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广东“黄陂干校”生活

吴明先

五七干校是全国从中央到县一级以及各部门，根据毛泽东《五七指示》，在1968年陆续办起来的名为“干部学校”（农场），实为变相劳动改造的场所。那时候，全国办起了上万个五七干校，有几百万名干部先后在那里面生活过。

我们这个干校名为“广东省宣传战线五七干校”，地处粤北山区英德县的黄陂，俗称“黄陂干校”。它是全国五七干校沧海中的一粟。

下面记叙的，是我在广东省“黄陂干校”中的一些亲身经历，让五七干校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真实的片断。

一个个倒在了会场上

当时，我是广东人民广播电台（以下简称“电台”）一名记者。

1968年10月，《人民日报》大篇幅发表了黑龙江柳河“五七干校”的经验，并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该这样做。”自此，全国各地的“五七干校”风起云涌地办了起来。

我们电台的干部，就是在“柳河经验”发表之后的两个月，出发到广东省宣传战线五七干校的。当时，广州地区的新闻单位都已经实行了“军管”，几家报纸合并成一家，叫《新南方》报。我们电台基本上没有了自办节目，几乎全部转播中央台的。各新闻单位的人员大大缩简了。广州地区绝大多数的记者、编辑和行政干部都去了干校。这个干校，除了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广州日报和广东人民广播电台的干部外，还有广东省党校、省社科院等单位的下放干部。全干校有上千名学员。

1968年12月12日夜10点多钟，我们下放到黄陂干校的电台干部，从广州坐慢车到英德县的一个名叫“河头”的小站下车，下车时已是凌晨一点多钟了。之后，大家集合，把被褥、冬服、水桶等行李（谁也不知道将在干校生活多少年，行李都带够）装上货车先走，人“拉练”夜行军向黄陂干校进发。

这里离干校有多远，除了带队的人之外，大家都不清楚。三百多人细细长长的队伍，蜿蜒翻过高高低低几个山头。这里全是石灰岩，山上几乎不生草不长树。由于一夜未睡，大家都迷迷糊糊一言不发地跟着前面的人走。当我们到达一座山的最高点时，东方晨曦初露，不一会儿，旭日喷薄而出，这时大伙儿从迷糊中全醒了。带队的电台军管人员，让大家在一个山顶平台上排好队，面向太阳，手握毛主席语录本，向毛主席“早请示”，齐呼“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接着，高唱“东方红”。那情景，大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五七战士永远忠于毛主席”的气势，蛮令人感动的。接着，大家又精神抖擞地向黄陂走去。从山顶往下走，以后便是平地了。

将近中午时分，我们就在干校所在的英德县大镇公社里，吃了点热粥和干点。当我们到达黄陂干校的时候，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先期到达干校的南方日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等单位的五七学员，站在干校门口大道两侧，手持小彩旗，欢迎我们的到来。看来我们电台是最后到达干校的。

到了干校，我们还不能直接进住处，要先在一个小广场上开誓师大会。这天，太阳直晒，大家通宵未眠，又走了14个小时的路，个个又困又累，这些白面书生平日里哪受过这等罪？当那位前几天坐汽车先期到达干校的电台军管领导，在主席台做动员报告的时候，他还没有讲几句，下面“噼里啪拉”地一个接着一个晕倒了，会场乱成一片，“誓师会”只得草草收场。

这就是我们踏进五七干校的第一天。

干校干校，干活的学校

这个干校，原是一个劳改劳教农场。后来有关部门把劳改劳教人员并到别处，腾出这块地方来做我们这个五七干校。

我们到了干校，一律取消了原单位的名称，实行军事化的营连排班建制。干校的领导是广州地区的新闻单位的现役军管人员。我们电台的人编为一营，南方日报的叫二营，羊城晚报和广州日报的合并叫三营，省党校、社科院等单位的也合并叫四营（大约半年后，各“营”全部改为“连”）。我们营的学员又分两处住，营部在“茶子岗”（地名），绝大部分学员住在“万青楼”。两处相隔不远。

