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体系之概念解析

[摘要] 价值是人类生活的意义世界，是区别人与动物的人类学本体论尺度，因而它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性和超然性体现。从此意义上说，政治价值就是关于人类政治活动领域的应然性规定，它是全部政治生活的终极性意义来源。而围绕政治价值取舍所形成的有关人类政治生活应然状态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就是政治价值体系，它是政治价值的系统性构成，且有其内在的层级结构和要素。对于目前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来说，政治价值体系的调整与建构是顺应政治变革和引领未来政治走向的时代要求，其中，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原则又是首先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关键词] 价值；政治价值；政治价值体系

2016-08-26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4B068）。

作者简介：曹文宏（1975-），男，安徽合肥人，法学博士，华侨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为西方政治思想史、政治哲学研究。

市场经济时代，价值的多元与纷争已成为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困境和挑战。在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里，人类作为一种对价值具有极度依赖性的动物，必然要在多元价值之间进行选择。同样，在政治层面上，为了成功应对政治生活领域的变迁，从而顺利实现转型，就需要对政治价值予以取舍并在体系上加以重构。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本文着力从概念层面对价值、政治价值与政治价值体系等范畴及其逻辑关系予以解析，进而从系统论角度剖析政治价值体系的结构与及其构成要素，并就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原则问题，作一探讨。

一、 价值：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性和超越性

“价值”一词在不同语境中有其各不相同的用法和意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域中，价值则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性与超越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双重地存在着：从主体上说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从客体上说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1]（p142） 正是因为人的这种主体性存在体现了人对自然的超越，从而确立起人的意义世界，也正是由于价值世界的确立，才标志着作为真正的“人”的人类的出现。从哲学层面看，价值的属人性就是其人类学本体论意义的基本内涵，这是因为正是价值赋予了人的活动的目的性，使人类劳动超越了自在世界的自发过程，并在最终意义上区别于动物活动。人类劳动也正是由于人的二重性存在才具有了双重意义：一方面，人类劳动过程即“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态” [2]（P121）， 因它只是一种物质运动状态，因而是非超越性的。另一方面，由于人类在劳动中“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 [3]（P178）， 这就使人类劳动又具有了超越性质，因为所谓目的，说白了就是价值的反省与自觉，归根结底是由人的价值导向决定的，这是人类劳动的最本质的规定，换句话说，在人类学本体论尺度上，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的价值存在。

正是由于价值是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的存在方式，才凸显出价值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性与超越性特征。人的自然存在也即人的肉体存在由于是封闭和预成的，所以总是相对而有限。“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4]（P94） 同时，自然物又总是遵循因果必然性，受到外在他律的支配和制约。因此，人的自然存在作为一种实然状态，必然就带有非超越性特征。与此相反，人的价值存在是表现为人类生存的应然状态，对实然状态的超越是其基本特征。价值存在相对于自然存在而言，其意义就在于使人类能够摆脱肉体存在的束缚，克服自然存在的封闭性、预成型和宿命性，从而使人类存在方式呈现出面向未来的开放性与应然性特征，而应然状态中所内蕴的绝对超越指向就构成价值的最本质规定。价值的这种绝对超越指向体现在人的主观层面就是目的与理想，目的是人类活动的世俗性追求，其形成与确立都离不开理想层面的价值指引。换言之，理想在人类的实践活动中的意义就在于为人类不断超越实然状态的有限存在提供终极意义的价值归引与支撑，为人们“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5]（P527）提供了可能性。总之，价值就是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人类所特有的绝对性和超越性，这就是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的内在本质，并具体表现为目的性、理想性、应然性和批判性等特征。

二、政治价值：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规定

既然价值是人类所特有的绝对的超越指向，而人类生活本身又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在不同的人类生活领域当中就必然表现为不同的绝对超越性。在人类政治生活领域，对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理想性、目的性和批判性的规定就是政治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政治哲学中核心范畴的政治价值，就是关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规定，它所追问的是什么才是应然的政治生活？可以这样说，在任何时代，只要有政治存在，政治的核心就都是以“价值”为导向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政治主体都成为“价值”的承担者，并围绕着政治的价值选择而进行一系列政治活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对理想城邦（即正义之邦）的论说就是人类对所处政治生活世界应该如何的典型诉求，“洞穴之喻”借以传达的就是理念世界对于现实世界的绝对性与超越性。同样，亚里士多德也指出，“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5] （ P148） 可见，构成古希腊城邦应然性规定的就是正义这个政治价值。而自近代以来，思想家们开始从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关系中来设定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规定，而在呈现形式上则表现为“自由”（如洛克）、“平等”（如卢梭）、“权利”（如潘恩）、“幸福”（如边沁）等抽象概念，实际上这些概念本身就是不同政治价值的代名词。 一般说来，人们基于所处的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生活现实会对政治生活的本原意义做出不同的应然性规定。非但如此，即使在同一时代，甚或同一国家的同一时期，也会存在着不同的政治价值选择，尤其是在价值多元与纷争的多元时代，“新保守主义”“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以及“多元主义”等诸多理论之间所追寻的政治价值不但是多元的，而且是相异的。由此我们就得追问这样的问题：政治生活的本原意义是由谁、如何和为了什么而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題的回答自然离不开作为人类基本活动的政治实践。

