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日本共产党关系的演变

熊丰

[摘 要]

中共与日共在90多年的交往中，曾为了共同的信仰和理念而互相帮助、互相扶持，也曾因为现实利益和不同的理念而关系破裂互为死敌。从党际交流的视角观察，中共与日共关系演变经历了从亲密无间相互支援到关系破裂及互为死敌再到关系正常化的坎坷历程。对这种复杂的关系演变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不仅有利于我们认识中共与日共两党关系的历史，也使我们能以这一案例为视角，观察中国共产党对外党际关系的演变。

[关键词]

中共；日共；党际交流；关系演变

[中图分类号] D27；D33/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5）01-0010-03

创立于1922年的日本共产党，如今拥有40多万党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中最有影响力的共产党之一。日共在其90余年的发展史中，因为其意识形态和独特地缘政治等因素，一度与中共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和互动。两党曾经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却又因为一系列原因关系破裂，日共更是在1966年成为中共“四大敌人”之一。即使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共和日共的关系在很长时间内也没能得到弥合，直到1998年两党之间才实现关系正常化。日共并非执政党，因而中共与日共的交往并非政府外交，甚至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也不是政党外交，而是一种党际交流。

一、1922-1949：志同道合，相互支援

早在十月革命之前，日本京都大学的一些教授就已经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我们今日所用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等专有名词都是那时的日本社会主义学者研究翻译而来的。中共早期领导人中不少都有留学日本的经历，李大钊早在1913年便赴日本留学，廖承志生于日本，周恩来、郭沫若也都曾去日本留学。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秘密成立，并于当年成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日本共产党刚成立，其纲领就规定“日本须从朝鲜、中国、台湾及库页岛撤出军队”。

但当时的日本并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在1945年日本战败前，日共一直处于非法的地下活动状态并遭到了日本当局各种形式的迫害和镇压。因此，在1945年以前日共与中共并没有什么组织层面的交流。

尽管组织层面的交往贫乏，但是在个体层面日共党员却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和中共有着许多交往，这其中尤其有代表性的是野坂参三和中西功。

野坂参三是日本共产党创始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共产国际东方支部工作期间认识了中共代表任弼时、康生等人。1940年2月，在莫斯科治疗的周恩来决定回国，而早想回日本参加斗争的野坂参三获此消息后，有意与周恩来同行，到中国再转道潜回日本。这个想法得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的同意。同年3月25日，野坂参三与周恩来、邓颖超等人一同到达延安，但他却发现，由于国民党和日军对根据地的包围，根本无法返回日本，于是野坂只好从长计议，做好长留延安的准备。当时，八路军俘获了不少日军战俘，野坂参三进行了深入的调研，在同年10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建立一所专门学校，教育和改造日军战俘。这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野坂参三担任这所学校的校长。这所学校从1941年5月15日正式开学到抗战结束，共培养、改造学员三百余人。1945年，野坂参三作为唯一的兄弟党代表参加了中共七大，并在大会上做了《建设民主的日本》的书面发言，阐明了日共反对军国主义的坚定立场。同年9月9日，经东北转道苏联回国。行前，众多中共领导人为他举行了欢送宴会。而野坂参三和毛泽东也有着良好的私交，在1962年野坂参三70寿辰时，除中共中央致电祝贺以外，毛泽东还以个人名义专门发去贺电。[1]

而中西功曾加入中国共产党。中西功曾在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读书，该书院是日本专门针对中国开办的老牌间谍培训基地。在此期间，中西功接触到了以记者身份为掩护的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成员尾崎秀实（后担任首相近卫文麿的秘书），深受其影响，从内心同情中国，反对日本的军国主义。1934年，中西功进入东北满铁调查部工作，而满铁调查部是日本在中国最重要的间谍机关之一。利用职务之便，中西功在上海建立了一个“特别调查班”，其中包含了大量中共情报人员。从1938年底建立，中西功的情报小组在日军的核心部门活动了三年半之久。根据八路军总部作战参谋杨迪回忆，当时日军的主要行动，未经发起，我方均能提前获得可靠情报。而八路军总部被袭击和左权将军牺牲等重大损失，则都是发生在中西功小组被日军破获之后。[2]

在1942年6月16日被捕之前，中西功及其领导的特务组织通过共产国际向中共乃至全世界传递了许多极其有价值的情报，这些情报不仅仅影响、改变了中国战区的局势，甚至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都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3]而这些成就的获得都是在共产国际主导下的党际交流中完成的。

1945年对于日共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年日本战败投降，麦克阿瑟随即开始在日本进行民主化改革，日共开始得以合法存在。而日共原有的领导人野坂参三则从中国返回日本，德田球一也在坐了18年牢之后被无罪释放。野坂参三和德田球一等人一起重建了日共。在1946年战后首次选举中，日共便获得了五个议席。而在1949年战后第二届国会大选时，日共更是一举获得了35个席位。政治上的成功极大的增长了日共领导人对于美国的好感，德田球一甚至一度称美军为“世界人民解放军”。而这一时期中共则忙于内战和建国，忙于国内事务的两党在这几年内也少有交流与互动。

二、1950-1966：从同志加兄弟到互为敌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早在这之前的6月6日，麦克阿瑟下令吉本政府“整肃”日本共产党全体中央委员，7日又下令日本政府“整肃”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报》职员和日本共产党众议员等，并在日本各地开始逮捕共产党人及左翼人士。而中共中央则在6月9日和12日发声明坚决斥责麦克阿瑟和吉田政府的非法暴行，号召全国人民声援日本共产党和日本公民。[4]

