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性与内在规律性探析

李春江+刘云华

[摘要]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

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路径。尽管这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

“五形态”的一般图示相比，呈现出了显而易见的差异性，但笔者以为：近现代

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道路遵循人类社会形态更迭演变的普遍规律；近现代中

国社会形态演进道路的跨越性和特殊性，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形态更迭演进序列的

循序渐进性和常规性为其前提和保证的；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特殊性与普遍

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规律；社会形态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8-0045-04

近代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在形式上有别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发展演变“五形态”序列的特殊道路，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外力的强烈冲击作用下，中国被迫改变社会预先发展轨道和前进节奏的标志。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态的演进道路，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偏离历史唯物主义所破解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一般序列的变异发展路径。有学者据此提出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双线论”或“多线论”观点，甚至进而质疑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存在。

的确，综观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长河，任何一个社会形态在不同国家、民族的发生和发展，都表现为各具特色、互不相同的具体实现形式。这种具体实现形式之间的差异，在东方社会和西方国家之间有时还表现得十分突出。而且，世界历史和普遍交往越是发展，一个国家、民族在发展过程中遭受到的外力干扰就会越大（这种外力干扰有可能是积极的，也有可能是消极的）；不同国家、民族的社会形态发展具体路径和经典作家借助“抽象力”的工具从浩如烟海、纷繁复杂的人类社会演进史实中所提炼出来的社会形态发展一般序列相比，就越来越容易呈现出特殊性和非常规性；尤其是那种在先进国家的牵引作用下，跨越社会发展一般序列上个别社会发展阶段的跳跃式发展的现象就越是常见。因此，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进行具体道路层面上的“双线论”或“多线论”的探讨原本是无可厚非甚至大有裨益的。

但是，不同国家、民族具体社会发展道路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绝非是否定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变一般规律的统一性与普适性的依据。相反，细加分析不难发现，即便那些走上非常规社会发展道路的国家、民族，也不可能逃离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一般规律和普遍法则的制约。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演变是一般规律的统一性与具体道路的多样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一般规律是对丰富多样的具体道路的同质抽象，不表现为具体道路的一般规律是不存在的；另一方面，具体道路是对一般规律的丰富表现，不蕴含一般规律的具体道路是不存在的。“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1] （P357-358）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特殊道路的背后就深刻蕴藏着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普遍规律。

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的特殊道路遵循人类社会形态更迭演变的普遍规律

不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从概念范畴到社会实现形式，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学说中表现得多么特殊，这三种形态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链条上的依次更迭，都严格遵循了人类社会形态演进的必然逻辑和一般规律。具体表现在：

第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这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特殊轨迹，深刻体现了生产力作为一种不可遏止、永续发展的现实物质力量，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人类社会不断实现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发展演进的根本性动力。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前后相继、拾阶而上、循序渐进的连续性发展过程，它的自然历史过程性根本决定了社会形态更迭演进的自然历史过程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根据存在于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根据存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每一个社会形态产生的物质起点，都是旧有社会形态生产力发展的既定基础。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进进程的每一个步骤背后都深刻蕴藏着这种自然历史过程性。首先，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极端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决定着我们必须率先经过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文化建设，来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创造必不可少的物质前提，这就根本奠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历史必然性和不可逾越性。其次，由于中国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母体中继承而来的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发达的商品经济状况直接导致了社会主义的“不够格”状态，这就根本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社会形态发展链条上作为一个长久历史过程存在的必然性和不可逾越性，也决定着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形态的基本社会面貌。再次，随着生产力不可遏止的前进发展，中国必将实现从不够格、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初级形态向够格、发达、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更高级社会发展阶段的过渡和转变，这同样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形态”这一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特殊轨迹，深刻体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制约性与主体能动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要认识到，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根本决定着生产关系的实现程度。我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废墟上绝无可能直接建立起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也不得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级形态中坚持和发展作为补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这是不以我们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制约性。另一方面又要看到，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具有巨大的反作用；在特定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变更甚至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近代以来中国所走的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就是中国人民充分把握历史机遇、顺应时代潮流，积极发挥主体选择性和创造性，主动实现生产关系变革的结果。通过变革生产关系实现对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可以说在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形态演变进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国正是通过积极发挥人民的主体能动性得以实现了以较小的历史代价换取较大的历史进步的跨越式发展。当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也存在着那种脱离社会发展客体制约性的框架而盲目发挥“主体能动性”的失误和教训，这更从反面证明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客体制约性与主体能动性相统一的辩证发展过程。从总体上来看，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态演变之路，是在尊重社会历史发展客体制约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能动作用的历史进程；是实现以较小的历史代价换取较大的历史进步的过程。

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进道路的跨越性和特殊性是以整个人类社会形态更迭演进序列的循序渐进性和常规性为其前提和保证的