政治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实践活动之一，且任何政治活动都离不开特定价值的规范和指引，因此，政治活动本身就是价值活动，理解这一点就需要从政治哲学层面予以考察。在政治哲学视域中，具体而现实的政治活动得以有序进行，关键在于人类的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的规范与引领。从政治理性层面看，现实的政治活动和行为必须受制于理性的制约，才能避免任意性与盲动性，从而使得政治活动和行为表现为一定的规律性和可控性；从政治道德层面看，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主体，其所施行的政治行为都必然要遵循一个社会所约定俗成的共同道德规范，并接受来自社会的道德评判。由此可见，作为人类特殊活动方式的政治，价值和伦理是其与生俱来的两种属性。正如莱斯利·里普森所说：“在政治中，……我们置身于对价值的探索之中。”[6]（ P17） 约翰·罗尔斯也同样强调：“政治领域的理念和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本身都是规范性的和道德的理念，这就是说，它们的‘内容是由某些确定的理想、原则和标准所给定的，而这些规范又清晰地表达了某些价值……清晰地表达了某些政治价值。”[8]（ P24） 这样看来，人类的政治活动，无外乎就是一定的政治主体通过与特定的政治客体进行互动，在此过程中，为了达至理想的政治生活愿景，政治主体必然会依据某种价值标准引导和规范政治活动和行为。正是在周而复始的政治实践中，政治主体基于政治理性和政治道德的双重考量，一方面会提炼出政治共同体所应接受的政治价值，另一方面，又会将这些政治价值置于一般性的道德标准中予以审视，进而通过一定的取舍最终确立起政治生活正当性与应然性的政治价值。正如上文所述，人的价值属性决定了人对价值的高度依赖性。同样作为人的重要活动领域的政治实践，其内在的价值属性也决定了政治活动同样回避不了价值选择。对此，莱斯利·里普森就指出，人们在政治活动中“首先要研究的主要是选择优先性价值问题。尽管制度、程序和权力是重要的，但处于第二位”。[6]（ P21） 他还说：“政治的本质是选择，它涉及对一套而非另一套价值的谨慎偏好。”[6]（ P18） 从此意义而言，政治主体在政治活动中，首先必须对多元政治价值进行取舍，并依据其所确立的价值取向从事政治活动，进而以此来设计与追求理想政治生活，政治生活也由此获得自身发展的价值驱动力。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所谓政治价值，就是关于人类政治生活的应然性规定。正如俞可平先生所指出的，“关注政治价值，为社会政治生活建立规范和评估标准。 换言之， 它主要回答应当怎样的问题。”[8] （P1） 不仅如此，政治价值还是 “一种社会现象或行为所具有的政治性质和意义，是人们从政治的角度，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的各种社会现象和行为的价值”[9]。如此看来，政治价值实际上就构成所有政治实体、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的价值依托，“包括政治实体（国家机关、军队、法庭、政党、群众团体等）、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想、政治观念的价值（普遍意义上）包括政治法律思想的价值、政治制度的价值、政治工作的价值”。[10] （P68） 总之，“政治价值是人们对政治生活终极意义的确定，或者简单地说， 就是人们对美好政治生活的构想及其向往”[11]。

三、政治价值体系：政治价值的系统性构成

政治价值是关于人类政治生活应该如何的应然性规定，在人类的不同历史阶段，乃至同一历史阶段的同一时期，政治价值往往会呈现出多元化和相异性，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具体政治生活现实的复杂与多变，对那些处于转型时期的社会而言情况尤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根据政治现实对政治价值进行适时的甄别与选择，而政治价值体系就是围绕特定的政治价值取舍所形成的关涉人类政治生活应然性的一整套观念体系。可见，政治价值体系作为全部社会政治生活的深层次意义系统，实际上是要对社会政治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做出规定，规范并引领未来政治生活的走向。我们可以从系统论角度对政治价值体系的内在结构进行解析，揭示这一体系的系统性构成。政治作为一个复杂大系统，实际上又包含若干子系统。其中政治系统中的政治体制（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就是该系统的“ 硬件” 子系统，或者政治系统的外壳， 而政治价值体系则构成了该系统的“ 软件”子系统，或政治系统的内核。[12]（P76） 前者主要体现为政治生活的组织结构、制度安排等，反映了政治生活中刚性的一面，是政治生活的显性部分；后者主要体现为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价值取向、行为标准等， 反映了政治生活中柔性的一面，政治生活的隐性部分。它们之间是一种相互支撑、相互证成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具有内在结构和功能的政治系统，从而对来自系统内外的诸多挑战做出回应和应对。在整个政治系统结构中，政治价值体系作为其子系统，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性构成，我们又可以将之分解为外围、中层与核心三个结构层次，每个结构层次均包含各自的一些组成要素。它们在结构和意义上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组成一个紧密的动态体系。

