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红旗》杂志及其主编

杨永兴

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一份政治理论性刊物，《红旗》杂志在“文革”前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它是“大跃进”运动、中苏论战、“四清”运动等政治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和鼓动者，而其中《红旗》的主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

首任总编辑陈伯达并不主持刊物日常工作

陈伯达是《红旗》第一任总编辑，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成都会议上倡议创办《红旗》时亲自指定的，后经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通过，被正式确定了下来。陈作为《红旗》总编辑的职务虽然被确定下来了，但是他在任期间，“文革”前《红旗》的实际主持者却是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1]三位副总编辑，“文革”初期则由王力、关锋和戚本禹负责。陈在其回忆录中曾提到：“我有几年没有直接管《红旗》了。《红旗》的工作实际由范若愚、胡绳他们管。本来，邓力群也是《红旗》的副总编辑，可后来毛主席对邓力群有意见，说邓力群的哥哥邓飞黄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叫我不要用邓力群。我就让邓力群先到南方去锻炼一段时间。我不直接管《红旗》，重要的事他们还是和我打招呼。” [2]

担任过《红旗》编委的吴江也提到：“陈伯达虽是《红旗》总编辑，但他不主持《红旗》的日常工作，《红旗》的日常工作由两位副总编辑（胡绳、邓力群）和几位编委轮流主持。从写国际反修文章开始，我和陈伯达的接触逐渐多起来。他主持写重要文章时，通常拉邓力群、范若愚和我参加。他给我的任务是‘可以不客气地挑毛病，就是对他起草的文章可以随时提出意见，这大概是因为他发现我多少有些独立见解的缘故。范若愚的任务则是帮他查列宁语录，因此他每次总是随身携带他那套经他熟读过并在上面夹满标签的《列宁全集》；邓力群不善于属文，但他熟悉党的政策，而且有较强的记忆力，因此他主要参与讨论。这样，无形中形成了‘四驾马车。”他称：“邓力群兼《红旗》秘书长职务，陈伯达把包括人事在内的《红旗》日常事务都交給他。胡绳则代替陈伯达管理杂志版面。”[3]另外，吴江在回忆他同胡耀邦的一次谈话时曾指出：“胡问：《红旗》杂志还有哪些理论水平和写作能力较高的人？我只说出胡绳一个人的名字，我说胡绳的特点是广闻博识，思维缜密，笔头稳健，尤其有史学底子，《红旗》的重要文章、社论除少数由陈伯达裁定外主要裁决权在胡绳，尤其是关于学术方面的。胡绳不管人事，但待人较宽厚，因此颇有口碑。” [4]而在《红旗》文艺组工作过的牧惠也称，在1961年他调入《红旗》时，邓力群“是常委副总编，实际上是他在那里负责，他是实际主持工作的，但是陈伯达挂名”，“当时是陈伯达、邓力群、胡绳这些人主持《红旗》”，邓力群排第二，胡绳在邓后面。[5]

邓力群、胡绳、范若愚各展所长

在《红旗》杂志社，邓力群“分管经济方面的理论文章”， [6]同马洪、梅行以“许辛学”为笔名合作撰写了大量的经济评论文章。[7]1960年《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红旗》在邓力群的主持下对其进行了系统的宣传，发表了一系列评论和阐释文章，如社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红旗》1960年第19期）；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经验的基本总结——为“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出版而作》（《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邓力群、吴江的《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读“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红旗》1960年第20、21合期）；闻师润的《科学的论断和预见——学习“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关于国际问题的论点》（《红旗》1960年第22期）和《集中力量，各个解决》（《红旗》1960年第24期）；肖述、杨甫的《党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保证》（《红旗》1960年第22期）；任会波的《反动派的本性决不会改变》（《红旗》1960年第23期）等，为宣传和解释毛泽东思想，树立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正统地位和国际意义作出了贡献。

关于邓力群，吴江在其回忆录中写道：“邓力群为人有一定胆识，做事也敢承担责任。他颇重权势。对上显恭顺，即对上层领导人谨慎谦和；对下则高傲轻慢，时露霸气乃至杀气。其用人学曹操：凡从我者不管你是什么样人，要高官给高官，要教授给教授，而且常能说到做到；不从我者必要时也敢于‘修理你。邓力群50年代在新疆区党委工作，任宣传部长。中国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集中地区，尤其是西藏和新疆两地，处理好民族关系十分重要，历史上从来如此。所以开国初期毛泽东十分重视西北地区民族政策的正确执行。50年代新疆区党委在土改问题上犯严重错误，不听中央指挥，擅自采取极‘左行动，乱捕乱杀，造成民族危机。毛泽东对此大为震怒，他认定，区党委主要负责人是一个粗人（军人），乱局的策划者主要是当时任区党委宣传部长的邓力群。因此，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两次严令西北局书记习仲勋开除邓力群党籍，措辞十分严厉，甚至称之为‘异己分子。当时习仲勋对此事作了冷处理，暂时将邓力群降职，安排在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工作。毛泽东从此不再理睬邓，但仍念念不忘其人。邓在办公厅工作期间颇受刘少奇的赏识，可谓失之于毛，得之于刘，然而因此也就为他自己留下了祸根。创办《红旗》时，陈伯达把他调到《红旗》，算是重新又起用了。但是为时不久，当‘文化大革命发动前，毛泽东又向陈伯达询问邓力群这个人，陈伯达领会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将发动时匆忙将邓力群调离《红旗》下放桂林的原因。” [8]

