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与限度：我国就地城镇化研究

唐丽萍+梁丽

[摘 要]就地城镇化兴起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但在中国城镇化背景下，就地城镇化的可行性和适用限度等问题却存在广泛争议。我国城镇化面临困境的基础上界定就地城镇化的实质和适用价值，通过理论模型以及结合我国城镇发展现状对就地城镇化的可行性、现实基础及适应限度的现实因素进行分析，提出因地制宜的就地城镇化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就地城镇化;适用限度

[中图分类号] F29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7-0063-07

[收稿日期]2015-03-20

[作者简介]唐丽萍（1971-），女，浙江建德人，东华大学公共管理系副教授、行政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管理研究;梁丽（1991-），女，安徽亳州人，东华大学行政管理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型城镇化研究。

2013年，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开始进入由速度型向质量型转变的新阶段，但人口由乡村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异地转移，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我国现有2.62亿农民工，未来还有大量的新生代农民工要进城，基本解决农民工存量和增量的市民化，至少还要10年时间。就算2020年我国实现了60%的城镇化率预期，至少还有5.5亿人口留在农村。如何缓解特大城市中心城区的压力，强化中小城市产业功能，增强小城镇公共服务和居住功能？如何才能应对各类城市问题，走出城镇化发展的困境？何种方式才能统筹东中西部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城镇化发展？我国城镇化发展期待全新的视角和路径。

一、就地城镇化的提出与价值

（一）我国城镇化发展面临的困境

1978-2013年，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从1.7亿增加到7.3亿，城镇化率从17.9%提升到537%，正处于30%-70%的快速发展期，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也低于人均收入与我国相近的发展中国家60%的平均水平。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8个，建制镇的数量从2173个增加到20113个[1]，但劳动力转移依然是由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方式，导致大城市发展过快，人口拥挤，“城市病”凸显，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吸引力不足，农村的空心化严重。概括起来，我国城镇化发展主要面临如下问题：

1.农民工异地市民化的困境。截至2013年，城镇人口中的2.62亿是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其中，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6336万人，北京市超过1/3，上海市近40%，深圳市近75%是外来非本地户籍人口，但这些人口在劳动就业、工资福利、子女就学、社会保障方面无法享受与城镇人口同等的待遇，实质上是一种“半城镇化”的状态。“进得来，住不好，用不了，留不下”，是农民工面临的普遍问题，大多数农民工被边缘化或者住在“城中村”，城镇内部出现新的二元矛盾，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极易陷入“拉美陷阱”。农民工已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主体，但受现行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阻碍，落户门槛很高;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农民异地转移就要放弃土地宅基地等农村资产，机会成本与落户机会之间存在巨大反差。

2.“城市病”和“农村病”并存。从集聚效应来看，城市越大，集聚效应就越强，大中城市以自身规模优势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但当城市规模超过一定临界值时，规模效益就会递减，大城市有吸纳能力而无承载能力，伴随而来的是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管理不善等“城市病”。过度化异地迁移的结果是大城市超负荷承载，小城镇、小城市发展动力不足，日渐衰落，劳动力跨地域“候鸟式”、季节性迁移。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青壮年劳动力匮乏等问题严重，出现大量土地撂荒、空心村等“农村病”。

3.城镇化结构失衡，小城镇功能无法发挥。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大中小城市功能分担与协作不协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部分特大城市主城区人口压力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小城镇数量多但规模小、服务功能弱[2]（P9-61）。城镇化发展的整体布局对小城镇的功能发挥提出了迫切需求，但目前我国小城镇建设滞后，在吸纳劳动力和服务供给方面距离预期目标还很远。而长期以劳动力大范围异地转移为主的城镇化方式，无疑会加剧此类失衡格局并导致恶性循环。

（二）就地城镇化的内涵与价值

就地城镇化是相对大范围跨区流动的异地城镇化而言的。学者朱宇将就地城镇化视为一种现象，即乡村—城镇转型中城镇要素在乡村生产、积累和发展及由此派生的准城镇地域和人口现象[2]（P9-61）。马庆斌将就地城镇化定义为农民在原住地一定空间半径内，依托中心村和小城镇，就地就近实现非农就业和市民化的城镇化模式[3]。本文将就地城镇化归纳为：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农村人口不再向大城市异地转移，而是以小城镇、小城市为主体形态，就近向中心村、小城镇和小城市集聚和迁移;坚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进农民职业非农化，生活方式市民化，思想观念现代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与大范围跨区域流动的异地城镇化方式相比，就地城镇化对突破我国城镇化发展困境有如下价值：

