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率领我们拨乱反正

胡耀邦是拨乱反正的思想先导，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组织和推动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支持下开展的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冲破“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成为拨乱反正的思想先导，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持创办《理论动态》

1977年3月，胡耀邦受党中央委派，任职中共中央党校。1977年6月的一天，孟凡找到我，要我马上和他一起走，说胡耀邦要见我。我们一路紧行，走了相当远的路，才到了胡耀邦的办公室兼宿舍，我气喘吁吁地进去，看到他正在房间里神情自若地悠然踱步。

胡耀邦见我有些紧张，便微笑着同我说话，“你就是王聚武呀，好大的个子呀！再长高点儿就顶天立地喽！”幽默的话语顿时使我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胡耀邦说：“叫你来，是想和你谈谈，我们要成立一个组，办一个刊物，这可不是一般的刊物，是要扭转乾坤的，先叫《理论动态》吧！你应当明白，‘文革有很多遗留问题，要解决起来，阻力大呀！战争时期，我们上过战场；今天，我们又要上新的战场喽！”当时我因为反康（生）、曹（轶欧），“靠边站”了多年，头上还顶着“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帽子，已经12年了还没有“解放”。我带着畏难情绪说：“我已经11年没工作了，笔都拿不起来了，都生疏了！脑子和手多年不用，都生锈了！”胡耀邦说：“慢慢适应吧，重要的不是笔，是思想！”我仍然信心不足地说：“思想也跟不上啦！”胡耀邦鼓励我说：“会跟上的，一定能跟上！一边干一边学嘛！兵要练，脑和手也要靠练嘛！”这次谈话大约有一个多小时，临走时，胡耀邦说：“你好像还没‘解放呀？好啦，这回‘解放啦！”自此，我便成了理论动态组的一名成员。

理论动态组，实际上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一个写作组。每五天出一期《理论动态》，每期刊登一篇理论文章，公历逢五逢十出版，风雨无阻。当时，“四人帮”虽然被粉碎，极左思潮对思想领域的影响还很深，“文革”中被颠倒的思想理论、政策是非，仍然极为混乱。跟着胡耀邦做了若干年工作后，我才逐渐明白，胡耀邦办这个刊物原因很复杂，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为了拨乱反正，推倒“两个凡是”，把“文革”中被颠倒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政治是非颠倒过来！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发表了《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文章提出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文章继续宣扬“文革”所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以阶级斗争为纲”。紧接着，1977年4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5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一文，全文贯穿了“两个凡是”的思想，并提出，“文革”结束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主要任务仍然是“抓党内走资派”，“继续革命”就是“继续反右”，实际上是为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一大定调子。这些都说明，极左的影响仍然很大，政治形势仍然极为严峻。

1977年7月12日，胡耀邦召开小型理论座谈会，讨论党校复校后如何辅导“毛选”第五卷学习的问题。中央党校校务委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主任吴江就“文革”发生的历史根源在会上作了系统发言，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从理论上提出尖锐的质疑和批判。胡耀邦听了吴江的发言，认为讲得很好。经过深思熟虑后，胡耀邦毅然决定《理论动态》于1977年7月15日正式创刊，发表吴江根据座谈会发言稿改写的《“继续革命”问题的探讨》一文。该文指出，“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应是技术革命；现实情况有“左”也有右，应当是有什么反什么。这篇文章虽未从根本上否定“继续革命理论”，但他提出质疑的几个问题都击中了“继续革命理论”的要害。胡耀邦回顾这篇文章时说：“那时候提出这个论点是不容易的，可以说是理论上拨乱反正的第一个行动。”吴江就这样成了《理论动态》的首位作者，并受胡耀邦邀请，协助他领导理论动态组。

为了宣传、贯彻党的思想路线，胡耀邦又开始深入研究毛泽东思想实事求是的精髓。1977年8月初的一天，胡耀邦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对我说：“‘文革中，我们党遭受了严重破坏，归根结底就是实事求是的传统作风被丢掉了。直到现在，强加于人们身上的绳索和镣铐还没有被解除。我们要解放思想，砸碎牢笼，任务十分艰巨。现在我们就要写一篇文章，名字叫《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文章要从认识和实践关系的角度，对这个问题加以深入剖析。”胡耀邦提出，这篇文章要批评某些人“对待是非不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权威意见为准，以报纸刊物上的提法为准”的倾向。指出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革命的勇气”，“砸碎‘四人帮强加在人们思想上的绳索和牢笼”。