对于邓力群调离《红旗》的详细过程，吴江说道：“1965年下半年，参加‘四清的人员陆续返回机关，准备照常工作。这时开始发生一点‘异动。陈伯达有一次当着我的面对邓力群表示很不满意，说：‘《红旗》是秘书长专政，我无权过问。我虽然与邓力群有隔阂，但这次却为邓说了话：‘这不是你安排的吗？怎么又怪起别人来了？陈同样以不满的神情看了我一眼，不再吭声，悻悻离去。隔不多久，大约在1965年年底，突然宣布邓力群调动工作，到广西任桂林地委副书记职，同时调中央党校副校长范若愚到《红旗》任副总编辑，代替邓力群。邓力群为此几次找陈伯达和康生，但他们都回避不见。事后我在陈伯达口中才知道，他在起草《二十三条》时，毛泽东突然向陈伯达问起邓力群来，说：‘邓力群现在何处？干什么？还提起邓力群的在国民党中任要职的兄长的名字。又冲着陈伯达说：‘那次我读书（按：指1960年初毛泽东组织几个人共同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是你拉他来做记录的吧？陈伯达闻言大惊失色，支吾其词。回来赶紧与康生商量，打发邓力群走路（陈伯达突然散布邓力群搞‘秘书长专政，就是由此而来）。” [9]

胡绳则主要负责《红旗》在学术理论方面和思想文化方面的编辑工作，杲文川在《追忆往昔悼胡老》一文中谈到，“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社长杜敬‘文革前在《红旗》杂志与胡老共过事，他对记者描述了那时的胡老。‘文革前，胡老在《红旗》杂志任副总编辑，他和邓力群副总编辑轮流值班，由编委协助他工作。胡老在学术理论上抓得多，他修改文章时，既尊重作者的观点，不轻易否定作者好的地方，又从头到尾细细推敲修改，努力提高文章的水平。他的做法有三个好处，一是保护了原作者写作的积极性，二是提高了作品的水平，三是使年轻的编辑们也从中获益匪浅，得以提高。杜敬深情地说，我那时是《红旗》杂志分管农村问题的编委，有时，胡老还组织我们逐字逐句地起草或修改文件，胡老一丝不苟，对党的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令人永远难忘！” [10]

而且，胡绳还在《红旗》开辟了“思想文化评论”专栏，所发文章以“施东向”为名。对此，胡绳称：“有一些文章署名‘施东向，这实际上是个集体的署名。使用这个名字的文章有的与我全无关系，有的则是我参加写作的。” [11]马仲扬在其追忆文章《六十年的战友情》中也提到：“胡绳在《红旗》上开辟的‘思想文化评论专栏，署名‘施东向（就是思想界动向的谐音），许多文章是由胡绳指导一些青年人写作经他定稿刊出的。后来的‘施东向变成胡绳为首的共同笔名。” [12]此外，胡绳在《红旗》上还发表了一些署名文章，如《家务劳动的集体化、社会化》（《红旗》1958年第7期）、《关于我国现在的商品生产》（《红旗》1958年第14期）、《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红旗》1959年第9期）、《又红又专的问题是世界观的问题》（《红旗》1959年第23期）。不过，对于这些文章，他说：“我在《红旗》上写的有几篇政论文章和不署名的社论，现在都只能属于被淘汰之列。” [13]

而范若愚，这位因其对列宁主义研究较有成就，被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赞誉为我国“研究列宁主义问题的专家” [14]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从1958年《红旗》创刊起就担任编委，1965年年底开始担任《红旗》副总编辑。他曾参加起草过中苏论战文章，与胡绳、王力等人参与拟定彭真负责的《二月提纲》。在《红旗》任职期间，他在负责编辑工作的同时也发表了一些评论和理论文章，如《一个办得很像样子的公共食堂》（《红旗》1958年第12期）、《思想必须适合于客观规律性》（《红旗》1959年第1期）《我们为什么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红旗》1960年第5期）、《列宁论中国革命》（《红旗》1960年第8期）、《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红旗》1961年第13期）、《马克思主义论无产阶级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红旗》1962年第19期）。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都带有时代的烙印。

关键文章由陈伯达负责起草

当然，《红旗》虽然由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实际主持和直接管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总编辑陈伯达对《红旗》完全不闻不问。实际上，凡是《红旗》重要的社论、评论员和编辑部文章绝大多数都是由陈伯达负责起草的，尤其是毛泽东要求发表的文章更是如此，这从毛泽东对陈伯达送审《红旗》文章的批语和信件中可以看出来。而且陈伯达在《红旗》上发表的署名文章也都带有明显的政治意图，如1958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南斯拉夫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举起了批判修正主义的大旗；1958年第3期发表的《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人民公社”这一名称；1958年第4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不仅强调了毛泽东的公社思想，而且还重新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并对毛泽东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1959年第22期发表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斗争》一文，则是专门批判彭德怀，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不过陈伯达称此文章是中共中央要他写的。他说：“遵照中央的决定，按照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同志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有关讲话，写了那篇文章。那篇文章里没有我自己的话，都是抄录毛主席的讲话和别人写的八届八中全会决议中的话。我在文章里自始至终仍是称彭德怀为同志的。” [15]

