群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