“万青楼”是一座较大的客家围屋。叫它“楼”，其实没有楼，在厚厚实实高高的圆形围墙里面，排列了近20间用土砖间隔的狭长的房间。我所在班11个人占了一间房。大家睡地铺，下面填了稻草，摊上被褥，便是我们的“床”了。“床”与“床”之间没有间隔，排得密密实实。每“床”宽约60厘米，长不到2米，可以说跟正式牢房差不多。其他营的住宿状况，与我们营大致相同。逼仄的住屋，污浊的空气，对防火、防病都带来很大的威胁。

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劳改劳教人员的迁移和我们干校的进驻，都是在仓促之间完成的。

这时，干校的当务之急是尽快改善住宿条件。于是，全干校掀起了“白手建屋”的热潮。各营都有一拨人专司烧砖，一拨人专司“炼泥”，一拨人专门“打泥砖”，一拨人进山伐木，更多的人到附近的沙石河道拣石运石。除了筹建住屋外，干校学员还要不误农时地种好、收好、管好全校（农场）数百亩的水稻、花生、茶叶等等的农作物，大家忙得团团转，白天除了勞动还是劳动，没有星期天，不准请假离校（大约过了大半年之后，才开始有所松动）。大家深有感触地说：干校干校，原来是干活的学校！

在那个非正常年代，不少在战争年代出生入死、有着丰富行政、治学经验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在“文革”中成了“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在干校一边劳动一边继续接受批斗；许多在粤港澳地区甚至全国都负有盛名的我国新闻界的前辈，在这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天天与泥块打交道；更有多少学有专长、正在“当打之年”理应报效国家的青年，在这里似牛如马般地劳作，荒疏了专业，荒废了美好的青春年华。

毛泽东说老弱病残者可不去五七干校，但实际上这些单位被军管认为必须去的老弱病残者，一律进了干校。有些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疾病而致死。

我成了一级劳动力

我到干校时32岁，是一个文弱书生，过去只识提笔，从未干过重活。我对放弃专业来干校，想不通，心中有气，就把这股怨气发泄到劳动上，死命干。想不到干呀干的，我竟炼成了连里的一级劳动力。

在我们万青楼的不远处，有一条宽二十多米的沙石河。河石是泥砖屋打地基、砌墙脚的好材料。我们建屋用的石头，就是在这条河道里拣的。在河道运石，全部靠肩挑。开始的时候，我只能挑50市斤左右。后来，越挑越重，每次能挑到70斤，再到上100斤，最后我竟能挑到150斤上下，干净利落，令同事们咋舌。于是，我就成了连里的一级劳动力。

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一个多月时间上山扛木，在我们干校生活中也是一项比较繁重的劳动。干校的西方是一片群山。在这群山中有一大片原始森林。在干校筹建住房的时候，各营组织了最强壮精干的小分队，进驻原始森林伐木，吃住在山里。待建屋的泥砖已经晒干，石料备齐，干校各连（此时各“营”已改为“连”）的大队人马纷纷进山，把伐木小分队备好的树木扛回连队。来回一次，要走一天的山路。这些杂木长十多米，是用来做建屋的椽子，每条约有30斤左右，轻的也有20来斤。这山路既窄又多弯，不好走，肩上还扛着又重又长的木头，显得难上加难，对年老体弱的同志来说更是如此。我每次总是尽量拣重的木头扛，让其他同志扛轻一点的，因为我已是连里一名强劳动力了。

我尤其忘不掉自己那样一次经历。那是在1969年冬末的一天，连里派了包括我在内的3名精壮青年去曲江县，运杉树回来做建屋的主梁。当我们使尽力气，把这些杉木搬下山的时候，大家已饥肠辘辘了。我们借了农家的炉灶煮饭吃，把带着的3斤半大米一锅煮了，原想吃剩可以留给农户，不料我们3个人把3斤半米的饭狼吞虎咽吃个精光！这样算下来，我们平均每人一顿吃了1斤1两多的大米！我想不到自己竟有那么大的食量。现在，我一天也吃不到5两米。

就是靠这些书生，在当地一位农民老工匠的指导下，我们就地取材，自力更生地建起了3幢共约600平方米的泥砖屋，解决了全连的住房问题。

广州没有家了

我在广州原来有一个环境幽静的温馨的三口之家。

这个家坐落在广州盘福路的“盘福新街”内，用今天的话来说，在当时的广州，它可以说是一个比较时尚的住宅小区。我们电台这幢楼建得轻巧飘逸，富有南国情调。我结婚的时候，被分配入住这幢新楼，感到十分幸福！一年后，我的小宝宝诞生了。