另外，对于重大的政治事件陈伯达也是亲自过问和亲自处理，可以说关键时刻都是亲自出马的。据吴江称，“‘文革的大批判实际上是由《红旗》开头。一九六五年一月中央关于‘四清运动的文件提出所谓‘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个文件是由陈伯达执笔的。一九六五年下半年陈伯达由天津结束‘四清回来后不久，在《红旗》发起组织一个所谓‘学术批判领导小组（‘中央文革小组的前身），陈自任组长，康生为顾问，成员包括王力（中联部副部长，稍后即兼任《红旗》副总编辑）、关锋（《红旗》编委）、戚本禹（《红旗》历史组组长，他刚从中央办公厅调来）及其他共七八个人，其中没有胡绳、邓力群，也没有我。邓力群是因为当时突然被调离《红旗》，下放广西桂林地区。这本是陈伯达、康生在‘文革山雨欲来时对邓的一项保护措施，因为邓力群曾任刘少奇秘书，与刘关系不同寻常。邓突然外调广西，当时许多人被蒙在鼓里，就连邓力群自己也深感委屈。胡绳呢，大概是因为当时他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的关系已为人所注意（彭是保护吴晗的，认为吴写《海瑞罢官》并非反党，胡绳也这么看）。”吴江还提到：“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打的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公布后，邓力群也从广西被揪回，加入我们的‘黑帮队伍。……此后，《红旗》杂志虽仍由陈伯达任总编辑，实际上编委由关锋主持，一九六七年八月王力、关锋垮台，又由姚文元接管，直至‘四人帮覆灭。” [16]

从吴江以上的回忆内容，可以看出邓力群在1965年“四清”时就因个人同刘少奇的关系而在“文革”前遭到冲击，从而结束了他在《红旗》的主持和领导生涯。胡绳和范若愚，后来也因为参与拟定《二月提纲》的缘故，成为“文革”开始不久就被打倒的对象，结束了他们在《红旗》的工作。邓力群、胡绳和范若愚是《红旗》杂志社中受到“文革”冲击的第一批领导。关于胡绳不再管《红旗》事务的具体时间，他在《胡绳全书》第二卷的《引言》中曾提到：“我從1958年起担任《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直到1966年‘文革风潮起来时被罢免，不过至晚从1963年起的几年间我已实际上不过问这个杂志的工作。” [17]邓、胡和范相继被打倒后，《红旗》的主持和领导权就转到了“文革”新贵、毛泽东的新红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三人的手中，此时的陈伯达真正成为了挂名的总编辑，这一点吴江在上述的回忆中也有所提及。

注释：

[1] 据吴江称，“大约在1965年年底”，范若愚代替邓力群担任《红旗》副总编辑（参见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2页）。

[2]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香港）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258-259页。

[3]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兰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5-116页。

4]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香港）镜报文化企业有限公司1997年第3版，第17页。

[5]朱健国：《牧惠在2002年（一）》（2005年1月6日），学术中国网站，http：//www.xschina.org/show.php？id=2635.

[6]叶永烈：《陈伯达传》，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223页。

[7]相关文章有：《一切经过试验》（《红旗》1959年第11期）、《指标要切合实际》（《红旗》1959年第12期）、《学会更好地计算经济效果》（《红旗》1959年第13期）、《工业生产中的节约》（《红旗》1959年第14期）、《更大规模地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红旗》1959年第22期）、《保持工业生产在高速度发展中均衡地上升》（《红旗》1959年第24期）、《又是大跃进的高速度，又是有计划的按比例》（《红旗》1960年第3期）、《全面安排 综合平衡》（《红旗》1960年第23期）、《进一步加强企业的经济核算》（《红旗》1961年第18期）、《进一步健全工业企业的责任制》（《红旗》1961年第20期）、《把工业支援农业的工作提到更高的水平》（《红旗》1963年第2期）、《好中求多、好中求快、好中求省》（《红旗》1964年第16期）。

[8]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第116-117页。

[9]吴江：《政治沧桑六十年——冷石斋忆旧》，第121-122页。

[10]杲文川：《追忆往昔悼胡老》，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s.net.cn/wyld/y_02_15/y_02_15_7.htm.

[11]《引言》，《胡绳全书》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12]马仲扬：《六十年的战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http：//www.cass.net.cn/zhuanti/husheng/show_News2.asp？id=83067.

[13]《引言》，《胡绳全书》第二卷，第3页。

[14]马原生：《缅怀范若愚同志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优良学风和品格》，《理论探索》1999年第2期。

[15]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第177-178頁。

[16]吴江：《十年的路——和胡耀邦相处的日子》，第4-5页。

[17]《引言》，《胡绳全书》第二卷，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