首先，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层次及其要素构成。在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结构中，政治价值体系的核心层次是身份编码，是诸多政治价值体系得以相互区分的标志，笔者称之为政治价值信念。从结构上看，政治价值信念处于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结构的最核心，并以层层递进的方式通过处于中间与外围的政治价值体系结构逐步细化和外化，最终形成作为政治系统外壳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安排的价值依托。而从功能上看，政治价值信念是政治价值体系的身份符号，规定和制约着政治价值体系中间与外围层次并赋予全部政治系统的终极性意义，是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来源和应然性规定。当然，政治价值信念是有关政治生活应然性的价值预设，其本身就是个抽象概念。因此，为了便于把握其内涵，就必须对其进行予以进一步细化。笔者认为，政治价值信念有三个基本构成要素：一是政治目标价值信念，是就整个政治系统应当实现的政治目标从价值上进行预设；二是政治边界价值信念，是在价值层面上政治系统活动范围和边界进行预设；三是政治秩序价值信念，是对政治系统所要维系的政治秩序进行价值预设。政治价值信念就是在价值预设层面，从以上三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政治价值信念体系，并为政治价值体系作出身份规定。實际上，区别不同政治价值体系的关键就在于此。

其次，政治价值体系中间层次及其要素构成。政治价值体系的中间层次介于核心和外围之间，是政治价值信念的理性化、逻辑化和系统化呈现，笔者将之称为政治价值理念。前面我们提过，政治价值信念是整个政治价值体系的身份规定者，在最抽象的意义上为政治系统定性，因此，中间层次的政治价值理念就是由政治价值信念所决定并派生而来，同时它又以理性和逻辑的形式来体现政治价值信念的精髓。由于政治价值理念是对政治价值信念予以逻辑化、理性化和系统性说明，其本身就构成一个相对自洽的系统化理论体系，同时它又是连接政治价值体系核心与外围层次的桥梁，所以在理性层面上规定处于政治价值体系的外围层次的具体内涵。当然，作为理论体系的政治价值理念也是由几个重要理念要素构成：一是权力价值理念，主要从理论层面解说什么应该是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以及正当的权力运行方式；二是律法价值理念，主要从理论层面论述对法治精神以及法律在政治生活中应当起何种作用和处于什么样的地位；三是权利价值理念，主要就政治活动的行为主体理应享有的政治权利在理论上予以阐述；四是政治治域价值理念，主要从理论层面论证政治与宗教、政府与社会的应然关系和合理边界；五是政治控制价值理念，就有关政治权力控制社会的方式方法进行理论上的规定。

最后，政治价值体系外围层次及其要素构成。政治价值体系的外围层次由政治价值理念规定并对其进一步外化，以价值规范的方式构成政治行为与政治体制的应然性基础，并与处于政治系统外壳部分的有关政治体制的法律性与制度性规范直接对应，笔者称之为政治价值规范。由于作为政治价值体系外围的政治价值规范直接由处于中间层次的政治价值理念所规定，因此其构成要素与上述政治价值理念之间就必然具有一定的对应和派生关系。具体而言，构成政治价值规范体系的基本要素包括：一是将权力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权力定位和权力运行模式作出规范性设定；二是将法律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宪法地位和法律功能作出规范性设定；三是将权利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处于优先地位的权利类型和权利边界作出规范性设定；四是将政治治域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政府与社会、政治与宗教或道德教化等关系作出规范性设定；五是将政治控制价值理念具体化，即在应然性层面对政治权力组织自身、权力控制自身与控制方式作出规范性设定。政治价值体系正是通过这些比较具体的政治价值规范，直接同政治系统外壳对接，完成从政治系统的内核即政治价值形态到政治系统外壳即政治行为与制度的衔接与转换，并与政治系统外壳形成联动，共同应对来自政治系统内外不断变化的不测挑战。

