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被跟踪了?!

罗洁琪 赵何娟

你可能被跟踪了——无论你身处何方，手机定位系统都能如影随形。只要你的手机处于开机状态，然后输入你的手机号码，几秒钟之后，你的行踪就变成电子地图上一个移动的小红点，精确度达到5米-50米。

电脑屏幕前的窥视者，可能是某个“私人侦探”调查公司，或者与你有情感、财产和利益纠葛的人。“1000元定位一个月”，这是行情；通过QQ聊天，就能匿名完成交易。

这不是电线杆上的小广告，而是北京的真实案例。一起导致23人走向被告席的案件，被称为北京最大的非法出售、提供、获取个人信息案。23名被告中，部分是江湖上的“私家侦探”，1名是中国移动授权单位的职员，5名是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的客服人员和电信营业厅的服务员。

法院认定，他们利用工作之便，将手机用户的定位信息、电话清单、姓名和家庭地址等个人信息非法出卖给私家侦探，以作调查婚外情和讨债用。

这起案件由一名“嫉妒的官太太”无意中揭开。一名退休副部长的妻子，因怀疑丈夫有外遇，委托私家侦探调查追踪丈夫，最终导致前副部长的隐私被泄露。

这揭开的不过是一个隐秘市场的冰山一角。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此类案件早已不新鲜。

定位如影随形

近年来，随着LBS（Location Based Service，位置服务）从技术到商用的成熟，商业化的定位服务已从早期的GPS简单车载定位，发展到如影随形的移动定位技术，在大众生活中无孔不入。

移动定位即在无线状态下，基于通信位置的定位服务。手机用户可以通过这项服务，方便且精准地知道自己所处的准确位置；同时，他人也可以对手机用户进行定位并进行实时监测和跟踪，有的甚至可以使被控对象实时显示在监控中心的电子地图上，一目了然。

无论中国移动、中国电信还是中国联通，均将此技术应用于发展位置业务，其定位目标包括车载和人。

以中国移动开发的家庭成员定位业务为例，服务的初衷是方便监护老人和儿童。一般来说，儿童家长或老人子女为定位发起者，老人和儿童为被定位者。被定位人去营业厅或者发短信授权，就可以办理监护人对其进行位置查询的业务。监护人获得授权之后，就可以对被监护人发起定位，以后，无需被定位人另行同意。

中国移动各省的子公司负责委托各类合作伙伴，寻找业务平台，共同运营家庭成员定位业务。合作伙伴负责平台的开发、升级和运维等运营支撑工作。向此类位置业务公司购买了定位软件之后，就可以实现跟踪。

LBS的应用领域已非常广泛，目前较普遍的商业用途包括四大方面：一是上述小孩和老人手机定位跟踪服务；二是用户已普遍颇为熟悉的电子地图；三是公司用于管理员工工作状态、车辆调度等；四是全面应用于公安、安全等特殊领域。

定位服务的巨大市场前景，也被电信运营商所看重。早在2007年，中国移动就在辽宁沈阳成立了位置产品基地；中国电信也力图在这场竞争中瓜分市场。定位服务广告宣称：拥有更高的捕获灵敏度、首次定位快、定位精度高等。

失控的隐私

业内人士分析说，由于涉及个人隐私，定位服务的很多功能并未在社会上做广泛宣传，但已实际应用到很多领域。由于法律和监管滞后，其合法边界非常模糊。

2011年，中国移动和北京市政府合作了一个重大项目，建立“北京市市民出行动态信息平台”。这个平台是以中国移动北京的1700万手机用户数据为基础，通过位置技术获取手机用户的实时定位信息。这是否会造成个人隐私被侵犯，曾引起巨大争议。

毫无疑问，前述四大方面的定位技术应用领域，需要分类监管。对于其合法界限要从法律上予以厘清，并辅以相应的监管制度和惩处。

例如，人们可能不太熟悉的第四类“特殊领域的定位监控”，因涉及权力机关，更容易被滥用。这样的案例在实际生活中并不鲜见。如2010年，山西夏县教育局长短信举报县长后，半个月内遭遇电话被监听、手机被定位跟踪。此案中，夏县公安局即是在县长指示下，违法滥用了定位监控措施。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中，增加了有关“技术侦查”内容，涉及包括手机定位等秘密侦查措施。学界担忧，这些手段会严重侵害公民的人身自由和隐私等权利，必须加以严格限制。

谁之过？

中国移动职员的《保密承诺书》规定，员工必须严守保密义务，不得随意透露客户保密信息，更不允许出卖这些信息。中国移动还有《移动电话查询规定》、《客户信息保密规定》等管理制度。《客户服务中心间接合同员工管理办法》中亦有专门的“安全管理办法”。中国移动北京公司客服中心综合部《关于员工遵守＜客户信息保密规定＞的点评》称，“员工如有违反将根据情节严重给予处理，更为严重者将负法律责任”。

但相比于唾手可得的利益，这些内部协议和管理规定实施起来并不得力，反倒可以成为公司面临相关案件时的“挡箭牌”。

一位中国移动前员工说，由于客户信息存储涉及的链条很长，接触泄密信息的人员众多，加之层层利益关系，很多时候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相互吃回扣”，监管容易落空。

电信行业规则缺失和监管不到位，是导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

北京邮电大学教授娄耀雄认为，电信业的信息保密，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实现。最关键的措施是追究电信企业高管责任，让泄密事件与其职业生涯挂钩。

刑法修正案（七）对非法获取、提供、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规定了包括对单位犯罪的制裁——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进行相应处罚。但迄今为止，全国没有一起单位犯罪被追究的案例，也没有电信企业主管人员或相关负责人为此被追究刑责。对不断被曝光的泄露客户信息事件，相关电信企业均保持沉默，鲜有公开道歉或对外公布内部问责情况。

甚至，中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还没有“隐私权”的字眼，实践中对侵犯隐私的保护只能适用有关名誉权的规定。

（飞羽荐自《新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