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大军挺进东北

拾英

1945年9月14日上午，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的机场上空一架苏联运输机正在缓缓降落。当飞机停稳后机舱门打开，走下三个人。一位是苏军后贝加尔湖前线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的代表苏军上校贝鲁罗索夫，一位是苏军中校翻译官谢得明，最后一位是冀热辽军区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在机场停机坪上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等走上前来，向他们表示欢迎。但这三个人怎么会同乘一架飞机，在这个时候突然来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此行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曾克林率部先机入东北

1945年8月8日，苏联政府依照同年2月与英、美两国秘密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正式对日宣战。8月9日，苏联百万红军分三路进入我东北境内，向日本陆军最精锐的主力关东军展开猛烈进攻。8月20日，解放长春、沈阳和哈尔滨。8月22日，解放旅顺和大连。苏军这次作战，歼敌67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使日本帝国主义丧失了企图在中国东北地区最后负隅顽抗的力量。

在苏联对日宣战的第三天，即8月10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第一号命令，令所有解放区部队、八路军、新四军、民兵、游击队向日伪军举行大反攻，消灭日伪军，收复失地，积极配合苏军作战。11日又发布第二号命令，命令几位原为东北军将领现是八路军将领的指挥员率部向东北进发，收复失地。同时令现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冀热辽区党委、军区接到命令后，立即组成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部队第十二团、十八团、朝鲜支队、临抚昌支队共4000人的挺进东北先遣队，由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率领向辽宁进发。

8月下旬，曾克林部到达山海关地区。此时，山海关有日伪军2000余人驻守，拒不向我八路军投降。部队改道迂回出关。8月28日，部队从山海关西侧的九门口越过长城踏上了东北的土地。进入东北的第一仗消灭了前所伪军400多人。在前所与苏联红军西路军的前头部队相遇，曾克林和苏军交涉共同攻打山海关。山海关是进入东北的大门，攻占山海关等于占领了进入东北的大门。30日下午5时，曾克林部与苏军发起攻击。在苏军炮火支援下，经过三四个小时的激战，“天下第一关”——山海关被我军解放。打下山海关后，部队乘胜于9月4日进入锦州与苏军会师，消灭了锦州附近的伪满军后，留下第十八团组成锦州卫戍司令部，接管锦州市，控制了辽西战略要地。9月5日，曾克林率主力第十二团坐上火车向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进发。

5日深夜，火车开进沈阳车站，曾克林打开车厢门后，遇到的情况与锦州截然相反。苏军指挥官告之奉上级的命令，他们不能下车。曾克林与车站苏军指挥官交涉，要求与苏军驻沈阳的最高指挥官见面。但与苏军沈阳卫戍司令会见得到的答复是：按《苏中友好同盟条约》，苏联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

当曾克林第三次赴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部时，见到了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宣传部长。曾克林等向这位将军详细地介绍了我军的情况和进入东北的任务。听完曾克林等人的陈述，这位将军起身到另一房间，一会儿，苏军沈阳卫戍司令被叫进去。等他再出来时，通知曾克林：你们可以下车，但是不能进沈阳市区，部队驻扎在沈阳郊区的苏家屯。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3000多人的部队正在向苏家屯行进时，苏军又紧急通知曾克林，苏军司令部同意曾克林部可以留在沈阳市里驻扎。

曾克林部在沈阳驻扎下来后，9月7日，苏军请曾克林等前往近卫第六坦克集团军司令部与苏联红军驻沈阳的高级将领见面。集团军司令员格拉夫琴科上将说：我们是欢迎延安的部队进驻沈阳的，但是因为有政治上的制约，许多事情只能在桌子底下进行。我国政府与国民政府的条约十分明确，东北是由国民政府接管。国际上各种势力的眼睛都在盯着这块地方，这里十分敏感。然而，你们又是共产党的军队，与我们的利益是一致的。为此苏军提出建议十六军分区部队对外最好不要叫八路军，而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曾克林同意苏军的建议，因这样既可以使我军在东北的地位合法化，又避免苏联政府在外交上被动。苏军对我军态度的改变，除了双方都是共产党的军队这一因素外，主要是美苏两大势力角力的结果。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直接在中国各主要港口登陆，替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抢占战略要地和铁路交通线，尤其美军海军陆战队在秦皇岛登陆建立了美军基地，苏联对美国的战略野心不得不提高警惕。苏联清楚，现在中共的力量是平衡国际关系的重要砝码。这就是苏军对我军进入沈阳的态度反复变化的根本原因。

曾克林部以东北人民自卫军的名义，接收沈阳及辽宁几十个城市的政权、收缴敌伪武装、实行军事管制。在看守日本关东军最大的仓库苏家屯仓库的几天中，从仓库中拉出数万支步枪、机关枪、各种口径的迫击炮、野炮和山炮，装备部队。我军在沈阳和辽宁的活动，引起国民政府和英美的重视，国民政府指责苏联红军允许八路军进驻沈阳，不配合国民政府接收官员的工作而处处给予中共军队便利，放任其扩大势力范围等等，严重违反了《雅尔塔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英美政府也据此向苏联政府施压，在这些压力下，苏联对我军的态度不得不做出些调整。苏军驻沈阳的负责人向我军申明当前的种种矛盾，并告之根据条约，沈阳、长春、哈尔滨等城市将在三个月内交给国民政府，要我军尽快撤离沈阳，至少开到沈阳城外30里。对此，曾克林等表示，我军是奉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来的，只有中共中央下令，我们才能撤出。苏军驻沈阳负责人只得向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报告，希望能与中共中央联系，沟通情况，妥善处理。马林诺夫斯基经请示苏共中央，决定派代表到延安与中共中央直接联系。9月13日，苏军将派两名代表和曾克林共同前往直飞延安。

