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盟力助中共参加旧金山联大
李传玺
1945年4月25日—6月26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召开。出席会议的有50个国家的282名代表。国民政府派了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李璜、张君劢、董必武、胡霖等10名代表，以施肇基为高等顾问出席会议。10名代表中，董必武是中共代表，李璜和张君劢是民盟代表。围绕中共代表出席问题，当时民盟的领袖对中共作了坚定的配合与支持。
中共派王若飞积极争取合法席位
旧金山联合国大会消息一传出，中共即迅速反应，要求国民政府会议代表团组成中要有中共和民盟。2月17日，《新华日报》刊发社论《民主的才是合法的》，就雅尔塔会议作出评论，“我们完全同意克里米亚会议不支持法西斯分子的‘合法主义而确立民主主义为解决国内问题的原则的决定”，结合中国实际，“有些人极力诋毁敌后解放区人民抗日武装及民选抗日政府为不合法的，他们曾努力想法取消这些抗日力量。然而这是巩固的生根在人民之中、有着广大人民拥护的敌后抗日军队与抗日民主政府，它是符合人民的意志而产生的，它真正合乎人民的大法”。2月24日，中共中央电示在重庆的王若飞，即将召开的旧金山会议有利于国内民主，应抓住机会争取，但是蒋介石在这时不一定让步。目前国内各方面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希望由国、共、民（盟）三方面组成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要求王若飞等以中共的主张发动各方面，说明国民党不能代表国民公意。
为此，2月24日和3月13日，王若飞两次去见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王世杰。根据王世杰日记记载：“今日（2月24日）中共留渝之王若飞来谈新华日报被新闻检查局干涉事”，并“询政府能否考虑由中共派代表參加旧金山会议”；“今（3月13日）晨，中共留渝之联络人王若飞来见。当将周恩来用电报拍来之函件一通面交于予”，其内声明：“中共须与国民党及民主同盟共同参加旧金山会议，并谓中共之中央已拟定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为代表。如政府不令加入，则中共将否认政府代表团云云。”
蒋介石极力阻挠意欲“一党独大”
对此，蒋介石非常恼火，坚决反对。2月20日，在召集国民政府委员会议时，蒋介石警告国民党各位高官：“黑海三国会议宣言后，共‘匪借其中‘民主语句作猛烈之宣传，并以争取其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为条件，以减弱我政府国际地位相威胁，党内外几乎皆被其吓倒，以为我政府大祸又将临头之感。”3月12日，访孙中山夫人宋庆龄，针对宋庆龄的劝说，蒋介石痛骂道：“彼对俄国之利害无异其自身之存亡，对共‘匪之成败无异其祖先之荣辱，彼已不知其祖国何在，而祖先何自矣。此种奴性贱志不一而作，吾不知中华民族何故而有此种败类。彼俄究用何术，而使其麻醉之烈，竟亡其本身与祖国，而为其效忠至此耶。是吾人未能尽其教化与宣传之力耳。”
但在中共的坚强努力下，在各方面要求的支持下，蒋介石不得不一步步妥协让步。先是同意可以有无党派人士参加，继而试图拉拢民盟参加，以分化中共与民盟此时结成的统一战线，并达到拒绝中共要求的目的。
根据顾维钧的回忆和王世杰的日记，国民党之外最先确定的是吴贻芳和胡适。顾维钧（时任驻英大使，刚回国）回忆录记载，3月6日，“委员长召宴”，“我们又研究了中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的组成问题。我表示，这个代表团的组成应有广泛的基础，应包括各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以便向世界昭示，我们的代表团是真正的全国性代表团。委员长则仅对包括有几个无党派代表人物感兴趣。他认为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再没有什么其他党派了。所谓其他党派实际是不能算数的。他认为，这个代表团不应太大，有三五个人就足够了。我说，当然，我们不必学美国的那样拥有八名代表。我还极力主张，要派一名妇女代表。委员长认为选派一名妇女代表和一名无党派代表作顾问即可”。3月7日，“我去见他（宋子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并把我同委员长谈话的要点向他作了报告之后，宋说，他宁可要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小型代表团，就是他自己、王宠惠和我。我提议要有女性代表。他同意，但说没有适当人选。我提出吴贻芳，他立即赞同。”王世杰日记记载，3月14日，“今日予电询胡适之愿否任旧金山会议中国代表之一”。3月18日，“胡适之回电，可任旧金山会议中国团员，但似不甚热心”。
随之，王世杰等人提出了请民盟的领袖参加。王世杰日记记载，3月16日，“昨晚与熊天翼（熊式辉）商议应否约李璜、张君劢等参加旧金山会议。最后经蒋先生允许，可试彼同意，惟声明参加时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罗斯福两次敦促蒋介石开放代表团名额
如果此时民盟的领袖们答应蒋介石要求，中共不仅将孤立，中共在抗战期间领导的统一战线也将面临破裂的危险。但据王世杰、顾维钧等人的日记和回忆，民盟的领袖们守住了立场。