于是，日共的处境艰难。以德田球一为首的一派排除以宫本为首的另一派，决定转入地下另立中央，使日共的分裂成为事实。后来，德田、野坂一方于1951年前往莫斯科召开日共第五次全国协议会，并在斯大林的主持下制定了《日本共产党的当前要求——新纲领》，即《五一年纲领》和《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方针》，使日共陷入了“左倾冒险主义”。[5]1951年末至1952年7月，日共把中国式的游击战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经验直接搬到当时国情不同的日本，采取了以武装斗争为夺权手段的错误做法。这样的路线极大地损害了日共在日本民众中的形象，在1952年一年内，日共党员就从10万多人减至3万人左右。日共领导下的群众团体的人数也大大减少，而在同年进行的国会大选中则失去了上届选举所得的全部议席。[6]

在这之后，德田球一和野坂参三选择流亡中国。德田球一于1953年10月14日在北京去世。野坂参三于1955年返回日本。1953年《旧金山和约》签订以后，日本重新成为了独立国家，原来美军颁布的对日共的限制法令也随之失效。野坂参三和宫本显治也达成和解，日本共产党恢复统一。

一直到1966年之前，中共和日共之间都保持着一种同志加兄弟的友谊。凡是中国大陆到日本进行民间交流活动的访问代表团都会受到日本右翼分子的骚扰，有时甚至有生命危险。日共以及日共领导下的民间团体都会主动地加以保护，从来没有出过纰漏。

1964年中苏两党交恶，日共站在支持中共的立场，将亲苏的国会众议院贺义雄、参议员铃木市藏开除党籍。1964年是中共与日共两党关系最好的时期，那时在日共成员中有一个学习中文的热潮，甚至流行用中文来读自己的名字。但是在仅仅两年之后，这个最好的同志加兄弟却变成了中共的“四大敌人”之一。

1966年中国爆发文化大革命。原本是为了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日本共产党开始了东亚之行，日本代表团最先来到朝鲜，双方意见很一致：支持越南抗击美国的侵略。之后日共代表团来到中国，这个代表团是日共最高级别的代表团，团长就是日共最高领袖宫本显治。开始时日共代表团与中共在北京举行了党际会谈。在预订日程结束后，代表团原计划直接去广州，但中方突然提出要代表团去上海会见毛泽东。在后来的会谈上，毛泽东要求日共方面指名道姓批判苏联为修正主义，这一提议遭到了宫本显治拒绝，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随后，中共开始全面批判日共修正主义路线。1966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明确提出存在四个敌人，“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美国帝国主义，宫本显治修正主义集团和佐藤荣作反动内阁”。[7]日共于是变成了和苏美比肩，甚至比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内阁更加危险的敌人。至此。中共和日共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而日共内部也分裂为两派，结果凡是亲中的日共党员全部被开除党籍。

三、1967-1998：从彻底破裂到关系正常化

从1967年开始，中日两党的关系彻底破裂并断绝了一切联系。双方关系的恶劣程度甚至超过日本右翼与中共的关系，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到了中共与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关系。日共前领导人不破哲三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们的分裂对于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很严重的后果，本来是朋友、亲人、同志，结果却成为陌路人，甚至是敌人，我们对这段历史是刻骨铭心。”[8]

日共对中共的敌对立场一直在持续，即使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之后，依然没有改观。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支持越南的除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之外，就还有日本共产党。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非常注意党际关系的调整和改善。1980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谈话中指出：“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去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9]邓小平党际关系思想奠定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外工作的理论基础，为中共处理同各国政党的关系提供了思想指南。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正式提出了中共与各国共产党发展关系的四项原则，即“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并将这四项原则写入了党章。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又将其扩大到适用于中共处理与各国各类政党的关系。

从1983年开始，中共便一直试图恢复与日共之间的关系。1985年中共曾通过罗马尼亚共产党向日共表示过恢复关系的建议，但是日共方面要求中方先承认错误为先决条件，承认其干涉了其他国家党的内部事务。一直到了1998年6月，应中国共产党邀请，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际部部长西口光率领的日本共产党代表团访问中国，时任中联部部长戴秉国与日共代表团共举行了5次会谈，中共与日共终于实现了两党关系正常化。

四、1998年至今：在“四原则”下正常交往

1998年7月19日至23日，应中共邀请，以中央政治局委员不破哲三为团长、总书记志位和夫为副团长的日共代表团访华。胡锦涛在20日会见了代表团一行，胡锦涛强调党际交流一定要遵从党际交流四原则。2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会见了日共代表团。双方就世界共运、中日关系、核裁军、不结盟等问题交换了看法。[10]从1998年两党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党本着“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交往四原则进行正常交往。而日共在苏联解体、苏东剧变等共产主义运动的巨大挫折面前，也不断调整自己的纲领，以适应在野党的地位和不断变换的国际环境。尤其是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面前，日共的主张极大的得到了日本民众的认同，其声望和影响力也不断上升。在2008年，中共和日共关系全面正常化10周年之际，在日本访问的时任总书记胡锦涛会见了日共委员长志位和夫。

参考文献：

[1]宗道一.日本共产党创始人野坂参三的延安恋情[J].同舟共进，2010（2）.

[2]萨苏.智者无敌原型中西功[J].环球人物，2011（11）.

[3]方知达.怀念战友中西功和西里龙夫[J].大江南北，1989（12）.

[4]反对麦克阿瑟镇压日本爱国人民的前卫——日本共产党.关于日本形势的声明[N].人民日报，1950-6-9.6-12.

[5]门晓红.日本共产党的政治演变[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6（2）.

[6]肖枫.社会主义向何处去[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728.

[7]俞天任.一个风云变幻时代的见证.http：//news.ifeng.com/history/shijieshi/detail_2011_09/03/8911792_1.shtml

[8]俞天任.冷眼看日本：留日15年的观察与思考[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285.

[9]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9.

[10]李健.天堑通途——中国共产党对外交往纪实[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861.

责任编辑：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