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每一步都带有浓重的世界历史痕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产物。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形成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形成的结果，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依附于世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形态。我国新民主主义社会形态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世界进入社会主义历史进程的产物，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依附于社会主义社会形态的特殊形态。

诚然，从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态演进的具体道路来看，我们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历史阶段的跨越；但是，这种跨越又是以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形态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依次更迭为其前提和保证的。中国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历史阶段，但是在整个人类社会范围内，资本主义作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必将拥有一个完整的发生、发展、衰败、灭亡的生长周期。而且，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东方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能够实现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历史跨越，又是以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链条上已经发展到相对成熟阶段为其先决条件的。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进程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一大必然形态和阶级社会发展史上的最后环节，承担着为共产主义新世界创造物质前提的特定历史使命。换言之，共产主义社会形态需要建立在资本主义文明充分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之上。

列宁曾说：“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1]（P359）}中国的近现代社会形态演变道路，正是通过跨越资本主义社会阶段，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发展“通常的历史顺序”的变更，这是历史辩证法在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态演变进程中的伟大体现。但是必须认识到，我们跨越资本主义历史进程、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就同时具备了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技术文明，而只是为这种文明创造了一种制度前提。中国虽然通过社会革命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进程的跨越，却无法跨越生产力发展的固有步骤，无法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就一下子具备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反，要建立起这种物质技术基础、赢得与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恰恰需要积极吸收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中国在近现代社会形态发展演变进程中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其所带来的“灾难性波折”的跨越和规避，是以对资本主义世界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和继承为其原始实现条件的。简言之，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跨越的彻底实现，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力的继承为前提的。

“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2]（P592）}这是历史唯物主义所揭示出来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基本原理。从人类社会发展现状来看，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还没有彻底发挥出来，资本主义还具有一定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活力，还继续承担着为共产主义社会形态创造物质前提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使得社会主义在人类社会形态演变链条上的出现和发展成为可能。因此，这造成了当前一球两制的时代局势，整个人类社会处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历史链条之上，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率先在像中国这样处于前资本主义或资本主义不很发达的社会形态里实现，所以，利用世界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发展本国社会主义，便成为了中国和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当务之急，否则，我们对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跨越就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毕竟，在常规情况下，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继承者，继而是作为其替代者出现在人类社会形态发展链条之上的。

三、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轨迹深刻说明人类社会形态的发展是特殊性与普遍性、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

我们不能因为中国近现代社会形态发展演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就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普遍规律的有效性产生怀疑。事实上，如果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世界上还未出现并发展到相当成熟的程度，如果历史根本没有提供给中国可以在落后的经济文化基础上直接利用和吸收的资本主义文明成果，简言之，如果根本没有“卡夫丁峡谷”的客观先在，所谓“跨越”和“缩短”之说又从何谈起呢？正是因为整个人类社会形态是遵循特定发展图式实现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依次更迭演进的，所以中国才有可能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基础上，通过社会革命的手段，实现对“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的占有，从而“不必自杀就可以获得新的生命”。^{[3]（P587）}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具体道路不能脱离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的一般规律而独立存在；中国社会形态发展演变具体道路的特殊性，不能超越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一般规律的普遍制约性。具体道路不能不最终受制于一般规律，具体道路是对一般规律的直接体现和丰富补充。

我们也不能否认或忽略近现代中国社会演变进程中的特殊性。应避免以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来套取中国社会的发展实际的做法。其实，东方国家和西方社会，在各自悠久的历史发展中，在不同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和文化氛围中，形成不同的社会结构和交往模式，从而在社会发展形式上各具特色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既然东方社会形态和西方相比本身就具有十分明显的特殊性，其社会发展道路自然也会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马克思说“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3]（P466-467） ，就是这个道理。

总之，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一般理论就好比是一把能够解开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之谜的万能钥匙，没有这把钥匙，我们不能破解出人类社会发展演进的普遍机制和一般规律。这把钥匙之所以是“万能”的，就是因为它对人类社会的一切发展阶段、所有国家民族都是适用的，这是一把开启整部人类社会形态演变线索的启蒙钥匙。但是，单凭这把钥匙还不能使我们透彻地理解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变的具体道路和特殊规律，“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4]（P69）。 “我们不否认一般的原则，但是我们要求对具体运用这些一般原则的条件进行具体的分析。抽象的真理是没有的，真理总是具体的。”^{[5]（P273）}只有当我们深入到中国的具体国情、特殊的历史背景和活生生的社会生活现实之中，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才是有意义的。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态演变之路，虽然直接体现的是人类社会形态演变具体道路的多样性与差异性，但是，它并不能构成对人类社会形态发展演进普遍规律的否定。这条特殊道路非但没有脱离普遍规律，反而为其表征和补充。

参考文献：

[1]列宁专题文集 论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列宁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