我妻子是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的护士，1957年护士学校毕业，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我下放干校才几个月，广东省医疗卫生系统贯彻落实毛泽东的 “六二六指示”，也要下放医务人员到农村去。我妻也属下放之列。这使我陷入了困境。全家3个人，两个大人都下放，那才4岁多的孩子怎么办呢？我这儿子一出世身体就非常羸弱，大病小病不断。当时干校是不准带孩子的。我妻一个弱女子，如下放农村刚到一个新环境，身边要带一个多病的孩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我焦急万分。后来，我与妻子商量，只得把孩子暂时寄养在他姨妈家再说。而他姨妈自己也有3个孩子要管，已经够忙的了，但我们实在没有别的办法了。

既然我妻子已被决定下放农村，我就向营里军管提出，是否可以把我妻子也下放到我们干校来？后来，经干校与医院沟通，同意我妻下放到我们干校来。当時，干校在校本部有一个医疗室，由南方日报社原医疗室的一位医生负责。我妻子来了以后，就在我们营里设了一个医疗点，备些红药水、龙胆紫及治感冒等简单的常用药。妻子平常一样参加劳动。

我已经意识到，今后我是很难再回广州了，就把广州这套宿舍退回给电台，不用每个月白白缴房租了。这样，我们在广州已经没有家了。我心中挥泪与广州的家告别，与以前的生活告辞！好在我们夫妇俩总算在一地了，以后的生活就听天由命吧！

只是我们心里还放不下留在广州的那个幼小体弱的儿子。干校有一年多时间不准请假回广州。其间有一次，我妻陪送连里一位病重的同志回广州就诊，才抽空去探望儿子，住了一夜。儿子很乖，跟妈妈可亲哩。第二天一早，妈妈要赶回干校，跟儿子轻声告别，儿子对妈妈点点头，接着把头蒙在被窝里不停地抽泣。我妻回来告诉我这些事，我揪心地痛！

审查两片肥猪肉

开头，干校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由于劳动量非常大，粮食还是按以前干部的定量标准划拨给营部食堂统一做饭，平均每人每餐2两多米，大家根本吃不饱。一些人用自己的粮票，在附近的小店里买点“饼干”充饥。这“饼干”不是用面粉做的，而是用米粉做的，很硬，咬起来很响，我们叫它“钢板”。白天，大家不敢吃，有军管管着哩，怕被批为“不接受改造”。可夜里上了床，不少人钻在被窝里咬起“钢板”来了，“咯咯咯”“咯咯咯” ，此起彼伏。大家都听到，但谁都不作声，只当没听到。饿啊，谁不饿？这叫没办法。

有一次，营部食堂“加餐”，每人也就分到薄薄的几片猪肉。我刚吃完饭，一位营干部吹哨要全营紧急集合！大家很快聚拢过来。我发现中间有一只潲水桶。一位军管人员指着潲水桶，声色俱厉地说：“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我们凑前一看，原来水面上漂着两片肥猪肉。他接着说：“你们想想，贫下中农会这样扔掉猪肉吗？这说明有人对抗改造！要查一查，这猪肉是谁扔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大家屏着气，没有人承认是自己干的。他看看这样僵着不是办法，就说：“下去继续查！”这样，人们才散去。

后来，查来查去，还是没有查到究竟是谁扔的，此事也就渐渐冷了下去。过了一段时间，晚饭后妻子与我在田埂上散步。我们虽在一个营，但分住两处，不常见面。这晚她对我说：“那两片肥猪肉是我扔的。”噢，原来是她干的！她虽然较瘦弱，但是就怕吃肥肉。那次她原想给我吃，一时找不到我，就偷偷地把吃剩的那两片肥肉倒进了潲水桶，幸亏没有人看见。她说：扔了两片肥肉，也不能说“对抗改造”呀！对此事我一直守口如瓶，几十年来现在才第一次说出当年的真相。哈哈！