王世杰日记记载，3月16日，“今日李璜来电话，仍谓须视其同党及他党之态度如何”。3月18日，“李璜表示须看他党如何。原议大概须作罢”。3月23日，“罗斯福总统昨有一密电致蒋先生，谓，中国赴旧金山会议之代表团最好能令中共及其他政党参加，并谓美国已令政府反对党参加。予于今晨密电蒋先生（在昆明检阅军队），请其考虑就中共所提三人（周恩来、董必武、秦邦宪）中酌派一人。如秦邦宪之人，不论其愿往与否，于政府应无任何重大不便。左舜生亦有信致蒋先生，请派中共分子参加。李璜表示愿无条件参加”。
顾维钧回忆录记载，3月22日，“宋子文邀我在其官邸共进午餐”，（他） “向我出示一份电报抄件，这是罗斯福给委员长的（蒋此刻正在昆明）。电报上写的日期是3月15日，但却拖延到那天才拍发。该电的大意是，总统收到赫尔利少将的详细报告，获悉中国在解决各项问题中进展顺利，深感欣慰。赫尔利曾向总统报告说，中国共产党向赫尔利提出了建议，要求中国代表团应包括国民党、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代表，并由三方平分名额。赫尔利的答复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应该是联合国各成员国政府的代表，而不是政党的代表。罗斯福的电报表示完全同意这种论点，但总统又认为中国代表团若容纳中共以及其他政党的代表也不会引起什么不利的情况。事实上，他相信这样做还会有助于委员长实现国内政治团结的愿望。罗斯福还提到，美国代表团就包括了两党的代表，其他国家的代表亦得如此。换言之，罗斯福实际上是使用很婉转的外交辞令表达了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中共代表之意” 。“中国代表团应该包括共产党代表这个问题，罗斯福这是第二次提出了。虽然罗斯福的观点与我相符，但我认识到这对政府来说是难于作决定的困难问题。不言而喻，委员长在作出决定之前，必须要再三考虑。一方面，他深信代表团中包括共产党人对政府决无好处；另一方面，来自罗斯福的建议也决不能断然予以拒绝”。“宋子文要求我翌日到昆明把这份电报交给委员长，并希望我再次同委员长研究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他又要求我在离重庆以前给王世杰一份电报副本，请他保密，勿与人言，但要研究电文，然后与宋在当天晚间六点钟讨论此电。我估计是宋打算听听王的意见，因为王是委员长本人十分亲信的顾问”。“我专程拜访了王世杰，与他研究旧金山会议问题。王说，委员长不同意指派共产党代表，因为这将为他们在会上阻碍议案通过打开方便之门”。endprint
3月23日，顾维钧回忆录又记载：“我同王宠惠、胡世泽、王化成，还有六个秘书，离开重庆，首途赴美。我们到昆明时，钱大钧将军在机场迎接我们，是委员长派他带着汽车来接我们的，委员长还带信要我们去锦城别墅见他。王宠惠和我到那里时，看到委员长精神饱满。他问起各方面的消息和情况，我当即把罗斯福就中国出席旧金山会议代表团组成问题发来的电报呈交给他。他看完电报，起先似乎颇感兴趣，继而显得心烦意乱。他问王世杰与宋子文对此有何看法。我说，他们都认为很难同意罗斯福的建议。他听后显得轻松一些。委员长说……共产党的代表不会跟我们合作，只会给我们添麻烦。他们只接受延安的命令而不会接受政府的指示。他急切想知道李璜是否已接受邀请参加中国代表团。李是中國青年党党魁之一。王宠惠说，迄至3月22日，李尚未表示接受（李曾就此问题与共产党人接触）。”“他反复地念叨着我们决不让共产党人进入代表团而结束了这次讨论。”
中共得民盟坚定支持成功加入代表团
从顾维钧的记载看，蒋介石到最后都在寄希望于民盟是否会转变立场。
顾和王的回忆中提到了李璜、张君劢和左舜生三个人，虽然此三人在抗战胜利后，从旧政协召开到 “制宪”国大召开，逐渐带领青年党和国社党，从民盟中从共产党与民盟结成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但这次对国民党的要求，应该说与共产党的配合还是默契的，两党之间的相互支持还是坚定的。左舜生写信要求加入中共代表，李璜两次回答说要征求同党和他党的意见，到3月22日仍没答复。设想一下，如果这些人从一开始就与国民党合作，答应蒋介石等人的要求，中共争取此事的实现将无疑增加更大的难度。
3月26日，蒋介石无奈地电告罗斯福，中国政府已决定参加旧金山会议代表人选，计有国民党六人（宋子文、顾维钧、王宠惠、魏道明、胡适、吴贻芳）、共产党（董必武）及其他两党各一人（青年党李璜、国社党张君劢），无党派人士一人（胡霖）（注：胡适、吴贻芳二人此时也是无党派人士）。
对此，蒋介石痛愤不已，在周反省录记道：“美罗要求我代表团加入共匪名额，虽其辞意尚缓，而其对我之心理又加一次压迫矣。且其对共匪利用之梦想犹未杜绝也，始而痛愤不已，继而决定忍痛应之。”他只好这样宽慰自己，此类事“足以增进余之经历与德性也。自信艰苦至此，而尚能自立不败，则天父必有意以余为试炼，而为其大用乎”。在月反省录中又说：“和平机构会议代表人选煞费苦心，最后决定发表加入共党一名，始则觉甚枉屈，但结果则影响良好，乃知能忍耐能吃亏，只要有意志有目的，则必能收良效也。此又多得一经历矣。”
中共加入代表团，这是临近抗战胜利时，国共两党就民主与独裁进行的又一次交锋。中共及其同盟者最后胜利了，这是中共艰苦努力的结果，是中共正确主张得到社会各方面及国际认可的胜利，也是当时民主潮流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的胜利。中共站到了联合国成立的舞台上，这是中共第一次在国际上亮相，它使美国人民与社会各界，以及联合国创始国第一次公开走近了中共，认识了中共，为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很快得到国际广泛支持，并最终恢复联合国席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