这篇文章之所以在题目中被冠以“理论工作”四个字，是出于对当时形势的考虑。文章实则针对的是全党各条战线。这是在拨乱反正初期，对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有针对性的、重要的深刻阐述。文章中提到“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唯有科学的态度和负责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民族到解放之路。”“我们除了科学以外，什么都不要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作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文章列举了违背实事求是的种种倾向，其中一种是：“风派”，靠摸“精神”吃饭。他们对待是非，不是以客观实际为准，而是以“小道消息”为准，以某些“权威”的意见为准。一句话，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们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们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们又是北风派。在他们头脑里，有一种极其危险的机会主义思想。文章还以“解放思想，砸碎牢笼”为题，进一步深入谈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问题：“四人帮”给理论工作造成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要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以革命的勇气，砸碎“四人帮”构筑的思想牢笼……endprint

《理论工作必须恢复和发扬实事求是的作风》一文于《理论动态》第9期（1977年8月25日）刊登。在拨乱反正初期，这篇文章起码包含着三条“突破”：一是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破除迷信”；二是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反对“风派”；三是首次旗帜鲜明地提出，判断是非要以客观实际为标准，“真理标准问题”已经开始萌发。这三条，为以后拨乱反正的进一步发展，拓开了政治、思想、理论上的道路，也为后来更大范围、更大规模的理论讨论奠定了舆论基础，促使读者对实践标准问题做更深层次的理性思考。

三篇文章逐步深入思想政治上拨乱反正

由于“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拨乱反正的工作一直受到极大阻碍，政治、经济等局面迟迟不能打开。究竟怎么样辨别谁是谁非，用什么标准辨别是非，用什么检验真理和谬误，就成为推倒“两个凡是”，树立正确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一个根本问题。

1977年10月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办好各级党校的决定》中指出，“要提倡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学风”。10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复校后第一次开学典礼，叶剑英在开学典礼上作了《坚持和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的重要讲话，要求在党校学习的高中级干部要用心研究党的历史，特别是“第九、第十次和第十一次路线斗争”的历史。

当年12月，胡耀邦召集中央党校有关部门负责人，再次研究这件事。他提出了两条原则，其中第二条，胡耀邦说，应当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他引用毛泽东的话说，“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路线正确与否，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要用实践结果来证明，用路线斗争的实践结果来检验。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在胡耀邦艰苦精心的组织下，经过反复修改，于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这篇文章重申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原理：社会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它还指出：“凡是科学的理论，都不会害怕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它要在实践中不断增加新的观点、新的结论，抛弃那些不再适合新情况的个别旧观点、旧结论。”

5月11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头版发表，新华社当天发了通稿；12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以及《解放日报》等全文转载；13日，又有多家省报转载。自此，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展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一发表，就掀起了轩然大波，特别是受到坚持“两个凡是”者坚决、激烈的反对，但是党内很多同志是赞成的，包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如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谭震林等纷纷表态，坚决支持。

这个激烈的争论，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注意。1978年夏季的一个夜晚，小平同志把胡耀邦叫去，连夜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就看了一下。他肯定地指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他还着重指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思想路线问题不解决，政治路线不能贯彻。解决了这个问题，实现四个现代化，才有真正的思想基础……理论动态组是个好班子，不能散！

罗瑞卿也指出：“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这是一件大事，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

就在真理标准问题还处于尖锐、激烈争论的过程中，胡耀邦又继续抓紧组织有关真理标准的另外两篇文章。这就是吴江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和我写的《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的检验》。《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责，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回答了那些批评意见。但是，由于一些压力，《人民日报》等报刊已不允许刊登这篇文章。

