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中国智库的神秘面纱

李凌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著名智库研究专家詹姆斯·麦甘（James G.McGann）在谈及中国智库时指出，“中国智库仍然是个谜”。这主要是因为，中国智库的信息和行动方式不透明，既不像国外智库那样普遍建有网站，也不太愿意与外界主动交流联系（主要指非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智库），犹如孤立地存在，这给中国智库的发展蒙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中国有多少智库

就中国智库数量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而言，麦甘和他的团队在年度出版物《全球智库报告》（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Report）中如是统计，2008年以前中国的智库数量在73-74家左右，列全球第11、12位。2009年突然增加到428家，之后就基本维持在425家左右，2013年以426家在数量上仅次于美国，升至世界第2位。如何解释数据上的这一突然变化？比较合理的猜测是，不是因为中国在2008-2009年间智库数量有了大规模增加，而是研究者可获得的信息集扩大了。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中国有更多的智库正在运用互联网技术积极推广自己，从而使有关中国智库发展的信息更透明、更充分。

同时，国内也有某些智库专家指出，中国智库的数量在2000家左右，这比麦甘的估计多出许多。估算的依据是，可将智库与软科学研究机构作类比，中国科技部2011年组织的“全国软科学研究机构统计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目前共有各类型软科学研究机构2408家，在剔除一些党政机关内部的政策研究室等部门后，该调查报告中涉及的智库数量超过2000家。如果麦甘和科技部的数据都比较可靠，那么可以看到，正如麦甘所言，中国有相当一部分智库至今仍不为人所知。

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在首份《中国智库报告》中区分了活跃智库与不活跃智库，认为活跃智库往往有着常规性的组织架构与运行方式，能够比较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公共决策，同政策制定者、媒体或学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并享有一定的国际或国内影响力。目前，中国大约有200多家活跃智库，分别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法制、党建和国际关系等多个方面为各级政府决策者献言献计。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科学内涵

201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要批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智库”，表明中国智库建设已纳入“国家发展战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不仅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应当体现四层含义。

第一层含义，是指智库研究成果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基础，表明决策咨询研究离不开学术研究的强有力支撑。决策咨询研究的重要责任，就是通过语言系统转换，将理论研究成果转化为能够影响政策制定者做出有助于提升大部分社会成员福祉的公共政策，由此提升理论研究的应用价值。

第二层含义，是指智库研究应以科学决策为目的，体现知识与政策的结合，表明“科学制政”必先于“科学执政”。“科学制政”提供可选择的方向和目标，如果方向和目标不科学，那么“科学执政”就是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即便执行再谨慎、再高效也会事倍功半、徒劳无功，导致政府公信力丧失和政府规制失败，甚至导致社会失调失序。

第三层含义，是指智库研究应体现决策咨询研究的问题导向与前瞻性，表明智库研究必须具有实践意义与可操作性。决策咨询的研究成果应当可以落地，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可执行可操作的政策，而且要在制度设计上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这就要求智库专家重视实地调研，在全面掌握问题现状与趋势的基础上，提出既符合发展趋势又能指导现实的政策建议，切忌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

第四层含义，是指智库研究应成为专家学者深度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表明权力与知识互相结合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不同类型的智库在弥合知识与政策之间的鸿沟时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众多，有的通过内参、专家咨询会等形式直接为政策制定者建言，有的选择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专著、研究报告获取公众影响力，或选择在媒体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获取媒体影响力，从而间接影响政策制定。不同类型的智库及其采用的不同方式，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往往也存在较大差异。选择适合的智库运作机制，对提升智库内在品质和外在影响力，进而提升权力与知识的结合度，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发展趋势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36年，为应对社会经济转型发展不断涌现的各类层出不穷的新矛盾、新问题，中国形成了门类众多、形态各异、资源丰富的智库体系。但是，相对发达国家智库运行的成熟经验，以及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的内在诉求而言，中国智库建设仍相对滞后。

一方面，政策咨询服务往往向体制内智库倾斜，甚至为党政军智库与“国字号”智库所垄断，民间智库和体制外智库很难进入公共决策参考的视野，从而导致了中国的“智政”关系中所特有的依附关系，导致智库成果重在阐释性而欠缺对策性，丧失公信力或独立性。另一方面，中国智库目前仍处于专业化分工不足的发展阶段，充分竞争的思想尚有待建立。此外，智库发展的宏观环境不健全、不完善也是导致中国智库建设止步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一些行政指令仍束缚着大部分体制内智库的研究人员，使其疲于奔波于承担各类课题来完成考核或增加收入，这些问题的解决或许代表着未来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发展方向。

可以预见，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智库介入公共政策形成过程的体制机制建设将日臻完善，有助于持续提升智库的影响力，面向多元化、国际化和信息化主导的智库发展与转型。

首先，智库建设要更加重视对公共决策、学术研究与社会公众的影响与引导，形成具有特色和标志性的智力产品，树立智库品牌与形象。其次，智库组织形式和经费来源正在变得更加多元化，一方面，民间智库和大学智库的数量将进一步增长;另一方面，智库表达不同观点和政策主张的政策环境将日渐宽松，政智结合的程度将趋向紧密。再者，国际合作有望进一步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国际化将成为一种趋势。中央和地方政府在一些政策的调研和论证过程中，也可能积极采纳海外智库的建议。

此外，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以及新媒体等现代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智库的形态、表现方式与营销手段等也会进一步创新，从而模糊现有的智库分类标准。而且，它们也更加愿意致力于借助微博、等新媒体和公共平台推广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参与决策、服务政府和影响舆论的手段和方式上，保持多样性与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