1.以小城镇、小城市为主体形态，推进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就近小城镇是乡村的延伸，城镇的雏形，是减少乡村向大城市冲击的缓冲地带，同时连接乡村与城市，在城乡之间构建起过渡区和蓄水池。东部、东南部特色小城镇，中部资源密集型、交通优势型和大城市周边小城镇，西部人口资源密集型大镇都能够发展就近城镇化，吸纳周边农业转移劳动力，为大城市减压，达到统筹不同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协调发展的目的，有助于扭转我国城镇化结构失衡的状况，充分发挥小城镇的功能。

2.就近吸纳转移劳动力，破解农民工难题。就近城镇化是解决我国农民工问题，破解城乡二元结构与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困境的创新路径。一方面，吸纳周边劳动力发展乡镇企业，为小城镇的发展培养产业基础;而小城镇的发展将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以此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小城镇的发展为回流劳动力提供更多就业机会、公共服务和发展空间，以农民身份、职业转型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要目标，走出盲目向大城市聚集的观念误区;尊重人类社会的自然聚集规律，不依赖技术强制推进城镇化，实现从重器思想向重道思想的回归。

3.从外援型向内源型发展方式的转变。异地城镇化导致大城市发展依赖外来廉价劳动力与外商投资，小城镇发展依赖政策扶持与对外招商引资，本质上都是外援型发展方式。就地城镇化在发展途径上充分挖掘本地区优势资源，满足本地区发展需求，本质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内源形式发展方式。就地城镇化坚持渐进主义，不同地方根据不同地域特色先进行实验性、小范围和区域性的探索，有错能改，适合的推广，不适合的再继续试验，不断进行微调与创新。通过一连串快速的小步伐变迁，达成明显的政治变迁效果，在循序渐进中实现最快变迁。

二、就地城镇化适用性的理论论证

适用性又称“一致性”，是建筑设计术语，用来评估所提出的战略对在战略分析中所确定的组织环境的适应程度，或是使用要求与满足程度之间的契合度。这里的适应性主要是指就地城镇化这种发展方式对我国城镇化发展大环境的适应程度，以及就地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现实需求的满足程度。本文从以下三个理论视角出发，结合城镇化现状，论证就地城镇化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的适应性和科学性。

（一）麦吉的灰色区域理论与就近小城镇

麦吉教授（Megee ）以亚洲各国发展现实为基础，提出了一条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道路——灰色区域（desakota）理论。灰色区域是指那些同时承受城市和农村行为的区域，这部分地区既非城市又非农村，城乡要素在这一区间内高度混合，主要包括大都市外围的准城市区、距大城市有一定距离，人口密度高且农业与非农业混合的人口沉淀区、城市之间靠近交通主干道的发展走廊，如上海—南京—杭州都市区。

图1 灰色区域演示图

由图1可知，灰色区域与我国就地城镇化的主体形态小城镇、小城市在区位分布、功能分配和发展路径上颇具相似性，都是城乡两极共同作用下形成的过渡性小城镇。但是，由于大城市交通拥挤、房价居高不下、生存压力大等因素，大都市外围的准城市化区域就成了白领精英炙手可热的选择对象。而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低、跨区域流动成本高等限制，缺乏竞争优势，人口沉淀区和发展走廊区就成了他们理想的迁移区域，这便是就地城镇化的主体区域。

与灰色区域一样，就近形成的小城镇、小城市，是城乡之间的缓冲地带，承担着分解大城市人口和住房压力的副城功能，是促成区域发展新中心的孵化器，可以吸引劳动力就近转移，遏制农村迁移人口对大城市的冲击和挤压。位于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沉淀区，与就近乡村在传统文化、风土人情等方面保持较高的同质性，社会排斥、心理排斥、地方保护主义性质的政策排斥力较小，能够大大减少就近转移劳动力的心理成本和迁移风险，是统筹城乡发展，推动城乡经济要素合理流动的有效方式，也是就地城镇化得以迅速发展壮大的土壤。