恰在此时，罗瑞卿审时度势，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指示《解放军报》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他还强调“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指示《解放军报》根据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尽快写出一篇有分量的评论文章，给讨论以支持。解放军报社的姚远方带着罗瑞卿的指示到中央党校商量，认为吴江新作正符合《解放军报》需求，于是将清样带回给罗瑞卿审查。罗瑞卿看后全力支持，他兴奋地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什么时候改好，什么时候发表，不要抢时间。”在罗瑞卿的具体指导下，吴江和《解放军报》的同志对这篇文稿进行了反复修改加工。罗瑞卿还六次同胡耀邦通电话商量修改意见，又将文稿送胡耀邦阅后，才最后定稿。就这样，《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最后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于1978年6月24日在《解放军报》上发表。

1978年7月18日，罗瑞卿赴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治疗腿疾。临出发前，他给耀邦打电话，特别说道：“如果因为这篇文章要打屁股的话，我愿意接受四十大板！”罗瑞卿坚决捍卫真理，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行为使我们深受感动。

1978年8月初，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的部分同志找到他家。他提出，已经写了两篇真理标准的文章。现在要把范围扩大：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比如，一切政策、规章正确与否，对人的处理正确与否，评价干部的好或坏，判断什么是先进、什么是落后，检验一件文艺作品的优劣等等，都要经受实践检验。胡耀邦还说，有一次，他和叶剑英说了这个问题。他说，要把真理问题扩大，不光讲真理标准，还要讲辨别其他事情的标准。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会影响各条战线的工作。这个会后不久，胡耀邦又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亲自出思路、出题目、定调子，就这篇文章的写法作了一次长谈。他对我说：“这篇东西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扩充，第一篇文章只是就检验真理而言的，后面这篇文章是就检验一切其他事物而言的。一定要遵循这个思路，写好这篇文章。”endprint

在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探索上，胡耀邦从来没有止步。他总是不停顿地思考问题、探索问题、研究问题。包括外部世界的一切，包括客观世界、主观世界的一切。可以说，这是一种创造性的探索、研究。1978年9月10日，《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受实践检验》这篇文章刊登于《理论动态》第84期。9月25日，《人民日报》作为“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公开发表。9月26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新华社向全国发通稿，全国地方报纸也转载了这篇文章。

在胡耀邦领导下，大家写的文章在公开报刊发表时，一律署名“特约评论员”，而不属执笔者个人的名字。这个做法是有道理的，那个时期《理论动态》上发表的文章，大都体现了胡耀邦创造性的思想、观点，很具有权威性。我们虽然也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但是基本思想、基本思路还是耀邦同志的。在胡耀邦主持下，“特约评论员”这个名字出现次数多了，就引起外界的纷纷猜测。有读者分析，这是胡耀邦智囊团的化名；有的猜测，这个智囊团，设在什么地方呢？

1977年年底，根据中央决定，胡耀邦在继续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同时，又担任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1977年12月17日上午，胡耀邦召集理论动态组的同志开会，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后天我要到中央组织部上班了。”然后他又对大家说：“虽然我不在中央党校上班了，但我还是要跟大家共命运的，以后我们每个星期联系两次；《理论动态》的质量，只能提高，不能降低，只能前进，不能后退！”胡耀邦还说，“你们要记住，在我死了以后，悼词中要写一笔，我办过《理论动态》！”他对《理论动态》那种深厚的情感激荡在我们每个人的心田。

大约刚刚进入1978年，胡耀邦把当时任中央党校教育长的冯文彬和时任哲学教研室主任的吴江请到中央组织部，我们理论动态组的几个人也随同前往。在这个会上，胡耀邦宣布，中央党校成立一个理论研究室，由吴江担任主任，由孟凡担任副主任，并宣布理论动态组正式成立。胡耀邦说，理论动态组的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把“四人帮”颠倒了的理论是非、思想是非、政治是非统统颠倒过来，推倒“两个凡是”。叫我意想不到并倍感压力的是，胡耀邦还宣布我为理论动态组组长。会后，胡耀邦留大家在中组部的大食堂吃饭。在我和胡耀邦单独就餐时，我诚恳地对他说：“这个组长我不能干，我的水平拿不起来。”胡耀邦给我鼓劲说：“不要怕，能干好！经验都是一点儿一点儿积累的，凡是工作都是从不会到会，从不熟悉到熟悉的；局面是靠人闯出来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嘛！”说着就亲切地笑了起来。快吃完饭时，胡耀邦又对我说：“不要胡思乱想啦，定下来就干吧！”然后放下碗筷起身就走。

