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军战俘在中国的真实生活

李苏宁

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是我国进行的一场正义的战争。中国军队除收复大片固有领土外，还抓获3968名印度战俘，1963年上半年，当中印两国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后，中国仅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就释放了全部印方被俘人员。

印军中校深夜束手就擒

1962年10月19日深夜，印军通信中校提瓦力随第7旅旅部进驻南卡楚河畔的桑格哈尔，憧憬着明天冲上塔格拉山主峰。然而，所有的遐想在20日凌晨宣告终结，一阵阵炮声把提瓦力从睡梦中惊醒，中国军队开始反击了！提瓦力拔出一支勃朗宁手枪试图抵抗，但立即被解放军制服了。后来他得知，中国军队仅用一天便全歼印军第7旅，旅长达尔维也束手就擒。

在被俘的头几个小时里，提瓦力感到非常紧张，因为印度战前宣传都把中国人比作二战的日军。幸运的是，中国军人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敌意，当印军解除武装后，他们主动生起火堆，让俘虏们取暖，还对战场上的印军尸体进行掩埋，插上标记。

“中印军队真是不同”

1962年10月21日，提瓦力跟着百余名俘虏，在一个班的解放军押解下跨过南卡楚河，前往中國设立的战俘营（标准的说法是“收容所”）。10月26日，提瓦力被安顿到位于西藏中部的琼结县收容所。

在提瓦力眼里，中国军队尤其重视俘虏的登记工作。提瓦力回忆，当时中国为印俘准备的登记表都是中英文对照，因为中方强调所有项目都要符合《日内瓦公约》规定。和提瓦力打交道最多的是一名姓佟（音）的解放军中校。佟中校很诚恳地向提瓦力请教关于印度官兵的军衔职称以及姓名方面的问题，因为这名英语纯熟的中国军官发现，英语并非印军内部的通用语言，许多民族的士兵文化程度低，只懂用本民族语言对话，却不会书写。

印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来中国后尤其“水土不服”。最让提瓦力等印俘军官动容的是，中国军队的官兵平等原则。印度军官都配有勤务兵，视体力劳动为下贱的事，士兵也认为军官不劳动“理所当然”。一次，印俘中队随中国军官去山谷拾柴，印度士兵看见中方中队长拿着绳子走在后面，纷纷猜测：“中国长官拿着绳子跟上来，如果谁不好好干活，一定会被捆起来。”但他们后来发现，中队长自己也在拾柴，那根绳子是背柴火用的。印俘们这才恍然大悟地说：“中国军队与印度军队真是大不相同。”

许多印俘不愿打扫厕所，也不愿替别人理发，认为这些是“最卑贱的差事”，只能由低种姓的“贱民”和“不可接触者”去干。但中国军官却带头拿着铁锹到厕所干起来，有的区队长还为印俘理发。一个印俘理发兵说：“我在印度是最下贱的人，可是中国人对我一视同仁，过这样好的日子我还是第一次。”

回国前受邀参观中国内地

中方收容所里，有着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但印俘军官和士兵的观感却大相径庭。前者担心中国人“洗脑”，而后者则普遍赞扬中方宽待战俘政策和为此作出的重大努力。

在与中国军官的思想交流中，双方绕不开的话题，就是中印边界问题真相是什么？包括提瓦力在内的所有印俘军官，第一句要强调的话便是“麦克马洪线就是（印中）国界”。不过，中国军官没有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向印俘们讲解传统习惯线是怎样形成的。随着介绍的深入，他们开始有人承认，过去新德里根本没告诉他们有什么传统习惯线。当然，由于顾虑回国后的前途问题，多数印俘在集体场合，往往不敢公开承认解放军自卫反击的正义性。

1963年4月21日，中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通过中印两国红十字会释放全部印军被俘人员。早在3月26日，印俘们就得到通知，他们不久将被释放。为了满足印俘军官提出的希望参观中国内地的愿望，中方宣布全部校级以上印俘经内地遣返。这样，尽管提瓦力等人的身份还是战俘，但已经不被看作敌人了。中方为每个人量身定做了西服和皮鞋，并准备了个人用品。

1963年4月6日至5月4日，印俘达尔维准将、9名中校和17名少校参观了武汉、南京、上海、无锡、杭州、北京等城市。他们在北京观看了五一劳动节的庆祝活动和焰火，还同印度驻华使馆人员见了面。5月4日，他们经昆明转道回国，参观期间，中方接待人员很有分寸，称印度被俘军官为“先生”，和他们讲话时称“印度朋友”，从不用伤害他们自尊心的言语。一名印俘中校说：“旅行期间，我们看不到中国有反印漫画和标语，人民的言行中也没有丝毫敌意，这和我们从前听说的大不相同。”

1963年5月25日，释放被俘印军人员的工作全部顺利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