大约过了大半年以后，干校管理才稍有放松。开始，一个月才放半天假，给大家洗洗缝缝补补什么的。后来逢两周、再后来每周放假一天，允许学员到墟镇买点食品，改善一下生活。学员要吃东西，就要走到邻县的翁城镇。翁城原是翁源县的县城，后来县城搬去了龙仙，这里就冷清了不少，但毕竟有点“底子”，商贸还比较发达，我们干校各营的食堂，都在这里采购蔬菜、肉食等副食品。在公路的两旁有着不少饭店。假日里，学员们三三两两结伴逛翁城，中午在饭店里要上一碟白切鸡，好饮酒的还来上一盅，真是难得的悠闲自在呀。下午回到干校，已是四五点钟了。大家来回花一天的时间，就是为了那一碟白切鸡，为了放松，值！

大约在1969年的年中吧，干校学员粮食供应标准有了提高，从此在饭堂打饭人人都能吃饱了。

“要学会弹钢琴”

在干校下放人员中，我们电台除了记者、编辑和行政人员外，还有电台所属的一个文工团，那些唱歌、跳舞、弹琴的都同我们一起下放到五七干校了。这里面有一个弹钢琴的，叫贺梅珠，是沈阳音乐学院毕业的，弹得一手好钢琴，是上海姑娘，与我同乡。她戴一副近视眼镜，人较腼腆，讲话细声细气的。

刚来干校的时候，她虽然手无缚鸡之力，但还是努力地干着，大家也尽量照顾她、鼓励她。记得头一次上山扛木，大家拣了一根最轻的木头给她扛，那也有20来斤，这对她来说已是很艰难的事了，是她平生的第一遭。但她咬着牙坚持着。傍晚的时候，大伙儿都回来了，唯独不见她。我們朝西山归来的路上望着，最后终于看到她扛着那段树木蹒跚地走回来。大家朝她鼓掌，欢呼，好像欢迎一位英雄凯旋归来一样。

但是，时间一长，她的思想问题就来了。有一次，她私下用上海话问我：“干校啥辰光结束？学工学农，跟我伲弹钢琴的有啥关系？长此下去，我这双弹钢琴的手不是废掉了吗？”我无言以答。

从此，我发现她慢慢地消沉起来。

在干校放假允许回广州之后，有一次她回到了广州，但逾期未归。连队领导火了，便派人到广州把她“请”回来。她住在电台的宿舍。当来人走近她宿舍的时候，只听得里面传出叮叮咚咚的钢琴声，在钢琴上方贴着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最高指示：要学会弹钢琴”，弄得来人啼笑皆非。那是毛泽东在一篇谈工作方法文章中的一句话。我认为她并非在跟人开玩笑。在她看来，凡出自毛主席的话，都是“最高指示”，都应该坚决执行。她以为自己拿到了“尚方宝剑”。她就是这样一个纯真而幼稚的人。

在今天，甚至就在当时，我内心都承认：我没有贺梅珠觉悟得早。她已经看出干校的弊端，并且用实际行动在反抗了，尽管这出自她的本能，而非出自理性。

贺梅珠回到干校以后，她被编入了“另类”，不属于任何班排，被安排在一间没有窗户、非常简陋狭小的原来的工具房里单独住，把她当“神经病”看待。

后来干校解散，没有单位肯收她。她走投无路，真的被逼疯了。在她30岁刚出头一点的时候，她静悄悄、孤零零地在忧郁中病逝了，令我感慨不已！

阶级斗争一刻不放松

干校里抓阶级斗争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在劳动中间，那些“走资派”“反动权威”和“牛鬼蛇神”，可以随时被拎出来批判一通。对这些人来说，五七干校只是过去“牛棚”的延续；对其他学员来说，大家似乎也都关在了一个变相的“牛棚” 里，自己的言行一不小心，都可能会变成被批斗的对象。

除了各连队有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外，也有全校性批斗大会。记得有一次，三连一位复旦新闻系毕业、我的师妹羊城晚报的记者，被带到大会上批斗。我不知她究竟犯了什么罪。突然，我看到有一个人手里拿了一件硬物冲上前，朝她的头猛力打下去，打得她顿时冒血，一滴滴鲜血顺着头发流到了她的脸颊上，真是惨不忍睹。干校同社会上一样无法无天！

