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当代乡贤 促进乡村发展

加快当代新乡贤的培育，是推进新农村建设中乡村政治与文化协调发展的关键。配合《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培育新乡贤文化的政策目标，《江苏省特色田园乡村建设行动计划》制定了建设“富有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的新乡贤文化”的总体目标。

一、当代乡贤的四大特征

自身的客观影响。与士绅、精英、权威等类似，乡贤主要是当地社会中具有影响力的核心人物。乡贤影响力的核心在于，他们均是在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中居于社会圈子核心的“中心个人”。不论是经济发达乡村还是相对贫困地区，当代乡贤均是当地社会的成功人士，在当地社会具有或大或小的客观影响力与支配性。

民众的主观认定。与民间权威类似，乡贤是主观性的，更多依赖于当地普通民众的主观认定。可以说，乡贤并不一定是居于当地社会分层体系顶端的精英，但一定要获得当地民众的主观接受。能否成为乡贤，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当地村民的认可、信服、尊敬，能否满足当地人们的普遍期待。

特定的文化土壤。乡民的普遍期待主要来自于村民长期浸润的地方社会的特定文化体系，因而不同文化下的村民，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就意味着乡贤生长于特定文化观念体系的土壤之中，只有融入并履行地方社会特定的文化观念体系，才有可能得到当地人群的普遍认可与追随。

本土的地域界限。根据经济、社会、历史、语言、环境等因素的不同，江苏省可以分为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区、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文化区、以徐州为中心的徐淮文化区、苏中的淮扬文化区以及沿海市县的海洋文化区。不同的文化土壤催生了不同的乡贤特征，因而乡贤具有一定的本土性，其影响力也有着一定的范围界限。

二、当前江苏乡贤培育的三大误区

忽视社会结构，将传统士绅等同于当代乡贤。当前乡贤培育的一个较常见做法是挖掘本地历史上的各种先贤士绅，并将这些先贤的思想与善举加以提炼，直接在当地普及。重视当地历史资源并无不妥，但必须意识到，那些支撑传统士绅生长并发挥功用的旧有社会结构体系当下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因而，认为通过照本宣科向当地历史先贤学习就能产生出当代乡贤，或者把回乡居住的当代退休官员不加辨析地直接默认为乡贤，这种观点和实践是形而上学的，简单把当代乡贤与传统士绅直接等同挂钩，无疑忽视了社会结构变迁。

忽视主观认定，将地方精英等同于当代乡贤。江苏作为经济发达省份，乡村企业家和老板为数众多。因此，地方政府通常会将这些地方精英特别是经济精英直接视为乡贤并在乡村建设中赋以重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地方经济精英掌握并支配较多资源，能够对地方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一定影响力，但是乡贤拥有威望，绝不单纯依赖其经济实力，相反更多的是来自于当地村民的主观认可与内心信服。如果经济精英与本地价值观念背道而驰，是难以履行广大村民的核心文化期待的。离开了村民的主观认定，经济精英也只能是无水之舟而已。

忽视文化土壤，将道德楷模等同于乡贤文化。这一实践主要强调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下的各种道德完人与先进典型，并视其为先进的乡贤文化在乡间大力弘扬。这种做法本身并无问题，但隐含着一个误区是把主流先进文化与乡村民间智慧进行二元对立，并将主流文化视为先进的、现代的，而乡村民间文化是落后的、传统的，并被粗暴压制着的。乡贤不可能千乡一面，而应根据民间文化土壤的不同特质呈现出不同的外在形态。如果乡贤一旦缺乏民间文化，也就失去了生长的文化根基。

三、加快培育江苏乡贤的三点建议

塑造现代新型社会结构，提升乡贤的自生能力。传统士绅是在帝制时期的一整套社会结构体系中生长出来的。因而，对当代乡贤的培育，不能仅靠外部植入，而应是一种上下贯通契合的社会结构下的自然生成。对此，一是要从城乡结构上，彻底破除乡村即落后的刻板印象，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束缚，使城乡只有生活方式之分而无先进落后之别；二是要从教育内容上，把全省各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地理资源等知识纳入现行教育体系，从教育上把本地、乡村与现代发展统合起来；三是要从流动机制上，不仅要促进乡村子弟向上流动，更要通过政策与制度让“走出去”的企业家、官员、知识分子等精英愿意回乡且能够回乡。

扶植村民客观行动能力，扩大乡贤的来源渠道。除了回乡精英之外，长期生活在本乡本土的村民更应该是乡贤的主要来源，但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对其客观能力的培育。对村干部群体而言，应确保有能力且被村民认可信服的人进入村干部行列，并通过加大对乡村干部业务能力、政策知识等各方面的定期学习和培训，使其准确及时地获悉村民的真正需求，掌握国家的最新政策，进而为乡村建设开创良好的政治空间。对普通村民群体而言，应借助社会工作的专业优势，通过充分培育规模化的农村社工队伍，实现对村民的赋权与增能，增强村民的参与能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升普通村民的对话、协商与合作能力，加快从普通村民中培育出当代乡贤的步伐。

挖掘本土文化觀念体系，优化乡贤的培植土壤。乡贤是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生成建构起来的，离开本土文化谈乡贤培育，无异于空中楼阁。对此，一方面，应加大对本土文化的整理与研究力度，通过借助政府力量，组织学者、官员与当地乡老等，对地方本土文化体系（包括宗教体系、民间信仰、做人观、幸福观、公正观及对权力、成功、发展的观念等）进行挖掘与整理，研究并提炼出本土文化观念体系的层次、类别与内涵，从而厘清当地乡贤的文化逻辑。另一方面，应加强对乡贤文化的引领与塑造，在准确掌握本土文化体系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本土文化观念加以引领，并将其与国家新农村建设的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结合起来，从而培育出既符合当地村民的文化期待，又体现出新时期江苏新农村发展方向的“新乡贤”。

〔本文系南京理工大学李晓斐承担的江苏省社科基金项目“乡村政治与文化建设协调发展研究”成果〕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供稿）

责任编辑：刘志刚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