9月14日上午，沈阳北陵机场，曾克林与苏军代表贝鲁罗索夫上校和谢得明中校一起乘上苏军的运输机，飞往延安。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决策

争取东北，是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提出的重要任务。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沦陷区中，东北四省沦陷最久，又是日本侵略者的产业中心和屯兵要地，我们应当加紧那里的地下工作。对于流亡到关内的东北人民应当加紧团结他们，准备收复失地。”毛泽东在七大的结论等多次讲话中又反复说明了争取东北的重要性，他说：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和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现在我们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

党的七大提出的争取东北的任务，由于苏联出兵东北，为实现这一任务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同时，由于苏联与国民政府签订了中苏条约，要把东北主权移交给国民政府，这又使争取东北的斗争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当时东北的实际情况、我军进军东北苏军采取什么态度尚不明朗，所以，曾克林的到来，中央非常重视。因为，党中央可以最直接了解到东北的最新情况，为中央的战略决策提供重要的参考。当天下午，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朱德、任弼时、陈云、彭真、张闻天、彭德怀、李富春、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根据汇报中提供的苏军在东北只占领了中长铁路沿线的城市，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并未占领，很有利于我军发展等情况，中央政治局连夜开会至次日凌晨，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书记，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工作。中央还决定，由华北、华中调配100个团架子（华中20个团、山东30个团、晋察冀25个团、冀晋鲁豫25个团）的军事干部，集中一批走一批，各自寻找能迅速到达的路线进入东北。同时决定将炮兵学校（约1000人）由延安迁到东北去。之后，又决定派罗荣桓、林彪、高岗、张闻天等去东北工作，并且还做出了其他派遣大批部队和党政军干部到东北的决定，决心迅速在东北发展我党我军的力量，坚决争取东北。9月17日，彭真、陈云、伍修权等，搭乘苏军的飞机奔赴东北。9月18日到达沈阳。

9月19日，党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电，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为了实现这一任务，《指示》对全军的作战行动重新作了部署，并明确指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只要我能控制东北及热、察两省，并有全国各解放区及全国人民配合斗争，即能保证中国人民的胜利。”

自1945年9月至11月，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大批部队和党政军干部陆续进入东北。

十万大军二万干部进军东北

1945年9月至11月，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和部署，大批部队和党政军干部陆续进入东北。

1945年8月，邹大鹏、吕其恩率胶东军区独立营600余人到达大连庄河地区，实施侦察任务。冀热辽军区所署的第十四军分区2000余人、第十五军分区2800余人到达热河赤峰、朝阳一带。

9月初，李运昌冀热辽军区三个团一个营5800余人，到达山海关、锦州、沈阳一带。

10月上旬，肖华率山东军区机关约1000余人，到达安东。沙克率冀中军区三十一团约1500人，到达锦州地区。周仁杰率冀中军区两个团约4000人到达热河。

10月中旬，万毅率山东军区滨海支队3500人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一带。吕正操率晋西军区一个小团约600人到达沈阳。

10月下旬，吴克华、彭家庆率胶东军区第六师和第五师两个团约8000人到达营口地区。杨国夫、刘其人率渤海军区第七师三个团共1.2万人，分别到达山海关和古北口，1946年2月到达东北。三五九旅刘转连、晏福生所部约3000余人，到达本溪、抚顺地区。邓克明率冀鲁豫军区一个团约1000余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文年生率陕甘宁边区警备第一旅约3000余人到达锦州地区。黄永胜率教一旅二团、教二旅一团共3000人，到达锦州地区。

11月上旬，罗荣桓率山东军区机关及警卫部队和几个独立营共4000余人，分别到达安东及沈阳地区。罗华生率山东军区第二师约7500人，到达沈阳以西地区。

11月中旬，梁兴初率山东军区第一师约7500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山东军区田松支队约1000人，到达牡丹江地区。

11月下旬至12月初，黄克诚率新四军第三师（包括七旅、八旅、十旅，独立旅及三个特务团）共3.2万人，到达锦州以西地区。罗舜初率山东军区第三师和鲁中军区警备第三旅一万余人，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此外，还有延安抗大1000余人，炮校1000余人，先后到达南满地区。

至1945年底我军前后到达东北的部队总计为十多万人。

与此同时，由各解放区抽调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及各种技术人员也先后到达东北。其中随冀热辽部队进入约2500人;从延安调入5372人;从晋绥调入517人;从晋冀鲁豫调入1844人;从晋察冀调入1604人;从山东调入1511人;从华中调入1307人;从华东调入163人;从中原调入103人;再加上后来调入东北的干部，总计两万人。这里包括20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约占当时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4，其中有四名中央政治局委员，约占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总数的1/3。

十万大军二万干部出雄关，在与国民党争夺东北地区的斗争中抢得先机，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战胜国民党军，夺取全东北的胜利奠定了巩固的基础。（编辑 姚建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