（二）集聚效应理论与就近适度集聚

集聚效应理论是指社会经济活动因空间集聚所产生的各种经济、社会、环境效应。一般来说，集聚要素越多，越能带来规模效益、结构效益、近邻效益等正能量;但是，如果盲目集聚或者过度集聚，则会带来成本增加、管理困难、边际效益递减等负效应。如图2所示，当城市规模超过临近点M时，边际成本就开始增加，边际效益就迅速递减。

图2 城市规模与集聚边际效益关系图

分析上图2并联系我国现阶段城镇化发展布局，可以发现：

其一，异地城镇化、盲目集聚已不容继续。我国当下城镇布局已然造就了大城市过度集聚，中等城市盲目集聚、小城市小城镇集聚不足，徒有量变而无质变等突出问题。 从1978年到2010年中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从25个激增到146个，500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达到了16个。根据城市经济增长模型提供的城市规模净收益随人口规模变动的趋势，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虽然规模收益大于0，但已经急剧下降、成本大幅度提高、资源利用率大打折扣、城市发展势头疲软。随之而来的是两种趋势，一种是大批农民工滞留、蜗居在大城市而大城市无力承载，主要依据外来劳动力推动城市发展的模式已经不合时宜[3];另一种是中小城镇发展乏力，急需人才而精英外流，乡镇企业初创时期急需招商引资，而资金向资源富足的大城市集聚。这两种趋势导致的结果是劳动力匮乏与失业率高并存，城镇化发展失衡。

其二，应大力发展就地城镇化，因地制宜适度集聚。小城镇、小城市是就地城镇化的主体形态，也是城市的初始时期成长阶段，投入成本少且集聚边际效益大，虽然集聚效应不如大城市，但发展前景和资源利用率却远远优于大城市。在大城市周边的小城镇、中部地区的强镇和西部人口密集镇等，应因地制宜，适度集聚，发展乡镇企业，吸纳本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为大城市减压的同时，也减少本地区精英的外流。

（三）伊斯特林—斯塔克的相对贫困假说与就近迁移选择

伊斯特林与斯塔克等学者认为，相对收入差距而非绝对收入差距决定人的行为，劳动力是否迁移，受到城乡劳动力之间的预期收入差距和在乡村感受到的相对贫困双重因素影响。如我国西部和东部之间工资水平差距，按绝对收入差距理论来说，西部的迁移动机最旺盛，但事实上并非如此，中部并非是最贫困的地区，向东部地区人口迁移却占据了绝大多数，那些具有最高人力资源禀赋的劳动力迁移的地区，是就近非农产业而非异地化大都市。学者蔡昉的调查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特征是：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大于城市内部收入差距和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在这里，假设劳动力是完全理性的，结合调查结果和中国城市现状可能出现如下现象，即大部分劳动力最终会选择就近迁移。

其一，相对贫困人口就近迁移。因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依然很大，所以，农村劳动力依然存在向大城市迁移的动机，农村相对贫困人口由于与本地富裕人口相比，经济地位处于劣势，在有迁移意愿和能力的情况下，这些人选择了异地转移。但是，转移到大城市并渐渐融入其中之后，这部分人的经济地位的参照系就会转变为城市人口;而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远大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经济地位相比之下会更低，这部分劳动力便会产生回流动机。由于在大城市中观念更新、技能和资本不断积累使这部分劳动具有了一定的竞争优势，所以，他们一般不会甘于回流到小乡村，而是转向就近的小城镇、小城市寻找契机。

其二，绝对贫困人口就地迁移。由于乡村内部的相对收入差距最大，就会有部分农村人口因在本地区感受到经济地位低而产生迁移的动机。但是，由于迁移要付出成本和承担一定的风险，且流动区域范围越大，要投入的成本就越大，风险随之加剧，绝对贫困人口因无资本异地迁移或出于保守型只能选择就近迁移。

其三，相对富裕人口不迁移或就近迁移。农村绝对富裕人口由于在本地区相对经济地位较高，迁移动机不强，受城乡收入差距的催动，可能会选择到就近小城镇、小城市寻找转为城市人口的机会，很少会冒险选择背井离乡大范围跨区域异地迁移。

三、就地城镇化的适用性现实因素分析

上述理论表明就地城镇化，在我国不仅适用，并且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但是，这种适用要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中，就地城镇化的发展需要一定的基础和现实条件。下面从两个方面对我国就地城镇化发展的现实因素进行分析，为其适用性和可行性提供现实依据。