由此可见，作为政治系统内核的政治价值体系，不但与作为政治系统外壳的政治组织与政治制度具有相互支撑关系，而且这种价值体系本身，从核心到外围，也存在着一种明显的支撑与支配关系：处于核心地位的政治价值信念为处于外围的政治价值理念和更外围的政治价值规范提供合法性、合理性与正当性的说明， 并规定它们的具体范围；而从外围到核心又存在着一种拱卫性关系：处于外围的政治价值规范和政治价值理念在面对来自内外挑战的压力时，会通过自身调节和应变，保卫处于核心的政治价值信念不受根本冲击。[13] （P52）

四、政治价值体系建构：基于方法论层面的思考

上面我们已经指出，政治价值体系是社会政治文化、制度安排与政治行为背后的“意义世界”基础，也是我们今天在纷繁复杂的有关价值、道德、伦理、正义之争中找到自己评判标准与前行路标的指针。在当前情况下，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首先要解决的是建构方法问题，没有方法上的先行，就不可能有一种更为广阔、更为深刻的理论视野与洞见。因此，通过反思确立起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原则，会使我们在这一领域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尝试中形成理论自觉和新的对话平台，从而为政治价值体系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奠定理论基础，也为当前落实和谐社会建设和科学发展观在操作层面提供认识保障与行为规范。

首先，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实践作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政治价值体系是围绕特定政治价值取舍而形成的观念体系，因此，建构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政治价值体系就必须确立哪些政治价值是可取的，这就关涉到关于政治价值度量和评判的标准，也即以什么来作为政治价值取舍及其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问题。人类自近现代以来在这一领域中存在两种偏激：一是把这一方法论基础建立在对形而上的“先验论”之上，为政治价值奠定终极性真理基础，由此导致的 “真理之争”使有关政治价值的讨论因高度敏感而无法深入，使现实政治生活因此而动荡不已；另一偏激是以后现代主义解构“先验真理”，陷入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方法论陷阱。作为纠偏之道，当代政治价值研究应以日常“生活世界”作为评判的方法论基础，从政治价值能否满足日常“生活世界”提出的功能性要求出发，确立度量与评判政治价值的坐标。可见，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础应立基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活世界”，以能否直面社会转型，回应市场经济所提出的要求，克服转型中价值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危险，作为度量与评判政治价值的坐标指南。

其次，要以确立与时代主题相适应的科学认知范式作为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前提。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除了要以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实践作为其方法论基础之外，还离不开特定的认知范式。所谓认知范式就是特定时期人们对客观对象的一般观察方式，决定着人们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前才是框架，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本身就是政治主体基于现实政治实践需求的一种主观能动活动过程，当然离不开特定时期人们所认同的特定认知范式。因此，一个时代的认知范式也就是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知性基础。如何使我们的认知范式与我们所处的市场经济时代要求相适应，便是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正确重构的方法论前提。人类自近代以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所赖以建构其所需的政治价值体系的认知范式，大体上包括普遍主义、历史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这三种认知范式对于人类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都曾产生过相当重要的影响，也都有其优缺点。当代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只有在对这三种认知范式进行某种综合，使之相互解毒、相互平衡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地吸取歷史经验与教训，才会少走弯路，超越前人。

最后，要以跨文化比较研究作为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方法论视野。政治价值体系建构需要一种跨文化的视野，从世界与中国在政治思想文化转型的历史经验教训中去认识和把握人类在政治价值体系建构中的内在规律与要求，这是当前政治价值体系建构方法研究的基本途径。这就需要通过对西方国家，在近代以来面对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过程中政治价值体系构建中的得与失，以及中国自近代以来在政治价值体系构建方面的种种尝试与努力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寻找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的个性与共性、经验与教训，并以此为鉴，进而探索当前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方法。

总之，任何远离本土“生活世界”的抽象价值真理体系，都不可能赋予一个试图自新的民族以真正活力。只有从本土“生活世界”出发，与传统文化展开充分对话，并对之不断进行阐释，才能创造出能满足时代要求的应战新模式。因此，当代中国政治价值体系的建构不仅要去努力适应市场经济提出的要求，也必须对传统文化价值资源予以挖掘与发展。同样，其他国家在社会转型中建构政治价值体系成功的经验值得我们去总结与借鉴。当然，这些成功经验得以展现的具体形式都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应避免盲目崇拜西方国家成功的具体形式。走“功能分析”“功能看齐”与“本土化形式”相结合的道路，是“后发国家”借鉴其他先发国家成功经验的一条重要方法论原则。

①何中华先生论证了价值从哲学层面而言具有人类学本体论意义上的绝对性与超越性，本文参考并借鉴了何先生这一观点。参见何中华，论作为哲学概念的价值[J]哲学研究，1992，（9）.

②关于政治价值体系的层次划分与要素构成，本文参考和借鉴了张铭先生新著中的相关内容。参见张铭，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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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张铭. 政治价值体系建构：理论、历史与方法[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王江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