在之后的工作中，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我以勤补拙，倍加努力。之后，我又先后被任命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我参与拨乱反正工作的过程，也是同自己头脑中“左”的思想残余做斗争的过程。一步步，我吃力地跟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前进，思想觉悟逐步提高。这些觉悟是胡耀邦等同志勤恳教育的结果。正像胡耀邦所说，是刻苦练脑、刻苦练手的结果！

耀邦教我领会、宣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

1978年11月10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央工作会议历时36天，在12月15日闭幕。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前，邓小平于12月13日，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次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就在中央工作会议开幕的第三天，胡耀邦把理论动态组几位同志找到一起，进行了一次极为重要的谈话，并布置了写作任务。他说，这次中央工作会议，要巩固拨乱反正的成果，彻底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胡耀邦说，中央认为，到1978年年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基本上结束了。从1979年起，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就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他特别指出，随着重点的转移，干部中很多不懂装懂的“南郭先生”就要暴露了。

11月28日的一次学员毕业典礼上，胡耀邦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个着重点转移，或者转变问题，是一个新问题。过去二十几年，搞的是阶级斗争。现在我们要来搞建设，搞四个现代化。对这件事，老实说，我们不懂。所以，必须要重新学习。如何重新学习，我讲不清楚。我建议，理论动态组写一篇《论新的重新学习》，总结一下历史经验。

12月12日，初稿很快送到胡耀邦手中。这时，中央工作会议仍在进行。会上，胡耀邦很快审阅了该稿，把题目改得非常准确、鲜明：《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他还在送审稿上批了两点重要意见：第一点是要好好走走群众路线；第二点是要我了解一下小平同志即将在中央工作会议讲话的主要内容。

一天，胡耀邦的秘书陈维仁带我去京西宾馆胡耀邦开会的地方。胡耀邦又和我们认真交谈了对这篇文章的修改意见：包括篇章结构，重要问题的提出和解决。而且要求我们就在他的办公室里，当场对《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进行再次修改。胡耀邦指出，《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定要体现小平同志的讲话精神。他这里所说的小平同志的讲话，就是后来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所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陈维仁和我又根据胡耀邦意见认真修改了这篇文章，并且立即将这次修改的稿件交给胡耀邦。胡耀邦立即接过手来，很快修改，定稿。

仍然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胡耀邦对稿件审阅修改后，写了如下一段批语：“这篇东西可发（如果还有稿子就迟一期），但要同各报刊打个招呼，暂不要转载。要等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了后，才能转。”“另外，我改了一个地方，请特别注意。凡属根本理论的地方，千万不要出娄子，或者忘记。”胡耀邦要求“特别注意”的他修改的“一个地方”，再加上送审二稿上原有的经济理论、科学技术和管理三个方面的学习，正是小平同志讲话的第四部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的一段完整的内容。

《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文指出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大决策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这样，就把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政治路线联系了起来。为了教育广大干部在伟大的转变中重新学习，告诫领导干部克服不懂装懂的毛病，胡耀邦还专门让我在文章中加上了“南郭先生吹竽”的典故，这样就把文章中心思想阐述得更加深刻。1978年12月15日，《理论动态》第103期发表《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这篇文章。这天，正是中央工作会议闭幕的日子。根据胡耀邦的意见，此文并没有随即在全国各报上刊登。一直等到12月24日，才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之日，同时发表。当年1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紧接在公报之后，就是《伟大转变和重新学习》一文。

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举行，是新中国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两次重大历史事件。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已经为这两次重大历史事件做出了最好的诠释。在胡耀邦的亲自指挥下，我能成为两次重大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深感荣幸！（编辑 杨 琳）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组第一任组长，离休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委员、教育长）endprint