就地城镇化能否适用，取决于我国的社会条件和城镇化基础，以下从城镇规模、劳动力、产业基础、风土文化等正向因素来分析就地城镇化发展的优势条件和社会基础。

1.小城镇、小城市规模和数量的扩大。小城镇、小城市是就地城镇化的载体，其数量和规模的扩大，就是就地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壮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从129个增长到380个，建制镇从2173个增长到2012年的20113个，全国近5年的城镇新增人口中，建制镇吸纳了47%，成为地方城镇化增长极中的重要一极，且主要吸纳对象是本户籍地和就近城镇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2.收入水平和消费层次的提升为就地转移提供资金保障和劳动力基础。从图3和图4可见，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一直处于递减状态，已经渐渐逼近城市恩格尔系数;而农村人口消费水平和收入则是不断攀升，这些都是就地城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一方面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的增长，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为地方经济由投资型向消费型发展模式转变提供了动力，地方经济的发展将会带来更多商机和就业机会，可以吸纳更多劳动力，产生更多的收入，这本身是一种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恩格尔系数的不断下跌，说明我国农村居民用于衣食住行等低层次消费品的支出越来越少，而教育、技能培训等发展性支出越来越多，劳动力素质和竞争能力不断提升，能够适应就近小城镇的发展需求。

图3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图

图4 我国农村居民家庭收入与消费支出统计图

注：以上数据均通过2013国家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3.就地城镇化的工业基础。十五末，我国乡镇企业实现营业收入21520亿元，年均增加116%，累计增加就业1452万人，平均每年增加290万人。2012年1-5月，全国乡镇 企业累计完成总产值237835亿元，同比增长939%，其中第三产业保持了较快的发展势头，产值56530亿元，同比增长13.12%，占据乡镇企业增加值比例的2377%，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就地城镇化提供了产业基础，同时也是就近城镇化发挥其集聚能力的内在动力源。

4.风土文化的同质性高，转移人口融入成本低。与异地城镇化相比，就地城镇化的优势就是本地区城乡之间风土文化的相似性和同质性，心理排斥、经济排斥、制度排斥等限制因素少，农村转移人口能够较快地融入，并被原城镇人口接纳。此外，就近城镇化有吸纳周边农村人口的距离优势。依然保留土地和宅基地的转移人口，可以在短时间内往返于城乡之间，兼顾工作和留守人口，并逐渐实现短期转移向城镇人口过渡，对许多保守型转移人口和绝对贫困劳动力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目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30%-70%的快速发展区间，但城市病、“鬼城”、户籍制度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城乡二元结构利益固化、城镇化率地域差距大、大中小城市结构布局不合理等痼疾都制约着城镇化的发展，我国城镇化发展进入瓶颈期，大规模的跨区域异地城镇化道路难以为继，这反过来却为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就地城镇化在就近发展小城镇、就近吸纳劳动力、对周边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价值得以凸显，成为我国城镇化走出泥淖的重要方式。

第一，户籍限制短期内无法改变。户籍制度限制了农村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却客观上催生了劳动力向就近小城镇、小城市转移。改革开放前严格控制城乡人口流动的政策，使大量劳动力滞留农村，只能就近去城镇务工或者在乡村与大城市之间进行季节性迁移。当下我国实施差别化的落户政策，以合法稳定就业为前置条件，全面开放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开放城区人口50—100万城市的落户政策，严格控制500万人口以上大城市的人口规模。事实上，中等以上城市落户条件都有一定的教育水平、参加城镇社会保险年限、购买商品房等门槛要求，这是大多数农村转移劳动力无法达到的，他们只能选择在小城镇、小城市落户。

第二，土地制度的缺陷。我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民如果异地迁移，就要放弃对集体财产的权利和福利，如土地、宅基地、农业补贴、农业户口所具有的社保补贴等，并且要高价购买城市商品房以满足落户条件。这些机会成本都足以抵消很多迁移者异地转移的预期收益，使之转而选择移居就近的小城镇、小城市，同时兼顾土地和农村的其他财产。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调整，农村户口所附带的优惠条件在不断变化，越来越多的农民不愿放弃土地。我国学者朱宇的调研结果表明，11.8%的受访者会因土地而放弃举家迁移，95.1%的人口迁移到城镇后会选择继续保留土地。