干校本来就是社会的一部分，社会上刮什么风，干校就下什么雨。有一段时间，干校发动大家大抓“五一六分子”。一位军管人员在我们一连做动员报告时，似乎有鼻子有眼、十分有把握地说：“五一六分子就在我们中间！大家睁大眼睛看看：谁是？”弄得会场气氛十分紧张。后来，折腾来折腾去，不要说我们连，就是整个干校都没有抓出一个“五一六分子”来！

在我们上山扛木的必经的半路上，我看见在一棵大树上，原来刻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这个红色标语，后来我突然发现，那句标语中被人砍去了一个“疆”字。如果这事发生在干校，肯定会被当作一件特别重大的现行反革命案件。但我认为“砍字”这件事不是我们干校同志干的，因为我们上山扛木是不带斧头的。如果没有锋利的斧头，用一般的小刀，那个“疆”字是绝对削不掉的。我估计是上山伐木的农民偷偷地干的。谁说农民对人民公社、对“文化大革命”没有一肚子火！我不知道干校其他同志有没有看到那被砍了字的标语，反正我看了只当没有看见，也没有对任何人说。

在一个假日的上午，我朝黄陂墟走去，突然发现路上和田野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些花花绿绿的纸，拣起来一看，原来是国民党的传单。其他连队的人也都有发现。情况很快集中到校本部。全校的广播喇叭响了，校领导在广播里宣布：大家拣到反动传单不准看，由各连领导集中交到校本部。各连要派得力人员，迅速查封干校周围的交通要道，捉拿国民党特务！到了晚上，一个特务也没有抓到。有学员反映，树顶上也发现有传单。于是大家想：传单会不会是台湾空投过来的？果不其然，隔了几个月，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空投传单。上一次的传单，可能是夜间飘落到我们这一带的。这一次，我们是在白天看到了一大片正在飘落下来的国民党传单。有人说，传单是台湾放气球飘过来的。

做社教队员

1970年，我们干校所在的英德县大镇人民公社，要求当地驻军和我们干校派员参加他们公社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工作队。我被连队派往黄陂生产队，当社教工作队队员。

我们这个生产队，是属于“面”上的，以正面教育为主，不是社教的重点。生产队里只有我和当地驻军一位副连长是社教工作队队员。我与那位解放军副连长年龄相近，相处融洽。

我和那位副连长参加过几次大镇公社社教工作队的会议。他有一位在另外生产队搞社教的战友。有一次，他告诉我那位战友对他说的下面的故事。

他那位战友搞社教的这个生产队里，有一对兄弟俩，是“地主孙”，他们的祖父母和父母亲都已过世了。解放前他们祖父风光的时候，他们还不懂事。解放后他们父亲作为“地主仔”，日子早已很不好过了。现在他们作为“地主孙”，兄弟俩仍然抬不起头来，处处受歧视，干最重最累的活，工作找不到，参军更没有他们的份，生活过得十分困苦。哥哥已30岁，弟弟28岁，都是单身。在那个年代，谁会愿意嫁给“地主孙”呢？在万般无奈下，兄弟俩决定密谋出逃！他们的选择，还是很有方向性的哩。两人舍近不去偷渡到资本主义的香港，而是求远到新疆，准备越境到社会主义的苏联。但是到了新疆，被我边防军抓获，双双被押回原地。回到大镇公社以后，兄弟俩受到了更加严厉的批斗，日子比过去过得更加艰难了。有一天，弟弟对哥哥说：“再逃！”哥说：“你年轻，走吧。哥在家守着。”弟弟含泪与哥哥道别，又往新疆跑，这次又被我边防军抓住。弟弟双膝朝雪地上一跪，嚎哭着对边防战士说：“枪毙我吧！求求你枪毙我吧！”……

听到这里，我差点流出眼泪来！我在想：这“地主”的帽子，究竟要到他们的哪一代才算是尽头？

我做社教工作队队员3个多月后，就被干校调回去了。

当了“赤脚医生”

回到干校，我被授命带队到解放军某师部医院学习中草药。我感到很突然。我想，大概我妻子已在干校了，让我学中草药以后配合妻子，就在干校扎根了。当时我很无奈，反对也没有用。去就去吧，无所谓了。干校一共有12个人去学习，我当队长。