四、就地城镇化的制约因素分析

以上优势因素为就地城镇化在我国的适用和推广提供了可能。但就地城镇化是有适用范围和限制条件的，它需要当地发达的农业解放出劳动力，需要一定的工业基础来吸纳劳动力，有相当规模的人口集聚和城镇雏形，城镇能够提供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但是，我国部分地区的城镇规模小，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化滞后于城镇化，就地城镇化的发展和推广有限度，盲目普及可能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

1.小城镇规模小、人口分散、集聚能力差。部分小城镇依然处于城乡结合式的准城镇化阶段，产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不完善，特别是人口分散的西部地区集聚效应更难发挥。根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选择》报告，我国20万以下的小城镇数量从2000年的353个下降到2010年的258个，吸纳转移人口的比重从1852%下降到1031%，而最近五年36%的新增城市人口是由100万以上的大城市所吸纳的。2010年，小城镇人口占城镇总人口的比重为20.7%，约1.38亿人，全国1.9万个建制镇建成区平均人口只有7000多人，还不如大城市一个社区的人口多[4]。

表1 东中西部城镇化率与工业比重统计表

东部

及沿海 城镇化

率%工业占省

GDP比重中部地区城镇化

率%工业占省

GDP比重西部地区城镇化

率%工业占省

GDP比重

上海89.30.38内蒙古56.620.49宁夏49.820.39

江苏61.90.45四川41.830.45西藏22.70.08

福建58.10.44广西41.80.41新疆43.540.41

广东66.50.46湖北51.830.43青海46.220.38

注：此数据由各省统计年鉴整理而得

2.不同地区城镇化、工业化条件相差甚远。如表1所示，我国不同地区由于区位、资源等差异，造成较大的城镇化地域差别。中部西部的诸多省份城镇化率远低于全国平均城镇化率，而西部地区的工业化率更是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的小城镇尚可利用人口、资源、基础设施等优势承接东部产业转移，构建就地城镇化的产业基础，具有较好的发展契机。而西部部分地区人口分散，工业基础薄弱，交通厂房等基础设施不完善，小城镇提供的服务和就业机会有限，对周边的辐射力不强，难以吸纳劳动力，发挥集聚效应。

3.半城镇化现象。由于部分农民知识技能有限，特别是一些中老年农民缺乏一技之长，对土地有较强的依赖性，就地城镇化中有些基本脱离生产的农民工在城镇从事非农劳动，却在城乡之间流动，沦为半城镇化半农村化居民。土地制度的缺陷使很大比例的农民都保留土地，甚至有些地方曾出现过已经转为市民的农民回村要求分掉集体资产而拒绝城镇化的冲突[5]。农民融入城镇是职业转型、生活方式转变的漫长过程，就地城镇化如果盲目求成，可能会衍生出新的社会问题。

4.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同步。就地城镇化存在一种普遍现象，就是劳动力的地域迁移先于职业转变。农村人口迁移到城镇以后才能在城镇就业，如果城镇化的速度快于工业化的速度，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镇，而就近城镇又没有构建起相应规模的产业基础来提供就业，那么，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城镇建设的速度，农村人口就近转移后依然无法实现职业和身份的转变，又衍生出新的城市病。为了避免新的城乡二元对立现象的产生，地方政府就可能采取限制城镇化发展的措施。

五、就地城镇化的战略选择与发展路径

由上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就地城镇化在中国适用，但其发展需要特定的基础和条件，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区位因素、资源优势、工业基础等各不相同，就地城镇化不能采取一刀切式的盲目开发。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都是城镇化发展的可行方式，本无优劣之分，关键在于要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根据不同地区的特定状况采取特定的应对办法。针对我国发展就地城镇化的现实条件，笔者整理出就地城镇化现实因素与战略选择分析图（见表2），对就地城镇化的适用范围和不同地区的策略选择提出以下建议。

内部因素

外部因素优势（Strength）

小城镇规模数量扩大;

乡村收入与消费增长;

工业基础扩大;人口密集

文化同质;迁移成本低劣势（weakness）

西部地区人口分散、城镇小，集聚能力差;

缺乏部分地区城镇发展的必要产业基础;

机会（opportunities）

户籍制度限制人口异地迁移;土地对人口的牵引力;大城市超负荷承载带来的契机SO：保增长型战略

发展宜居小镇;

承接产业转移，分流大城市农民工;发展农业旅游业WO：扭转型战略

优先就地发展现代农业与工业基础;

鼓励部分优势劳动力异地转移

威胁（Threats）

半城镇化现象;

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西部尤甚）ST：多元复合战略

多种方式促进农民职业转型;

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举WT：防御型战略

半城镇化和城镇化与工业化不协调的倾向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都应该努力规避的

表2 就地城镇化现实因素与战略选择分析图

（一）大都市周边的重点镇：保增长型战略，以就地城镇化为主

大都市周边的重点镇，大多分布在中心城市一定半径的外围区，如湖南省的湘中地区靠近长沙的浏阳县、宁乡县，成都市周围的新津县、崇州市，郑州周边的新郑市、新密市，江阴的华士镇、石庄，上海市周边的廊下镇、西塘镇等都是采取保增长型的发展战略，快速推进本地区人口的就近城镇化，依靠中心城市辐射，借力发展，人口很少异地转移。其一，发展大都市郊区的宜居型小城镇，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为大城市减压;其二，引导大城市农民工向小城镇分流，部分大城市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第三产业占据主导地位，工业产业受资源禀赋限制开始向外转移，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内的小城镇应顺势承接大城市产业转移，发展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其三，借助区位优势，以大城市消费市场为定位，发展现代都市农业、生态农业、农业旅游业。

（二）具有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强的镇：保增长型战略，以就地城镇化为主

具有特色资源和区位优势的镇，大多距离中心城市不远，人口密集、基础设施完善、具有特定产业基础或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增长极，如江阴的新桥镇，乡镇企业发达，紧靠靖江市、江阴市和京沪高速公路;靠近长沙的望城县，农产品加工业、建材业、化工业等均已进入工业化中期;靠近成都的双流县矿产资源丰富，工业基础好;靠近杭州的乌镇也已经成为全国著名旅游城市。上述资源、区位条件相近的城镇，均具有快速发展为城市的潜能，可采用保增长型的战略，挖掘自身特色，构建产业基础，吸纳劳动力就地转移。

（三）人口多、区位优势弱的镇：多元复合型战略，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并举

此类地区工业基础普遍薄弱，缺少特色资源和增长极，城镇多为农产品和小商品交易的集散地，小城镇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就地城镇化的发展优势不明显，宜采取多元复合式的发展战略，就地城镇化与异地城镇化双管齐下。其一，在产业基础好、基础设施完善、人口密集，有就地城镇化条件的城镇，如交通主干道周边城镇、人口密集且有特色资源的大镇采用就地城镇化的发展方式，发展乡镇企业，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增加农民的非农就业机会，吸纳周边劳动力向就近城镇转移。其二，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且工商业不发达、产业基础薄弱的偏远镇，缺乏特色资源作为增长极的小镇，都缺乏发展就地城镇化的条件，首先应发展现代农业，解放更多的劳动力;同时，鼓励有能力的劳动力先异地转移出去，搞好劳动力就业培训，调整城乡就业结构，加快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城乡一体的劳动市场。关键是通过各种方式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以及从农业向非农的职业转型。

（四）远离中心城市的偏远小镇：扭转型战略，以异地城镇化为主、就地城镇化为辅

在我国的西南部、中部、中西部、东北部一些地区，人口分散、交通落后，产业群和城镇的集聚效应难以发挥，小城镇以城乡混合区为主要形态向周边农村提供服务，缺乏对就近劳动力的吸引力和吸纳能力。应采用扭转型发展战略，改变现阶段城乡状况，关键便是增加劳动力就业和收入，以鼓励优势劳动力向南部、东部城市异地转移为主，学习新技能为偏远小城镇注入新活力。在具有一定产业基础的地区，可以适当发展就地城镇化，但应优先发展现代农业与工业，构建城镇化产业基础。需要明确的是，发展现代大农业、机械化农业，并不是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而是要解放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资本积累，以现代农业、机械化农业的发展为工业化奠定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EB/OL].http：//news.xinhuanet.com/city/2014-03/17/c_126276532.htm，2013-03-17.

[2]朱宇，祁新华，王国栋.就地城镇化：理论与实证[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2.

[3]马庆斌.就地城镇化值得研究与推广[J].宏观经济原理，2011，（11）：25-26.

[4]李培林.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J].甘肃社会科学，2013，（3）：2-4.

[5]王小刚，李太后.中国半城镇化问题与农民的理性选择 [J].天府新论，2012，（1）：111-114.

责任编辑 刘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