那个解放军师部医院在翁源县新江地区，这里比干校更“山”，药物资源非常丰富。带我们的，是师部医院一位姓林的中年医生，广东人，他对广东地区的中草药十分熟悉。他开头给我们上了几堂课之后，就带我们钻山采药。他带了几次，以后我们就自行集体进山采药了。我们每天都是带干粮进山的，一干就是一整天。在爬深山、探幽谷中，我们认识和采集到许许多多名贵的中药和草药，如灵芝、罗伞、鸡血藤、半枫荷、两面针、威灵仙、五指毛桃、鱼腥草、勾藤、麦冬、三七，还有“七叶一枝花”“ 十大功劳”等等。在师部医院两个多月时间里，我认识了二百多种中草药。

回到干校连队以后，我是个挂名“赤脚医生”，平时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只是比一般学员多了一点医务方面的事。

干校医疗室一般不对农民开放，但有的农民找上门来，也会给他们免费治疗一些简单的小毛小病。我们连离黄陂最近，我又在那里搞过社教，来我们连医疗室的农民就稍稍多一点，由我妻给他们治疗。有的晚上也来拍门，要求她出诊，我都陪她去陪她回。有时我趁假日回生产队，发现有感冒发热什么的，就在附近抓几把草药，让他们洗净煎服，也真的先后医好了几个人。以后，还有人叫我“吴医生”哩。有一次，我妻陪学员去翁源县人民医院看病，当夜赶不回来。半夜，有农民突然急速地拍我家的门。我披衣开门，他焦急地说：“快，快，我老婆要产了！”看来她是难产。我说：“我老婆不在家……”他急着说：“那，吴医生你帮帮忙吧！”这可不是开玩笑的，我一点都不懂。我叫他马上把老婆送去公社卫生院，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就急匆匆地走了。这一夜我一直难以安寝：不知她母婴俩平安否？

“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

到了干校一年以后，大家开始不安心起来了：难道就这样在干校过一辈子？家庭怎么办？父母老人怎么办？孩子怎么办？……

开始，干校军管用强行压制的办法，不准大家多想，说：大家要牢固树立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有的军管人员甚至还说：你们要“生在黄陂，死在黄陂，葬在黄陂！以后就在这里办生产大队，大家就地安置。”

我们电台的干部，是干校中思想动荡最早的。因为当初电台军管把电台附属的托儿所阿姨，多余出来的司机、厨工和勤杂人员，一股脑儿地下放到五七干校。大约半年后，才知道凡属工人编制的，不属于下放干校之列。于是，这三四十人就首先回到广州，与家人团聚了。这批人一走，让留下的人心里变得动荡起来。

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干校的学员欣喜雀跃，料想我们的苦日子终于熬出了头，有盼头了。事实确实也是如此。“九·一三”以后，广东省不少事业需要恢复和发展，我们干校一些学员，被一些单位用“借调”的名义纷纷调回了广州。有些工矿企业，也来干校要技术干部。我们电台就有一批技术干部，被乐昌县的工厂调走了。

离开干校的人日见多起来，留下的人更加不安心了。为了稳定“军心”，让大家安心在干校生活，电台一位军管人员在我们一连大会上竟然说：“现在用人单位干部名额都已经满了。再要用人，除非解放台湾。”文艺部的老编辑区荣光同志大声高呼：“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引得哄堂大笑。我看，这不是一句笑话，它真实地反映了五七学员要求恢復正常工作的迫切心情。

1972年，中共广州市委决定复办机关报——广州日报（复刊之初叫“广州报”）。这年的3月，我被调去了广州日报社。

次年，我妻也调回了原来的医院，做原来的工作。

我在五七干校生活了3年又3个月。在这3年又3个月中，我干过从运石、扛木到砌墙、架梁全套建屋工程，十足像个建筑工人；我种过水稻，从浸种、插秧、施肥、耘田到收割全套的农活，像个正式的农民；我还短时间当过社教队员和“赤脚医生”。原来，五七干校就是要把知识分子改造成为一个无需太多文化知识的普通农民和工人。这社会究竟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文革”结束以后，在1979年2月17日，国务院发出了《关于停办“五七”干校有关问题的通知》。历时10年的五七干校，此后终于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我看，五七干校的消亡，这是历史的必然。

（作者为《信息时报》原副总编辑、高级编辑）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